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高群和孩子们（周高群提供）
【williamhill官网 2019年1月14日讯】摘要：我见周姐姐，是在2018年2月14日。那时，她刚刚做完甲状腺癌手术，脖子上一条横着的毛毛虫，被周姐姐掩盖在高领毛衣下。离开，是在周姐姐拄着拐杖，微弓着背，在YKK门前，她那不舍的眼神中。
很傻，只是因为丢不下孩子
周姐姐全名周高群，37岁，来自贵州省大方县农村。2011年1月4日，她成为日资企业吉田拉链（深圳）有限公司（YKK）的一名操作工，因为YKK用工严格，登记、面试、体检、培训……她经过了半个月，才得到了这份工作。
2011年3月，领导希望能平稳渡过生产高峰期，就调人员去试验开三台机，还是试用期新员工的周姐姐成为了这个“幸运儿”。要知道正式工都只是开一台机，速度快的最多开两台机。
“我当时拒绝，他说你不想开三台机，可以，辞工书在那里，你去拿吧。”
为了挑战极限，领导还另外给她配备了专门的机修，说别的机器可以停，但她的，绝对不能停。
其他同事在旁边看着，笑她傻，说她老实，但也因为试验，大家都不敢上前帮忙。周姐姐当然不是真傻，她这么拼是有原因的，这还得从她的家庭说起。
1997年，因家境贫困，16岁的周姐姐来到深圳打工。她在这里成长、结婚、生子。表面上看一切顺利，但实际上丈夫好赌，还家暴。
周姐姐的丈夫是一位纹身师，上班时间不固定。一天，她下班回到家，打开门，看到自己女儿在门口的地板上睡着了，小儿子不在家。她到楼下，才找到小儿子。他光着脚，光着屁股，只穿着一件上衣，满大街地跑，而她的丈夫在麻将馆里打麻将。
这件事之后，周姐姐把孩子送到了贵州娘家，原本和丈夫商量，让他每个月往家里寄五百块钱的，但他却一次都没有寄。
最后决定离开他，是在警察的保护下。
10年4月5号，他骑电动车来工厂接周姐姐回家。在半路上，他停车，走下来，猛得将一只手捶在周姐姐的背上，再将坐在车上的她一把推倒，又将电动车死命地摔在地上，车子从电池脚踏板的中间断成了两段。
周姐姐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就一下子抱住周姐姐，把她兜里的厂牌、手机、钥匙、证件全部拿在手里。
周姐姐见势，猜想他接下来肯定要打自己，就扭头开始跑。跑了有一千米的样子，周姐姐的鞋子也跑掉了，丈夫还在后面追。
路边一个满身带着泥巴的中年男人骑着电动车，对停下来回头看丈夫的周姐姐说：“美女快上车，你要去哪里，我带你去。”周姐姐说：“我要去派出所，你敢带我去吗？”他说：“我带你去，我敢。”
上车后，他竟将她越载越偏，根本就不是把周姐姐带去派出所。过了一会儿，他背着手伸向周姐姐，说：“我带你去我家吧，我不怕他。”
吓坏了的周姐姐说：“你停车，你不停车，我就要报警。”
所幸，路上有警察巡逻，周姐姐高声呼喊：“警察，我要报警，警察，我要报警。”
警察朝她们走过来，他停下车就赶忙跑了。周姐姐跟警察说明情况以后，警察开车将她送回了家。
当丈夫看到周姐姐带了几个警察回来，竟拿头撞墙，被警察阻止后，又跑到厨房拿刀作势自杀，这些都被阻止了。他发现自己哪儿都不能去的时候，又拿拳头拼命捶自己的脑袋。
警察看到这个样子以后，把周姐姐叫到楼下问：“你想一下，你还要拿什么东西带出这个家，我们现在没有办法保护你了，你看他的那个状态，他是不是脑袋有问题呀。”
周姐姐说：“没有呀。”
警察说：“他这个暴力倾向有点严重，我们建议你离开这个家，离开公司，走得越远越好。今天你有幸报到警了，那明天后天呢？他都不愿意跟你交谈，我们一来，他就采取这些暴力行为。”
她们达成一致意见后，在警察的掩护下，周姐姐顺利回去拿了重要证件和手机，离开了那个家。
之后周姐姐回到原来公司上班，想着只要不出来就没事。期间，丈夫有多次尝试闯工厂保安室，要进公司。所幸，周姐姐的同事们理解她，并愿意保护她。
但人总还是会有个三病两痛的，周姐姐那时候感冒发烧，必须要去厂外看医生。她知道作为自由职业者的他很有时间，并且每天都在公司大门口守着，不定点不定时。所以等到了半夜，才出来看病。战战兢兢的看病经历让周姐姐觉得，不能再待在那个地方。
进入位于公明十分偏僻的YKK，之所以接受大家避之不及的任务，一方面是因为躲避丈夫，另一方面是因为两个年幼的孩子被寄放在七十多岁的父母亲家，为了生存，她不能没有这份工作。
在医院的周高群（周高群提供）
“你开三台机，不怕累死吗？”
也就是因为周姐姐试验开三台机，并在之后的几个月中都没有发生投诉，半年后，公司开始实行开三台机。
周姐姐说：“公司的单有大有小，因此也只是部分的人开三台机，而我周高群就麻烦了，之后不论在哪里，都会首先安排三台机给我，他们说我能开，三台机不是我开起来的吗？”
也有同事在一旁说：“周高群，你开三台机，不怕累死吗？”
而领导在安排工作时，总对她说：
“给你的任务最多、最重，还不是因为信任你吗？”
“你家庭困难，让你去新岗位也是给你一个机会，还可以往上爬呢。”
……
除了上班，周姐姐几乎没有家庭生活，每每工厂生产需要，总会想起她。
17年3月开始，周姐姐时常能感觉到自己的腿很疼痛，不过也没太留意。这段时间，YKK新招来的人，因为没有办法适应这里的工作强度，只做三四个小时就跑了。
领导说：“在这种情况下，老员工就要辛苦一点。货多的情况下减一个人去支援其他部门，货少的情况下减两个。”
这也就相当于在工作量不变的情况下，让本来难以负荷的员工更加有苦难言，年轻点的，没有家庭的，可以说走就走，而周姐姐，一直是那个留下来的人。
6月5日，产线上有投诉，班长紧急召开完会议，看到新调过来的周姐姐岗位上堆了很多货物，就厉声说：“周高群，你在干什么。”
周姐姐回头看了他两眼，说：“检带子呀。”又继续检她的拉链。
她说：“不要检了，你停一下。”
周姐姐说：“怎么了？”
她说：“叫你停你就停。”
周姐姐说：“都堆死了，你还要我停。”因为觉得她是在找麻烦，就没有理她。
看到周姐姐没有理会，她开始对周姐姐不停地说：“我让你干什么，你都干不好。我让你终检，你堆成这个样子。让你去二次检查，你又检不过来。”
周姐姐说：“二次检查多点位打点或双面打点的，产能低的、难检的，也常常归我检，加上每次我去二次检查帮忙，给我配备的不是孕妇、机修，就是支援过来的，或者新员工。为了产量达标，作为领头羊的我，除了自己的任务，还得帮了前面帮后面……这些累得我直不起腰。”
班长又自顾自地说：“让你摆带，你又摆不过来。让你包装，你又堆。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你要是不想干了，你可以申请调岗呀。”然后越说越离谱。
当然，在工作量已经超负荷的情况下，再减人，堆货是肯定的。
周姐姐知道跟她顶嘴是没有好处的，就继续手中的活。再到后来，她叫来人顶位，就强行不要她干了。把她叫到一边，开始训话……
周姐姐很委屈，心想：自己是生产现场的佼佼者，是整个PF部门所有领导开会决定以佼佼者的身份调过来这个部门做终检的。领导说她这也做不好，那也做不好，还说让她调岗，那调岗的理由是什么？
周姐姐于是对他说：“我又不是不能胜任这份工作，您说我不胜任，那您觉得哪里合适，您就把我安排到哪里，反正您让我自己申请调岗，我是不会的。”
班长继续说着，越说越过分。后来周姐姐被莫须有的话说到气得手发抖，哭了起来。她看到周姐姐哭了，旁观的人也越来越多，感觉没面子，停了会儿，说：“你哭这么大声，好像我欺负你一样。”
周姐姐说：“那您有没有欺负我嘛？您这里天天一两个人地减，减了堆货，您又骂我。”
周姐姐感觉太委屈了，从那天开始吃不下睡不着，但还是坚持上班。三天后，她晕倒在车间岗位上。
医生诊断她是神经衰弱，脑袋亢奋。因为吃不下，连喝水都吐，头晕头痛的她申请了十天休假。回来后，领导竟立马安排她上夜班。
YKK缺人的状态又持续了一段时间，而周姐姐一直顶着心理与身体的压力工作到了9月25日。
凌晨1点，周姐姐撑不住了。“我醒来的时候腿很酸，就赶忙爬起来，拿热水来敷，用手捶打、按摩，将腿抬到上铺床上，但仍然很酸痛。太难受了，怕呻吟声吵到室友，我就跑到了电视房那里跑跳起来，才感觉舒服一点。”
清晨，关节肿起来的她来到福永人民医院。医生看着CT片叹气，并问她是不是运动员。“骨关节劳损得像五六十岁的老人，这是退行性病变。”医生还建议她静养，等身体好转后，再和工厂沟通调岗。
次日，周姐姐又来到深圳北大医院。医院医生诊断的结果和福永人民医院一样。医生说她的骨关节像六七十岁的老人，退变得很快，建议静养至少两个月才能缓解酸痛的程度。一向乐观的她第一次感到担忧。
按照公司的规定，请病假是需要病假单的，这让本该静养的她为了一张病假单，四处奔波。后来，周姐姐住院进行全身排除，确定了病因：全身多骨关节炎，腰间盘突出（均属慢性劳损），并查出了甲状腺癌。
幸运的是，2018年年初，在工厂和热心工友的帮助下，她及时地进行了手术，癌症病情也稳定了下来。
由于身体严重劳损，生病至今，她一直处于请假的状态，根本没有办法正常工作，而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所有的慢性损伤不在工伤认定的范围之内。
而她认为，正是超负荷的工作给她带来的的心理和身体压力，让她走到了今天。她求助于电视台，律师表示：在购买了工伤保险的前提下，能够经过职业病鉴定与工作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可以由社保部门依法支付工伤保险待遇。
我只想要一份工作
周姐姐生病之后，70多岁的父亲短暂性失明，做了两个眼角膜的手术，十四岁的女儿把自己关在房间，不愿跟外界接触，多次轻生。
不过，让周姐姐欣慰的是，女儿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脆弱，如今十四岁的她给自己树立了一个理想，那就是考上天津大学。
（周高群提供）
2018年5月17日，都市路路通曾报道过她的事迹。生病后，周姐姐一直请的是病假，那时的她希望通过社会的力量，使因工作原因导致的骨关节劳损能够报到工伤。
但现实却没有她想得那么美好，同年11月6日，她在申报工伤3次未果，住院287天后，按公司要求复岗，却没想到公司突然单方面给出解雇通知书和7万元赔偿金。
周姐姐不愿就此离开自己将7年青春奉献的工厂，同时，在没有社保的支持下，依靠这7万块钱治病，无疑是死路一条。第二天，她写了复工申请书，打卡进生产车间找生产主管钟先生，递交了再次复工申请。
她在会议室等待主管回应时，日本管理层代表本小姐说，只有她可以帮周姐姐复工。但她却要求换地方，说她是在国外长大，要有点心和咖啡才能谈事情。
周姐姐担心离开工厂就回不来了，便一再要求在工厂谈，但实在拗不过厂方管理。
她们一同到了沙井凯嘉酒店，才发现周姐姐没有带身份证，没法在酒店登记信息。周姐姐用微信公安登记个人信息，因为她的手机内存满了，没法通过验证。
之后，周姐姐借用同行的工厂于主管手机登录时，宿管发来的信息弹了出来：“是不是可以把周的行李打包送到酒店。”
周姐姐瞬间懵了，根本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心里想着：再怎么样，我也是一位尽职尽责为公司服务了七年多的老员工啊。工厂这种行为，明摆着，就是要现在把我赶出去呀。
她无地自容，并要求立马返回公司，却被日方领导拦着。没办法，她只好打电话报警，可警察来了，说他们管不了，让周姐姐回公司好好谈。
公司无奈将周姐姐带回工厂宿舍楼下，却不让准备回宿舍的周姐姐继续往前走。之后，先是总务主管命令工厂保安对周姐姐进行录像、拍照，再是在她面前拉起了人墙，就是不让她回宿舍。
推搡之下，她被他们弄倒在冰冷的地上。
深圳的冬天没有雪花，但也寒风阵阵，周姐姐坐在地上，久久没有起来，受凉后的关节，疼痛开始加重，她只能依靠双手勉强移动到草地上，呆坐着。
从中午11点到晚上6点，实在坐不住的她，睡在了草地上。
周姐姐一直认为，不能离开工厂，要是离开了工厂，可能自己就真的再也回不来了。而工厂则一再使出各种招，想将周姐姐请出去，这不晚上5点半，厂长又命于主管打电话给120，想把她拉去医院。
医生接到电话，到现场了解情况后，独自开车走了。
工厂管理没有办法，知道周姐姐是不会离开工厂的，便下了一纸通知，让她半个小时之内移步工会职工之家，否则拍照后将强行把她赶出厂区。
就这样，周姐姐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小窝，随着被强行打包的行李，一起搬到了工会职工之家。
12月11日，她联系我说，她要被赶去杂物间了，她不想去，希望工厂给她留一点作为人的尊严。她希望可以复工，让外界知道她的境况。
周姐姐说：“我只是想要一份工作。”
到了12月15日，周姐姐在微信上发来一条信息：“帮助我收拾遗物。”吓到的我赶紧打电话过去，四个电话有三个没有接，接通的其中一个只通了两秒，里面声音嘈杂。
我说：“周姐姐吗？”一个年轻女孩慌忙说着：“我不是。”就接断了。再打过去，就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周高群微信朋友圈）
之后联系关注她的朋友，才知道她吞了过量安眠药，现在已经躺在了福永人民医院。经过热心的工友联系，她七十多岁的父亲闻迅从贵州老家赶来照顾她。昏迷三天后，周姐姐终于醒了。
12月22日，她通过中国社会民生网、今日早报、中国新闻信息网等多家媒体报道了自己的事件，她希望上级领导能够查明解雇的真相，还她一个公道。
现在，她在医院继续忍受着骨关节的痛疼。而接下来的路怎么走，她还在等待一个说法。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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