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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iamhill官网 2019年5月14日讯】(接前文）斯金纳讲话最引人注意的一点就是文明的冲突。一讲到文明的冲突，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已故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斯金纳说，她的观点有亨廷顿的一些思想，但也略有不同。
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冲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书中，亨廷顿提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亨廷顿把世界分为七大文明，中国被归为儒教文明。亨廷顿断言，美中冲突不可避免。美中两国的分歧是全面性的，是根本性的。按照亨廷顿，自由民主只是西方价值，不是普世价值。
多年来，中共当局鼓吹中国特色、中国国情，否认西方式自由民主，应该说和亨廷顿的观点有某种契合。有趣的是，近些年来，某些愤世嫉俗的异议人士也在宣扬某种中国特色论或中国国情论。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不是共产党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民的问题。在他们看来，坚持自由民主价值的中国人只是一小撮，而他们注定得不到广大民众的支持。
亨廷顿把中共治下的中国大陆归为儒教文明。这明显站不住脚。因为中共是中国历史上最敌视儒教、最反对儒教的；在所谓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中，有不少都比大陆更好地保留了儒家的传统，也都接受了自由民主价值，可见儒教文明并不拒绝自由民主价值，中国大陆的问题不是传统文化的问题，不是儒教文明的问题，而是共产专制的问题。
美中冲突究竟是制度的冲突还是文明的冲突？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如果你认为美中的冲突是制度的冲突，而制度是可以改变的，你就会致力于促成对方制度的改变。尤其是那种压迫性制度，大多数人都是受害者，因此都有反对和改变这种制度的愿望，所以促成制度的改变不但是可取的，而且也是可行的。但如果你认为美中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甚至种族的冲突，结论就不一样了。因为文明、更不用说种族，是不可能改变的，至少是很难很难改变的，除非武力征服，然后强制改造，否则你就只有去接受对方的存在，学会如何与对方和平共处。
所谓普适价值，一般含有两层意思。其一是指该价值具有普遍适用性，不分宗教、国家、民族，都适用。另一层意思是，该价值在大多数地方被很多人共同发现和认同，哪怕这种发现还很模糊，哪怕这种认同并没有表现在外部行为上。在晚清，中国一批饱读诗书的儒生，一接触到西方的自由民主，立即大加赞扬，认为其深合中国古代先哲先贤之意。这就表明这些价值具有普适性。
更有力的证明是八九民运。30年前，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和平的民主运动。这场运动的巨大规模有力地证明了，在中国，自由民主绝不仅仅是极少数异议人士的追求，而是千千万万民众的共同愿望。抗议者们在天安门广场，仿照美国的自由女神像，树立起一座民主女神像。这说明抗议者们正是把美国当做榜样。这说明在当时，大家都深信自由民主是普世价值，不但适用于西方，也同样适用于中国。
斯金纳并没有简单地把美中之争归结为文明的冲突，更没有说中国文明就是排斥自由民主的。应该说到今天，西方国家对专制中国的崛起所带来的严重危害已经有了较多的共识，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崛起的专制中国的基本性质，还缺乏足够清晰的认知；因此在如何应对的问题上，还缺乏必要的共识。在八九民运、六四屠杀30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认真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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