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转股在实际操作层面，问题和隐忧依旧存在。（图片来源：网络）
【williamhill官网 2016年10月17日讯】1999年的一天，在中国国家经贸委的楼道里站满了来自于各地国企的相关负责人，排队的人群熙熙攘攘，站满了不止一层楼。这些人中，不乏央企的总会计师，或者其他企业高管。他们面带焦急与期待，怀揣自己所在企业的债转股方案，以及其他厚厚的附件材料，来谋一条“好出路”。
由于前来申请债转股等国企解困政策的人员数量较多，北京通州的一幢地方驻京办都被临时用作办公用楼，在这幢别墅内，时常灯火通夜不熄，国家经贸委的相关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忙碌着债改股等国企解困工作。
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GDP连续下滑、通缩步步紧逼的艰难困境，大多数国有企业亏损不断、负债率高企，债务危机如影随形。危机进一步向金融体系蔓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不断飙涨。看起来，当时的中国经济危机四伏。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自全国各地的国企负责人挤满了1999年的国家经贸委——中国首次债转股操作和运转的中心。
彼时，“盘活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实现债转股企业扭亏为盈；促进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中国实施债转股的三个目的。其中前两个是为着现实突围的眼前目标考量，而后一个则是根本。从决策层到负责债转股实施操作的政府部门都知晓：唯有彻底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才是国企乃至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
17年后，债转股再次站到中国经济前台。2016年10月10日，中共政府发布《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指导意见》（以下称“《意见》”），宣布中国正式启动新一轮债转股。“切实降低企业杠杆率，助推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降本增效”等，尽管提法表述不同，但核心目的并无太大区别。
2016年的中国经济和国有企业与1999年相比，眼下中国经济依旧面临下行压力，传统产业乏力，一些行业产能过剩严重、债务问题突出，国资国企领域、金融体系等诸多领域亟待突破性改革。经过十多年兼并重组的国有企业整体资产规模更大，但内部机体有待改造，尤其是钢铁、煤炭等行业里的一些国有企业负债累累、危机频频，并影响到了银行系统。
在实际操作层面，问题和隐忧依旧存在。曾亲历过上一轮债转股的攀钢集团原副总经理周家琮认为，如果没有对上一轮债转股的反思和总结，加上缺乏监督，那么走弯路的概率就会提升。
据经济观察报10月15日报导，一名亲历者对自己当年在国家经贸委工作的情景历历在目。1999年搞债转股是国家经贸委产业政策司专门负责这件事，来报送的企业非常多，企业都想债转股，都来跑这件事，竞争非常激烈。在企业眼中，这是一次难得的好机会。攀钢集团便是争取到好机会的企业之一，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入围并实施了债转股。该集团原副总经理周家琮认为，从企业角度看，当年债转股给攀钢带来了“相当的好处”，贷款利息不用付了，还本压力大幅减少，每年财务费用一下子就少了好几个亿。
17年过去后，部分国有企业再次背负上沉重的债务包袱，面临着沉重的财务费用负担。债转股，再次成为这些国有企业的心之所向。东北一家困难企业负责人便是如此，他认为的脱困办法，“很简单啊，国家把所有的债都给我减了，不就脱困了吗。”
回顾十几年前的那一轮债转股，实施过程中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争相实施债转股，少数企业借机逃废债。最终由财政为部分债务和损失买单，继而将损失转嫁给全体国民。正因如此，一些地方政府以及产能过剩的企业将债转股视为“重生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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