中国央行行长易纲称，防止财政赤字货币化。（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williamhill官网 2020年12月2日讯】（williamhill官网 记者李正鑫综合报导）中国央行行长易纲发文《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称，防止财政赤字货币化，在财政和中央银行两个“钱袋子”之间建起“防火墙”。中国央行和财政部争斗已久，有时甚至需要中国总理李克强出面干预。
12月1日，据《财经》杂志报道，在这篇题为《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文章中，易纲阐释了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内涵：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现代货币政策框架、金融基础设施服务体系、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和国际金融协调合作治理机制的总和。其中，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包括优化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创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和畅通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易纲写道：必须实行独立的中央银行财务预算管理制度，防止财政赤字货币化，在财政和中央银行两个“钱袋子”之间建起“防火墙”。
易纲认为，金融监管和风险处置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依然突出，市场纪律、破产威慑和惩戒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以社会稳定为由倒逼中央政府、中央银行承担高昂救助成本的问题仍未根本扭转。
易纲说的财政赤字货币化又称政府债务货币化，意指以增发国债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导致经济体系中货币供量的增加。财政赤字货币化下中央银行通过发行货币的方式为财政融资，其结果导致货币供给量的增加。
今年6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一次会议上发言时建议，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下，可以考虑用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实现赤字的货币化，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结合成一种新的组合，以缓解当前财政的困难。
一石激起千层浪，旋即挑起了财政专家和金融专家关于“财政赤字货币化”的激烈争论，中国央行前行长周小川、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等纷纷站出来反对。
例如，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说，切断财政与央行的直接融资关系，防止财政赤字货币化，是银行信用货币制度得以正常运转的基本原则。一旦抛弃这一原则，银行信用货币制度就将崩溃。
财政赤字货币化这种由央行为扩张性政策直接提供资金的做法，常被形容为“政府左手印钞，右手花钱”。一方面是因为这一做法让央行沦为财政的“提款机”，其次是导致政府预算不受约束，导致过度负债，乃至国家破产的严重后果。
不久前，趁着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央行和财政部又发生争斗的苗头。
中国央行研究局课题组在《中国金融》2020年第11期发文称，历史经验表明，财政和中央银行职责边界清晰，中央银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有利于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反之，财政和中央银行的职能边界模糊，甚至财政凌驾于中央银行之上，“大口袋里套小口袋”，就会出现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在财政与中央银行合并成“一个口袋”的极端情形下，中央银行作用实际上无从发挥。
这实际上已经道出中国经济常年存在的问题，中共政府下辖的央行和财政部争斗不断，也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今年5月，曾担任过中国央行副行长的吴晓灵撰文称，“我们的财政政策是否合适，效率如何？中国的银行体系尽管在信贷的公平性上存在问题，但传导机制是正常的。”
她表示，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购买国债，就是对财政的支持，也借此吐出基础货币实现信用扩张并创造货币。之所以中央银行不直接购买一级市场的国债，是希望对政府财政有一个市场约束。
事实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讨论一直是学界议论的热点话题，除了学术讨论外，也难掩背后的金融部门之争。
吴晓灵的一个视频也曾在网络上流传，她表示，财政与金融之间的定位和关系争论不断，其实很多事情央行是明白的，但操作中受到掣肘。
2018年7月，央行和财政部矛盾公开化。中国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撰文称，“多个现象表明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够积极，甚至是紧缩的”；“中国的财政透明度很不够，信息披露大而化之，缺少公众监督，不要说人大代表看不懂财政报表，我也看不懂。没有有效的信息披露，事实上监督制衡无法实现。”
随后有财政官员发文表示，财政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和支柱，并且讽刺央行没能管理好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在地方债乱象中，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共谋’或‘从犯’的角色。地方政府不规范举债的各类形式、各个环节，几乎都有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参与，其包装操作之复杂，远超出基层财政部门的工作水平。”
央行和财政部争斗愈演愈烈，使得李克强主持会议，要求“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稳健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暂时平息了两大金融部门之争。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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