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6日】（本台记者冷涛综合报导）
毛泽东的革命与中共酷刑之“伟创”
毛泽东在马克思暴力崇拜中汲取最恶毒的成分，并将列宁有关“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的叫嚣发挥到极致，为流氓无产者洞开了中国酷刑之门，从而使中共在暴力中使用的酷刑登越了本次人类的罪恶之巅，并延续下来成为新生代马列主义中共的重要生存手段之一。
毛泽东嚎叫的“暴烈的行动”是中共实施酷刑的理论依据。他在34岁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第一次肯定了酷刑存在与使用的“合法性”，而这一合法性也是中共窃取政权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中共的罪恶历史上，酷刑也成为中共暴力中不可或缺的最主要构成因素，成为中共治国的隐形纲领。
毛泽东宣称为了“革命的需要”，残忍、以暴制暴是理所当然的，把人打倒在地“并且踏上一只脚”，不过是“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温良恭俭让”等普世价值与传统观念遭到了最惨烈的蹂躏。
在报告中，“戴高帽”字样出现7次，毛泽东的津津乐道、大加赞许非人道手段，诱导了此后的中共党人的兽性。
就在毛泽东报告抛出的当年，在滥杀AB团的富田事变中，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范本嵌入了中共酷刑档案的首页。
AB团是中国国民党中反共者于1926年12月在江西成立的一个团体。据相关介绍，AB团的“主要工作是在与共产党争夺江西省国民党的党内权力”。
富田事变也是毛泽东“宠爱”的痞子们发起的，承袭了流氓、瘪三、下三滥引领毛泽东革命的党规模式。
与很多中共邪恶党人的背景一样，富田事变的引发者李韶九其父就是“嘉禾城里的流氓头子之一”。而他本人“从小跟父亲染上了许多不良习惯，在中学读书时，因胡作非为被开除学籍”。毛泽东启用此人也符合他将“流氓无产者”作为中共革命的中坚力量的一贯宗旨。
据作家张戎等有关AB团的详述，毛泽东杀AB团刷新了中国历史上的肉刑记录：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捅肛门(胜利县)……等。“刑法计有一百二十种之多。”此外还有“老牛拔桩”与“点天灯”。
一种刑法叫“打地雷公”，把竹签从手指头与指甲盖之间的缝里打下去，一锤锤钻心的痛。另一种刑法，用香火烧，受刑者如万箭穿心、痛苦万状。李韶九还为江西领导人的妻子备有专门的刑法。
据受害者事后的控诉，他“将女子衣服裤子脱下无片纱，用地雷公打手，线香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人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
有一种想像丰富的刑法叫“仙人弹琴”，用铁丝从睾丸穿过，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后用手拨拉，像弹琴一样。
杀人的办法也多种多样，“剖腹剜心”是常见的。
不得不说的是，李绍九在毛泽东授意下开发酷刑种类，又在毛泽东的“帮凶”与唱红脸的周恩来的“批评”中被处罚，
以此伪象蒙骗人性尚存的党人。1932年6月李任红军总司令部秘书长，两年后暴亡，“死因不明”，或被毛泽东假陈毅之手清除。
1935年的中共陕北肃反，“给鼻子里灌辣子面，吊起来拷打”之类的酷刑已经开始盛行。
到了毛泽东的延安整风运动，酷刑与刑讯逼供连带：为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整人”指示，整风中“疲劳战、车轮战”、“捆绑吊打”成了家常便饭。
当时任靖边县统战部长的陈元方回忆说：“肉体上的有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还有什么老虎凳、鞭打、长时间带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抽打受审者等等不一而足。
仅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的统计，在运动中就曾采用压杠子、打耳光、举空甩地等二十四种肉刑。
另据“中共济宁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调查报告”在湖西“肃托”中，被关押待处决的中共党员、干部多达数百人，所使用的刑罚包括毒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过电（用手摇电话机）、点香烧脸、用子弹刮肋骨、压杠子等多达72种酷刑。
酷刑之下，人伦蜕变，谎言成为逃避酷刑的最有力武器。当时的《解放日报》甚至报导称：“16岁的小男孩马逢臣，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坦白他是石头队的负责人，说这包石头是他在特务组织指使下，谋杀人用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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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蔡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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