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对天王的理解未必是正确的，而天王也有很多事情是众人所不知的，例如在诸多奏乐种类之中，天王尤其重视管乐和弦乐。（图片来源：时报出版）
说到音乐与天王的关系，相信有些较留意现代王室消息的读者知道，新任天王德仁是一名管弦乐的能手，他在就读学习院大学时，便能演奏小提琴和中提琴。然而对于天王家来说，演奏西洋乐器当然是一个异数，毕竟西洋乐器和音律传来日本不过是一百五十年前的事。在那之前，历代天王一直都与和式乐器和音律如影随形，密不可分。没错！乐器和音律就是天王的帝王学之一。
日本史学者胡炜权提到，现代的日本王室会在每年一月于王宫举行和歌会，歌会起码已有近八百年的历史，可追溯到十三世纪末的镰仓时代中期。比和歌会历史更悠久的就是“御乐始”，用现代语来说类似于“王家演奏会”。在这个王家演奏会里，天王不是临席聆听的一方，而是亲自演奏的当事人。因此，“御乐始”与和歌会一样，都是展示天王文化实力和教养功力的重要活动。
“御乐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千二百年前的奈良时代，一直延续到一八六九年，也就是明治维新的第二年。明治天王在该年举行了历史上最后一次“御乐始”，直至一百五十年后的现在，都再没有举行过，已成绝响。镰仓时代中期的顺德天王，在自笔书写的帝王家训《禁秘抄》中，提到天王有几个必须学习的技能，排第一的是中国经典学问，第二的是管弦，和歌则紧随其后。由此可见，在古代帝王学里，管弦的重要性与和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均要求王家子弟从小学习，预定将来成为天王的王子，更以最严格的方式接受名家的教育和培训。
既然如此重要，为什么管弦会在明治维新之后随即被弃之一旁，不曾复兴呢？在这之前，先来谈谈天王的音乐学史。日本史学者胡炜权表示，古代的日本宫廷重视奏乐，这与七世纪时通过遣隋、遣唐使的交流，吸收了中国王朝的礼乐制度，有着重要关系。在这之前的古坟时代，即公元五世纪为止，日本通过与朝鲜半岛的交流，吸收了百济、新罗和高句丽三国的礼乐舞曲，将其改良和进行本土化，慢慢形成日式风格。因此，日本宫廷的奏乐文化其实是经历不少转折，混合而成的。
在诸多奏乐种类之中，天王尤重管乐和弦乐，一般而言，主要学习的管乐乐器有笛和笙，而弦乐乐器则是琴（和琴、和筝）与琵琶。十世纪时在位的村上天王曾经说明管弦乐对天王的意义。他说：“思于心里，携于手上，唱于口中，听于耳内。”他认为通过学习、演奏管弦，便能习得四个重要的美德－－心有所思、手持音乐，唱念口边和深入耳听。可见到了十世纪，天王已经不只视音乐为陶冶性情的工具，更将其提升到培育君德君才的重要媒介。也因为这个原因，管弦在中世纪时便被尊称为“帝器”。到了十二世纪，正值武士崛起的时代。即便如此，天王与贵族对于“帝器”管弦的重视一如既往，也产生了很多理论和哲学，当时最重要的一本管弦乐理书《管弦要义》便提到：“一切音乐皆是为治国治民也。”
当时的贵族依然相信管弦为首的音乐是国君学习治国、兼听八方、知国难、忧民苦的重要一环。因此为了尽早习得如此重要的治国之术、帝王之学，王子们自小便刻苦学习，学有所成后便会在“御乐始”等场合，于众贵族王族面前演奏，以示具备统治能力。然而，随着朝廷统治能力衰退，以礼乐治国的理想已不具现实性，天王学习管弦也变成一种礼仪和家艺独学。对于镰仓时代以后的天王来说，学习管弦既是天王的任务，也是延续祖宗遗德、绝学的使命。
因此，虽然有少数天王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自选喜欢的管弦乐器来学习，但这也与他父王的学习经历十分有关。即使某一位天王对学习特定的乐器没有天分，但为了以上的理由也必须勉力学习，延续传统。这是因为如果不能延续下去，既愧对祖宗，也有损君德。尤其在十三至十四世纪爆发的天王家分裂，学习管弦乐器对于两派互不承认的天王家系（北朝、南朝）来说，更是分辨敌我，以及显示优越的武器。这段王家分裂的苦难同时也是“帝器”的淘汰筛选时期。到了室町时代，管乐中的“笙”与弦乐中的“筝”，成为了最重要的“帝器”，为此后历代天王所必修，以示君王的气度与教养。不过到了江户时代，学习乐器逐渐式微，“帝器”也不如古代那么被重视，流于形式化。笙与筝以外，曾一度被放弃的和琴、和笛，也重获重视。
到了幕末时代，最后一个可以演奏笙与筝的是孝明天王，而明治天王则似乎未学习“帝器”。在一八六九年举行的最后一次“御乐始”，天王变成了“听乐”的一方，不再进行演奏。明治政府虽然没有明示原因，但显然是模仿当时西方国家君主出席演奏会的习惯。虽然西欧国家也有国王自行演奏乐器，但明治政府为了提高君威，强调国家威严，否定了身为“现御神”的天王在公众场合演奏乐器的需要。虽然新天王德仁熟习西方弦乐，但这并不代表天王重拾演奏乐器的王家传统（毕竟不是和乐）。这嗜好会不会成为将来天王重修“故业”的契机，则有待观察了。
（本文节录自：胡炜权《解开天皇秘密的70个问题第一部+第二部套书》，时报出版，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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