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an Gutmann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网络图片）
【williamhill官网 2016年07月01日讯】本文译自Ethan Gutmann于2016年6月23日在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的发言，标题为“强摘器官：检视一个残酷的行为”。Ethan Gutmann著有《屠杀》（THE SLAUGHTER）。
以下为译文：
十四年前，美国商会（中国分支）（the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的主席就中国违反知识产权向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作证。他作证说中国领导层终于说了正是我们希望他们说的话。然而，对于在中国市场销售的美国公司，“由于假冒，他们损失了15%至20%的收入。”换句话说，这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糟糕。
那个人就是Chris Murck，我以前的老板。他教我说中国的改革需要时间。八年之后，Murck重新回来向CECC作证，说假冒仍然存在，但是在减少。或许那就是为什么当乔高-麦塔斯的报告（《血腥的活摘器官》）出来七年之后，我在写我的书（《屠杀》）的时候，我以为我在写历史。
（我们是）多么的天真。经过西方与中国几十年的司法交流，现在中国的律师们仍然面临着大规模的抓捕。“解放中国的互联网”这句话如今听起来是多么的理想化，部分原因是我们知道一些美国公司的手并不干净。因此，是的，如果钱是主要问题，你或许还可以与中共勉强维持一个对峙的局面。但是如果该党感到受到威胁，你尽管花时间好了。你很可能会输。
我们的更新（报告）基本上是对强摘器官的一个检视表：我们在赢还是输？
中国的医疗机构通常声称中国每年实施1万例的器官移植。然而，试想一下，在中国一个典型的国家许可的移植中心：有三个或四个移植团队。有30张或40张病床供器官移植病患所用。20至30天的恢复期。患者的需求：不算外国的器官旅游者，中国有30万人在等候器官的名单上。
这样的机构或许一天做一例移植，这难道不是一个合理的假定吗？146家由国家批准的移植机构符合这个大致的描述。如此粗略推算，每年的移植不是1万例，而是5万到6万例。
假设那些同样的医院和移植中心达到了中共对这些机构配置的移植量、床位、手术人员等最低的实际要求。那么一年是8万到9万例移植。
然而，我们应如何解释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出现，它能够轻易地每年做5000例移植？还有北京的解放军309医院？中山医院？这份名单出人意料的长。详细的评估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医院）平均一天做高达两例移植，这就超过了每年十万例的数字。
我刚才给出的数字是基于中国的数字。不是来自官方声明，而是来自类似《护理周刊》（Nurse Weekly)的来源。
要理解为什么（在中国那些）器官是随时可以得到的，我们需要研究摘取器官是如何随着时间演变的。在1980年代，摘取器官是处决罪犯之后机会性利用的行为。到1990年代中期，医疗车到刑场（摘取囚犯器官）成了常规；在新疆的刑场，实施过试验性的活体摘取器官。1997年，继伊宁屠杀后，为了几名年迈的中共干部，有几个政治犯、维吾尔活动人士被摘取了器官。
或许那些器官只是在战争迷雾中抓到的“战利品”。或许摘取良心犯的器官可以在那里结束。但是，1999年中共的国家安全部门推出了消灭法轮功的运动。到2001年，超过一百万法轮功学员被关押，他们在那里接受了器官匹配的测试，中国的军队医院和民用医院大大加快了他们的移植机构（的建设）。到2002年，家庭教会的基督徒（成为器官强摘得对象）。到了2003年，轮到了藏人。
至2005年，机会性的经济动机已经被两只隐形的手所取代——一个五年的“商业”计划的和中共想要消灭其内部敌人的愿望。顽固的囚犯被摘取器官以供移植；移植中心赚6万（美元）、10万（美元），或者更多。但中国移植产业的崛起是建立在法轮功学员被监禁的基础之上。
2006年初，乔高-麦塔斯的报告发表了。北京承认他们使用了囚犯的器官，并且在表面上禁止外国移植旅游业去中国，并给囚犯提供了自愿捐献器官的表格。2012年，薄熙来的下属王立军捅破了这层纸。他负责一个活体摘取器官中心，在那里实施过数千例的移植。
在这些致命性的信息曝光后，中国的医疗机构承诺会在三到五年内过渡到自愿（捐献）作为器官的来源，但是耍了一个花招：仅接受“停止摘取囚犯器官”，而没有接受“停止摘取良心犯器官”。于是，他们可以避开不谈这个被“圈养”的庞大人群，这个人群（被法外关押）并不“正式存在”。与此同时，接受该说法也让西方人希望“良心犯”只是“囚犯”中一个子集（从而想当然的认为对其的器官摘取也会被停止）。通过避免明确提到禁忌语，双方都可以保持各自的幻想。
然而，在整个中国医疗机构的所谓改革当中——不一致的数字、颤颤巍巍地抖出囚犯可以自愿捐献器官，声称已经“神奇”地建立了一个自愿捐献制度——我们的更新报告发现没有任何的“停止”：器官移植的楼继续在建，营业如常。
利润驱动医院的“生产”。然而，是什么驱动着中共？我不会假装比别人有特别的洞察力，能洞察这个黑盒子。我只知道的是，这是为了掩盖其反人类罪的行为，而消灭所有熟知这些罪行的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单单的一天里有500名法轮功学员受到体检，或者在他们的家中接受血检，为什么维吾尔居民区被强迫消失。
当我来谈（我们该如何应对的）政策时，让我先来谈谈什么做法是不能做（没有用）的。
我们不能假装良心犯没有被摘取器官来解决这个问题。一名中国医生2001年就摘取死刑犯器官这个问题在国会做过证。那时只是引起了一点涟漪，而不是波浪。今天，我们在这里，肩并肩，因为在这个房间里的人都在关注着那些良心犯。
我们不能通过被安排参观几家中国的移植医院来证实中国自称的医疗改革。引用器官移植学会（TTS）伦理委员会、反对强迫摘取器官医生组织（DAFOH）的Jacob Lavee医生的话说：“作为一名（犹太）大屠杀幸存者的儿子，我觉得有必要不再重复国际红十字会1944年参观特莱西恩施塔纳粹集中营时所犯的可怕的错误，将该集中营报告为一个愉快的娱乐营地。”
总之，医学界无法独自解决这个问题。他们需要国会众议院的H.Res.343号决议。他们需要我们的研究和新的调查。
据Lavee医生说，自从以色列于2008年禁止器官移植旅游以来，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前往中国去做器官移植。切断医疗保险为器官旅游报销是不够的；以色列的外科医生需要明确不论中国在以色列的软件里投资了多少钱，医生们特别重视的一个说法叫“永不再犯”。对于台湾，鉴于中国的军事威胁，拒绝到中国去做器官移植显得更为勇敢。如果台湾的医疗机构和政界能够携手，我们也可以。
有人告诉我，这是一个法轮功的问题。不，这是那个熟悉的种族灭绝的幽灵，但是披着现代的伪装。（我们知道）即使团结努力，我们也可能会失去病人。然而，至少让我们进入手术室的时候，确保我们的双手是干净的。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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