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读大学已不是在香港“脱贫”的途径,新生代的生计和前途远比想像的差。(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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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8日讯】(williamhill官网
记者钟灵综合报导)一直以来公认的“教育是脱贫的途径”说法或许在今日的香港不适用了,香港去年在职贫穷人口有47.5万,虽然较前年略减2000人,被港府形容为“扶贫政策有成效”。然而以1人户月入4000元以下、2人户月入9000元计算为贫穷人口计算,去年香港贫穷人口达135.2万,创2009年以来新高。而当中拥有大专或以上学历的在职贫穷人口则持续上升达2.8万人,持大学学位的贫穷人口更占了1.7万人,在过去5年间急增超过8成。
《苹果日报》报导,教育大学社会政策讲座教授周基利指,香港年轻一代普遍持有大专学历程度,除非挤进入读门槛较高的学科,不然毕业后难以成为高薪一族,月收入甚至与没有学位的一般雇员无异。周指出,大部分毕业生的月薪“高不成低不就”,未能受惠于扶贫或福利政策,加上香港人口老化、家庭结构影响,虽然月薪不高,但很可能已经是四口之家的经济支柱,家中甚至还有老人,使负担更重。
毕业于中文大学、任职社福机构、月入约1.5万元的陈先生向港媒表示,虽然收入未至于“月光”,但为了应付家庭开支难以储蓄,亦“不敢想像人生未来的事”。
今年8月新青年论坛运用政府数据公布的一项研究指出,比较1967年至1996年间6代港人大学生收入及上流差距、扣除通胀后,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平均不但没有提升,反而下跌5.5%,即使是收入最高的10%大学毕业生,与上一代比较收入跌幅更高达13.6%,说明新生代实际收入比上一代更少。
研究亦发现,1982年后出生的年轻世代不但收入中位数远低前一代,其收入增长亦远远落后,与他们毕业后即经历沙士和金融海啸有关,当中不少大学生毕业时起薪仅有7000至8000元。
中文大学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所长庄太量分析指,学位贬值及新世代贫穷问题与社会形势有关,大专院校大幅增加学位,使教育质素下滑,部分学系收生量多,但学生求学间只装备了“打工”技能,毕业后工作与无大学学位的人士无异,收入亦无异。而收生门槛最高的学系如医学系、法学系,由于社会需求问题毕业后亦未必能够当上医生、律师,情况令人忧虑。
任职猎头公司高层的聂先生透露,高学历在职贫穷与不良企业文化有关,指自己处理的招聘案例中,不少公司都期望“以最低价格、请最好的人才”,直言大部分公司提出的待遇不符常理。聂举例指“一个公司以9000元希望聘请一个讲流利英语、国语及广东话、熟悉所有电脑文件操作、制图、又会联络客户、销售、搞活动、每天可以工作13小时、一周工作6天的大学毕业生,但他没有想过自己给的待遇根本不能让这个雇员在香港生活”。
聂又批评香港企业过度宣扬“看心不看金”的不良文化,“要求员工全心奉献,其实就是榨压员工”,直言大部分企业为了压低人力成本不择手段,甚至向毕业生明言“以累积经验代替工资”。而不少大学毕业生为了支持生计,接下收入不符比例的工作,变相使企业更加变本加厉,“明目张胆”压低毕业生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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