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的墓碑》之二(图)

集体食堂（网络图片）

【williamhill官网 2016年03月20日讯】甘肃省在中国西北地区，东部干旱少水，十分贫困；河西三走廊一带则靠祁连山的雪水，比较富裕。在1958年大跃进以后的两三年间，这里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也发生了严重的饥馑。这个省虽然地处大西北，但其情况和中原等省极为相似。先是严酷的政治运动使得人们不能说真话。接着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盛行。出现饥荒时又把粮食问题当成“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方式反瞒产私分，大批农民惨遭摧残，一批人死于人身摧残，更多的人死于饥饿。

以张仲良为首的甘肃省委在全省制造了一种高压的政治气氛。在这种气氛下，干部有七个不敢讲：不敢讲实际情况；不敢讲饿死人；不敢讲征购指标高；不敢讲完不成任务；不敢讲邻省比甘肃强；不敢讲客观条件；不敢讲调动工作。甘肃省的大跃进，就是在这种高压而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

正是在这场“政治大革命”和“组织大革命”运动所造成的严重政治压力下，上面“一言堂”，下面“随风倒”，谁也不敢再说实话，报真情，自然也就“顺利”地很快形成了“大跃进”的局面。甘肃省的“共产风”两起两落。第一次是1958年秋、冬，刮起了一股很强劲的共产风，

1959年6月至9月停止了（这时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反“五风”的措施，两次郑州会议。甘肃省搞全民算帐，清理退赔），1959年9月以后“共产风”又重新刮起（庐山会议的影响）。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运动中，甘肃省委召开农业书记会议，提出三年过渡到公社所有制，要求公社一级经济要占全部农村经济一半以上。这使“共产风”越刮越狠。

“共产风”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土地荒芜，粮食产量下降。农民十分恐慌，1960年春天，靖远县城关公社东关邻生产队听说公社要调骆驼，就把40多峰骆驼提前杀了吃了。东关生产队听说公社要办养猪场，就把40多头大小猪全都杀了吃了。

中共甘肃省委在粮食问题上搞浮夸，1958年粮食产量最初说是220亿斤，后来落实到185亿斤，最后说是完成了110亿斤，实际不到80亿斤。1959年又提出粮食总产270亿斤的大计划，结果离计划更远，比1958年还少。实际产量不高，但征购任务还是完成得很好。在1958年，甘肃省在中央里得到了“由缺粮省到余粮省”的好名声，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认为甘肃的粮食问题已经解决。但是，征购任务一完成，口粮、种籽、饲料都没有了。

从1958春年到1960年底，“全省四分之三的地区严重缺粮。全省1300多万人口中，有700万人口每天口粮在7两以下（16进位，7两相当于10进位的4.375两）。没有食油，没有蔬菜，没有肉，这点粮食是繁重体力劳动的唯一能源。许多地方群众食不充饥，衣不遮体，屋不避风，成千上万人外出逃命，浮肿大量发生，疾病到处流行，人畜大批死亡，大片耕地荒芜。”在这场大饥荒中，除了外界知道的“通渭问题”（下面专作介绍）、“清水经验”以外，其它地区也没有幸免。

据临夏市工作组的总结，仅这个市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临夏市仅是临夏回族自治州的8个县级单位之一，而临夏市在这八个县中死人不是最多的。例如，据表2-3，和政县死亡人数比临夏市要多。又如，1965年揭露的通渭县的死亡率是30%以上，而表2-3中只有18.4%。1998年1月7日的《甘肃经济日报》一版上发表的副省长员(上为厶，下为贝)小苏写的《正确认识甘肃粮食问题》一文中披露，在60年代的困难时期，“甘肃因缺粮饿死上百万人”。

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会宁、定西、宁静、西海固地区采访，他们得知，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带县县都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饿死人数，最少已近百万。由此可见，甘肃省全省饿死人数在100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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