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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我们这些被蹂躏的花朵(图)

 2017-10-02 06:40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右派 反右
反右时期到处可见的大字报(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7年10月2日讯】含苞欲放的花

1958年3月,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开展第二次反右斗争,清查漏网右派,生物系60级在半年前揪出谭家驹之后,刘和璧、欧维俭、刘有胜和我相继落网。

回想一年多前,我们跨进西南师范学院的时候,心情何等激动!青春、理想在我们的心中燃烧,锦绣前程在向我们招手,亲爱的母校,敬爱的老师将给我们强健的翅膀,我们将在蔚蓝色的天空中自由飞翔。我们是一群热血青年,一个个都身手不凡:

刘和璧,翩翩少年,风流倜傥,吹、拉、唱、画,样样在行,联欢会上,一曲“十七十八把年交,幺妹哎——”的悠扬歌声,唱出了四川民歌的风情万种,获得多少掌声与少女的芳心。谭家驹,思想活跃,思维敏锐,知识广博,交友甚广,天生的社会活动家。李登域,斯文儒雅,勤学善思,成绩斐然,彬彬然有学者风。欧维俭,端庄明丽,落落大方,善辩多思,精明干练,女中强者。刘有胜,朴实无华,来自农村,自幼侣鱼虾而友草木,是学习生物学的好料。相比之下,我很平庸,貌不出众才不惊人;好在身体还算敏捷矫健,适于穿林越岭采集生物标本,观察生物习性……

我们是含苞欲放的花,期盼着在春天的阳光雨露中怒放。

惨遭蹂躏

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样一群莘莘学子,竟被当成“蛇”给引出洞来;怎么也没有想到,一朵朵期待开放的蓓蕾,竟被蹂躏在极权政治之下。

最先被揪出来的是谭家驹。因为他太聪明,他根据任何事物发展到鼎盛以后都要颓败的规律,说:“共产党如果不注意克服缺点改正错误,也有像国民党那样没落的一天。”此话出自一位19岁的大一学生之口,谭家驹不可谓不聪明。他的发言被一个左派“取其精华”写成署名为谭家驹的大字报,并进行张贴,此大字报被认为是谭家驹对党最恶毒的攻击;加上他对胡风问题的质疑,以及多篇讨伐“三害”呼唤民主自由的檄文,他成为学校里与董时光、朱永隆、刘期朗齐名的四大右派之一。当时图画系一个叫钱太奇的人,搞了一幅风光一时今天却不敢见天日的漫画,一个炼钢工人手持钢钎刺向四个怪物,怪物的身上就写着这四个人的名字。

好歹我们逃脱了第一劫,因为鸣放时我们还在野外进行教学实习,中止实习回校后都没说什么,没有被引出洞来。于是平时表现、家庭出身、通信、闲聊等等,就成为政治分野的考虑。到了清查漏网右派时,一个个就在劫难逃了。

刘和璧,仅仅因为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你现在可以给那位横蛮的领导提意见了”,那位朋友给领导提意见成了右派,信被搜查后寄回西师,于是刘和璧以“煽动右派向党进攻”的罪名划为右派。

李登域,这个27岁的调干生,1958年寒假回成都完婚后回校,迎接他的,不是新婚的祝福和同学要喜糖的欢喜,而是一顶沉重的右派帽子,送帽人正是与他形影不离的好友,一名党员调干生!原来他曾向那党员说过,肃反时,他原来所在的单位搞人人过关整错了许多人,那党员当时没表态,现在揭发他“攻击诬蔑肃反运动”,当右派也就够格了。

欧维俭,这个社会活动抢着参加,与党团干部关系很不错的大姐,我还以为她是被培养的入党对象,可是她连团员也不是,后来竟成了右派!斗争会上,说她“攻击诬蔑共青团”,因为她说:“团员的表现还不如她,为什么别人能入团她不能入”。这位坚强的姑娘咬紧牙关不让泪水流出来,斗争会一结束她就找到系党总支书记说:“×书记,我向团组织汇报思想也是罪吗?”说罢便委屈得号啕大哭起来。总支书记没有任何同情安慰,反而冷冷地说:“欧维俭,你现在已经堕落为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了,你只有彻底交代自己的右派罪行,深挖反动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才是你唯一的出路。你好好反省吧。”

她恍恍惚惚回到寝室里,想着自己一贯靠拢组织而被组织抛弃,一贯要求进步而落得如此下场;想着自己在最困难、最受委屈的时候希望党的帮助,而党总支对她如此冷酷;想到昨天的同学、朋友,转眼间变成仇人,一个个圆睁怪眼仇恨她,斗争她,诬陷她,围剿她;想到自己的弥天大冤向谁倾诉,奇耻大辱有谁同情,前途一片黑暗,对人生已无留恋,与其这样苟且偷生遭人唾弃遭受凌辱,厚着脸皮接受批斗,违背良心承认“罪行”……转瞬间如同万箭穿心。被如此欺凌,还不如来个痛快!于是,秉性刚烈的她,纵身从3楼窗口跳了下去……

刘有胜,这个朴实的农村同学实在找不出什么右派言论,但是既然领导定了他当右派,岂能没有根据?想来想去,想起他曾夸耀过他的父亲很会做生意,他的父亲是什么人?富农分子。你夸赞富农分子,不是富农的孝子贤孙是什么?既是富农的孝子贤孙,你必然痛惜你家被没收的土地财产,必然痛恨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所以你的思想一贯反动,你不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让谁去当?……经过如此这般的分析批斗,刘有胜只有认罪服法当右派分子了。

至于我本人,事情就很简单了,我写信检举过家乡的生产队长利用权势长期奸污一女地主,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诬告无产阶级干部,是向共产党反攻倒算”;因信中曾说到田地荒芜众口无粮,于是再增加两条“罪行”:“攻击农业合作化运动”,“诬蔑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一株株幼苗,一朵朵鲜花,就这样被蹂躏,被践踏。

尘埃落定

经过一个多月的围剿、批判、斗争,清查漏网右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终于尘埃落定:

谭家驹:罪行严重,影响恶劣,定为极右派反革命分子,被秘密逮捕判刑。

陶渭熊:不仅有攻击党的“言”,还有写信的“行”,情节严重,态度恶劣,受二类处分——保留学籍,劳动察看,遣送农村劳动改造。

刘和璧:本想给予三类处分,但他受不了被敌视,受孤立的险恶环境而离校出走,是畏罪潜逃。抓逃犯一样被抓回来后斗争升级处分加重,也受二类处分,遣送农村劳动改造。

李登域、刘有胜:情节一般,受三类处分——留校察看,监督劳动,继续学习。

欧维俭:死神拒绝了这位可怜的姑娘,但右腿粉碎性骨折致终身残废,痊愈后遣送回原籍不准复学。

坎坷人生路

既然成了右派,就注定了一条荆棘丛生的人生道路,艰难困苦,伤痕累累;甚至走不出丛林。

1958年4月16日,我、刘和璧与其他100多名受二类处分的右派学生,被遣送到北碚金刚乡劳动改造。3天后刘和璧因病申请回家自谋生路,我则留下来接受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饥饿、穷困、超时间超强度劳动、蚊咬虫叮等的折磨;半年后回校参加西师右派学生劳动队,以无偿的苦力忍受身体摧残和思想折磨,来洗刷强加于头上的莫须有罪名。其间所经磨难非人世所堪,如上山打柴摔跟头,阴囊划破看见睾丸;嘉陵江打捞漂木,寒冬入水险葬鱼腹;酷暑下高强度劳动中暑休克,死而复生;悬岩拖重车,险成岩下鬼;饥饿水肿如同饿殍。后来,好不容易摘帽复学,在革命学生的汪洋大海中,我是异类,受歧视、受孤立、受监视,不能忍受也得忍受;毕业后四清、文革、清队、一打三反……永远地夹着落尾巴作人。

谭家驹被判刑5年,在被关押11年后1969年才被释放;早已被注销城市户口,被迫遣送阆中县一个偏僻的农村监督改造,葬送了全部青春年华。

李登域在1960年5月,只差两个月就将毕业的时候,被学校开除了!原因是他大白天到卫生科偷葡萄糖。他何苦要这样来葬送自己?1958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俩曾有过一次约会,他说他在班上受尽孤立动辄得咎,最可怕的是无人和他交谈,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有的人十分恶毒,处处在他身上表现立场坚定,连名字都不叫,直呼他“李右派”。他说他当初该学刘和璧也到我们那里劳动,他实在待不下去了想离开学校。我劝他说:“只有一年多就毕业了,就忍着吧。”他说:“毕业又怎样?毕业了还不是右派!”我说:“你至少还有个家嘛。”他十分痛苦地回答我:“家?哪里还有家!已经离了,结婚才10天……”

我还能说什么?只好在茫茫黑夜中分手,看着他离去的身影,我无可名状地悲哀,彼此都是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四周是汹涌的波涛,随时都有被吞没的危险,迷雾茫茫,我们能到达彼岸吗?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永别。他被开除回成都后,无家可归,原单位也不要他,他只能流落街头以拉板车糊口,体质很差,又戴着右派分子帽子备受欺凌,不久就倒毙街头。

1960年3月我复学后,在宿舍里,每到深更半夜,常听见一声惨叫:“打死人啊!”接着是“打死狗日的右派”的叫骂声。那是刘有胜正被左派专政。“文明”的高等学府尚且如此,他毕业后戴着右派帽子到中学教书的境遇可想而知。1964年四清运动他被开除回家,为了生存他不得已当草药医生,“文革”中又被诬为反革命,被捕入狱判刑5年。

2002年春节,我终于见到分别44年的欧维俭。此时的欧大姐,已然是一位年近7旬的老妪。满脸的皱纹,深陷的两颊,高耸的颧骨,斑白而十分稀疏的头发,记录着她40多年的苦难与沧桑;身体消瘦得皮包骨头,拖着残废的右腿一瘸一拐艰难地行走着。昔日的风华已荡然无存,唯有那炯炯目光,隐约可见一位幸存者的坚强。

我问她40多年来的情况。她说1958年5月出院后,被学校遣送回蓬安老家,老家已无人,不得已投靠亲戚,落户在邻县一个生产队。拖着残废的腿风里来雨里去,泥里爬水里滚,一天能挣几个工分?“主劳一天挣10分,妇劳一天8分,我一天只能挣6分,值1角钱。”几十年来的生活,忍辱含冤,历尽了人世间的一切苦难与辛酸,她总结为两个字:赤贫!

我们都不愿触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但我仍然问:“大姐,你是积极靠拢组织的人,为什么把你打成右派呢?”她说:“其实很简单,因为我父亲是国民党高官,说我攻击诬蔑共青团,不过是整人的借口而已。”

原来如此!

刘和璧回家后,以其特长在叙永县电影院、川剧团画广告、拉二胡、帮腔为生,受歧视受侮辱自不待言。但他忍辱负重、禅心笃定、潜心作画,竟事业大成,后来成为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澳门回归时应邀去澳门举办《百荷画展》,2007年五一节,又在重庆市三峡博物院举办《刘和璧个人画展》,好评如潮;先后出版两集画册,是我辈中唯一修成正果的人。

60年前,乌云密布阴风惨惨,铁蹄蹂躏百花凋残,数万名大学生因右派罪而葬送了前途,葬送了青春,甚至葬送了生命!这段罪恶的历史谁来负责?谁来赔偿受难者的损失?对那些恶贯满盈制造灾难的人,难道不该追究其责任?如今却强迫我们遗忘,我们应该遗忘吗?我们能够遗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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