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hill官网 2016年01月19日讯】（接前文）
二、财富危局（下）
大致上，经济研究机构的问题表现在几个方面：
1、大学不仅没有承担社会责任，反而危害香港的未来。从形式上，经济研究机构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特定行业或机构的附属研究机构，立足于本行业和机构的利益进行研究，以金融机构的经济研究部门为代表。另一部分是社会经济学术研究机构，为整个社会长远发展而服务，以大学为代表。
社会中最为活跃的研究机构主要以金融机构的附属部门为主。这些经济研究部门往往以貌似公允的方式，为了金融机构的利益而研究。他们很自然的淡化风险、强化所谓的发展，以鼓吹资产泡沫。由于金融机构大量购买媒体宣传手段，能在社会中实现广泛的宣传覆盖，也因此，以大学为代表的社会经济研究机构更需要肩负对整个社会的责任。主要责任包括对社会强化风险意识、监督经济运行和风险、随时提出关键问题并且寻找解决方案。只要大学等研究机构持续发声，基于整个社会对大学的信任，能在很大程度上遏制资产泡沫。但是，各大学很少针对香港的现实进行系统研究，更不要说系统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各大学为了学生的眼前就业率，将大学自身看做就业培训机构，与其他经济权贵合流，为其输送专业人才。所以，大学做的主要不是确保香港的经济安全，而是与其他权贵一道共同危害香港的未来。
2、大学缺乏对香港经济独立与安全的倡导与教育，成为香港全面附庸化的关键因素之一。香港经济的快速附庸化，不仅有大陆血汗工厂发展的外部因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香港自己放弃独立的经济地位。其中，大学作为香港各界极为尊敬和重视的机构，在思想、知识和政策引导上完全缺位，成为香港失去独立性的关键原因。
首先，香港制造业全面迁往大陆时，各大学没有任何经济预警和相应对策，港府更不可能筛选和保留，而香港制造业全面外迁导致香港独立的基础塌陷。其次，在一国两制早期，大陆中央政府一直避免干涉香港事务。但是SARS之后，梁振英作为港府代表到北京要政策，全面开放对大陆的自由行,中央政府官员提醒梁振英，如果这个口子开了就很难关上,而港府坚持认为，要刺激香港经济增长需要开放自由行。自由行这种只顾眼前利益的政策出台，也没有大学进行分析和反驳。
更重要的是，在倒董的过程中，香港内部矛盾难以调和，大陆政府被迫介入事件中，要求董建华下台。在这个时候，大学作为社会中的主要智力机构，如果能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香港仍然能保持高度自治。而在自由行、庄丰源案之后的双非问题、倒董等事件之后，大陆政府逐渐涉入香港政治，港府和香港富豪与大陆利益全面捆绑。大学自身也逐渐成为附庸部门，反映出香港的全面附庸化。
3、大学对制造业的忽视也导致自身附庸化。从根本上，大学与制造业互为因果互相支持。制造业是城市经济的财富基础，也是香港经济独立基本保障，制造业作为财富深水池，能随时通过吸纳投资让城市财富的基础更加雄厚。而且，现代制造业的知识和技术内涵日益深化，既能吸纳大量高收入员工，又能支持相关的高科技产业。尤其以德日为代表的工业4.0发展，意味着制造业更加强大。从制造业和大学的关系上，制造业吸纳多门类大学毕业生，从就业和经济上支持大学；反过来，大学通过创造思想、传播知识和技术、对员工在职培训，引导制造业的发展。
如果在1980-1990年代，大学能倡导港府和制造业工厂保住制造业，尤其是保留一些朝着高精尖新发展的制造业工厂，香港既能保持足够的制造业财富，又能支持香港的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如果保持香港制造业的基础，并且通过强化香港的核心制造业，领导和管控大陆的支持型组装加工业（类似于日本在大陆设工厂的模式），香港才真正强化独立经济地位，实现财富的积累和扩张。正确的做法是大学领导制造业、制造业领导香港经济，真正强化大学对香港经济的领导，保持香港经济的独立性。
制造业流失的结果是大学缺乏真正的社会领导和影响力，变成实质上的职业培训机构。制造业流失后，香港经济作为高端附庸经济，也影响大学的状态。在附庸化的经济环境下，不需要社会领导者，只需要跟从服务者。社会领导者意味着追求真理的精神、独立自强的思想、对于社会的发展的认识以及深入思考和探讨的行为模式，跟从服务者则不需要独立的精神和思想，只需要听话顺从的性格以及特定知识和技术服务能力。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学也不是社会领导者，不需要强调领导者的精神和思想，也缺乏对社会的思想和知识领导能力。
从功能上，大学降格成为职业培训机构，为贸易金融和相关技术服务业输送毕业生。从社会关系上，大学与社会民众几乎隔绝，成为远离社会的象牙塔，不担负对社会民众教育的责任；向港府和金融机构等权贵靠拢，通过强化与权贵的关系，更好地位附庸经济服务，实现更好的学生就业；对学生主要采取圈养驯化的手段，一方面以就业和收入吸引学生，让学生聚焦于服务型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另一方面通过圈养学生和塑造学校文化，将学生培训成为具有较高知识和技能的服务人员。
大学对学生的压制反映出香港未来的根本风险。大学生上大学，职业的知识技能培训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奠定长期发展的基础。长期发展的关键在于，大学的教职员工对学生言传身教，给学生指明发展方向，并且塑造学生的性格和能力。从这个标准衡量，香港的大学不仅没有这样的能力，反而压抑学生的成长。尤其在资产泡沫化的环境中，学生面对的不仅仅是毕业找工作，更重要在于能生活，也就是租房和买房。
面对节节攀升的房价，大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就越来越感到绝望。因为即使毕业后收入不错，也因为房价和房租过高而生存艰难，更难以买房成家。而大学对学生失控，加上港府的错误应对措施，后来演变成“占中”的尖锐冲突。在占中之后，港大校方又为了表面就业率，不顾大陆经济崩溃的真实情况，违反学生的个人意愿，强力向港大学生推介到大陆工作。在学生表达不满后，校方与学生再度发生冲突，而且矛盾日益尖锐。
从教育的角度，学生不论占中还是与校方冲突都是迷茫无助的表现，因为不知道自己该向哪个方向努力，才会采取无具体指向的对抗行为。大学已经失去对学生的教育能力，无法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反而想着强力压制学生，造成更多的无谓冲突。大学生是香港的未来，当学校以职业培训机构的定位，教职员工在言传身教上起反作用，结果只是压抑学生成长，对香港未来的发展更加不利。
更为严重的是，权贵形成强大的整体宣传攻势，加速掏空香港的财富。在大学附庸化之后，权贵实现利益上的合流，共同加速香港社会的财富流失。自2012年后，港府的基建项目持续扩大，金融业对大陆的资金输血日益增多，香港的财富被掏空的越来越快，资产市场在表面上也越繁荣。不论港府、金融机构还是大学，都为了自身的眼前利益，尽力维持挖空香港财富的表面繁荣。
从2012年开始，大陆对于资金的需求急剧增大，对外债务积累持续增大，不论港府、金融机构还是大学都不对民众分析债务背后的风险。2014年之后，大陆自由行消费快速减少，香港只是强调大陆反腐造成官员购买减少，而不探查其真正原因是大陆实体经济加速崩溃。2015年7-8月，股灾引发金融危机，进而开始人民币大震荡，说明大陆实体经济崩溃已经演变成金融领域的崩溃，但是香港权贵仍然对危机视而不见。当越来越多的香港民众开始已经切身感受到大陆经济出了问题，权贵不是帮助民众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进行相应对策，而是继续鼓吹大陆经济增长，香港还会继续跟随大陆经济受益。同时，权贵转移矛盾，将旅游商业不景气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转移为“占中”等事件所导致。
到2015下半年，香港形势已经相当危急，但是权贵仍然在掩盖问题，支持股市债市泡沫。例如，一些金融机构和人员已经认识到中国的问题以及香港面临的严峻状况，但是各金融机构不关心香港社会的生死，不对社会发布任何风险提示。例如，汇丰与中国大陆已经紧密捆绑，持续与大陆实施紧密合作，相当部分的资产与大陆挂钩。但是，汇丰银行在年中采取行动，不再冠名发布中国PMI，实际表态与大陆正式决裂（参见本人的《汇丰终止发布中国PMI的超级警讯》）。随后，汇丰甚至考虑，可能将总部搬到美国。
这两个举动说明，汇丰在对大陆金融业务极大的背景下，对大陆经济已经产生绝望情绪。但是，仍然没有一家金融机构或者大学的研究报告对中国经济提出质疑，而是强调或者默认中国经济增长。然后，基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假设，积极帮助大陆企业和政府（国企）在港股上市，并且发行美元债券进行融资。在7月大陆金融危机爆发后，港股大幅下跌，更积极帮助大陆在香港市场吸金。而港人听信金融机构的吹捧，大量投资到估值到天价、各种方式造假或者随时因为中国经济崩溃而破产的企业。
同时，金融机构也在舆论上支持楼价。在上半年，香港楼市已经达到极为荒谬的程度，而且大陆和国际经济环境已经决定香港楼价必然在中短期内发生暴跌，但是各金融机构默不作声，暗示楼市继续上涨。在大陆7月金融危机爆发后，楼市将下跌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个别机构为了表明自己的正确性，开始预测房价下跌。不过，只要分析这些预测，就会发现个中玄机。例如，有的相对“大胆”的预测是，香港经过3年时间，楼价将下跌超过20%。
其实，这种表面看空的预测，实际上仍然在变相看多，在某种程度上继续支持楼市的人气。因为，只要稍微了解房地产市场就知道楼价走势的特点是缓升暴跌，一旦楼市开始暴跌，幅度将很大。例如，美国房价在2002年开始加速上涨，涨了6年，总体涨幅才60-80%。而在次贷危机后，虽然美联储疯狂印钞挽救楼市，美国楼市也明显下跌：3个月内，下跌最少地区的跌幅普遍在三分之一左右；而在跌幅较大的地区，跌幅达到三分之二以上。至于日本楼市和香港97年楼市下跌，都是在大幅上涨之后开始暴跌，跌幅达到75-80%。按照现在的香港市道，比日本和97前的上涨更加疯狂，所以下跌必然深不见底。但是，金融机构完全忽略忽略房地产市场的这个基本特点，即使在看空市场的时候，预测的跌幅也很小。
这种预测给市民的感觉是即使楼价下跌，跌幅也将有限。反过来，如果机构预测落空，楼价不下跌，未来上涨空间巨大。所以，很多市民涌向楼市，把钱送给开发商，把债务留给自己。
资产泡沫化的实质是虚壳价格泡沫和实质高负债的组合。第一、虚壳价格是指表面由于价格高昂而显得很强，但实际的内在价值极低。日本是世界上跨国公司和知名品牌第二强的国家，而香港股市在吸纳大陆上市公司后，竟然比日本股市的市值还高。认真考察这些大陆公司就会发现，基本都是纸面上做的好看，实际盈利和资金流创造能力极弱，一些大陆公司在香港上市后，已经因为造假而退市或者股票暴跌。随着大陆经济崩溃的深入，造假的大陆公司也将原形毕露进入全面倒闭，进而拖垮香港股市。同理，与纽约市相比，香港不论贸易、金融和技术服务业的发展程度还是在经济规模和收益上都不可同日而语，但是香港地产物业总值竟然接近纽约的两倍，物业价格与经济规模严重不匹配。仅仅从这个角度考量，香港楼价都必将崩盘。
第二、实质高负债意味着在没有实业利润支持所有高资产价格的背后由高负债支撑。人们大都看到香港高楼林立，灯火辉煌而且楼价高企，往往被表面的繁荣所迷惑。但实质上，建设这些高楼的资金并不是香港通过自身财富创造而积累起来的，更多是从其他地区流入香港的资金支持。对于香港，这些资金意味着巨额负债。日本在1980-90年代，通过制造业极高的货值出口获得高额利润，以自身积累发展房地产。在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后，由于主要是自身资金，所以日本的经济仍然相对健康。香港则完全不同，贸易和金融业务发展推动大量负债建设，楼盘越高档楼价越高，负债金额也越大。
随着中国经济崩溃，香港贸易和商业等收入受到越来越明显的影响，对外收入持续下降。同时，香港建设还在加速，更多的建筑，更高档的装修，消耗更多的现金，形成更多的负债。负债不仅在企业层面，还包括个人通过按揭贷款买房。很多港人买房，依靠个人存款和当期收入结余，只够支付房贷首付，他们需要大量按揭贷款才有能力买房。当银行发放贷款给个人，个人将钱给房地产商时，个人高负债也就此形成。
高负债开始压垮香港经济。由于香港的资产价格已经远远超出香港经济创造利润的能力，也远远超过香港的GDP。随着资产价格上涨，人们反而更积极地将资金投入虚壳价格上。而且，因为没有任何实业的利润比资产泡沫增长的更快，所以当房价和房租快速上涨后，导致各类商业经营成本大幅提高。如果商业收入能持续增加，抵消快速上涨的成本，香港的表面经济还能持续增长。但是，随着大陆经济和社会崩溃，不论通过香港的贸易出口，还是到香港旅游消费，不仅不快速增长，反而加速下降，香港经济也受到明显影响。
在资产泡沫扩大和商业收入减缓的共同作用下，大部分香港市民的个人收入受到越来越明显的影响。而且，资产泡沫的传导具有滞后性，向商业和生活的传导速度不同。随着大陆消费持续减少，商业集中区的铺租也急降，但是在主要的生活区铺租上涨后，并没有明显下降。生活区商铺保持高价，市民生活成本难以降低。除了加速掏空香港财富的金融业兴旺之外，其他大多数行业和民众个人逐渐陷入困境。
很多港人实质上已经陷入赤贫。随着资产泡沫持续扩大以及权贵支持和鼓吹泡沫，很多港人受到压力，高价贷款买房做房奴。由于房价和个人收入差距太大，不少港人背上沉重的债务。他们必须努力工作或者过度工作多赚钱，同时极度削减开支，结余出来的钱才能偿还按揭贷款。例如媒体曾报道，一对80后小夫妻通过按揭贷款成功买房上车。丈夫阿全收入较为固定，以厉行节约的方式攒钱，每顿能只吃一个面包就不再吃第二个，坚持多多步行上班，多走一段路就能省下公交车费。妻子Helen做护士，想法加班多赚加班费，两人拍拖时几乎无消费，主要去公园散步和拍照，而约会吃饭也在快餐厅。当然阿全和Helen属于极端的例子，其他贷款按揭买房的香港市民，很多不像他俩如此节约，但是生活也尽量节省。当然，阿全和Helen看到房价上涨，自己的房屋增值，一点也不觉得辛苦。不过，如果去除这套房子的价格泡沫，从客观的角度衡量阿全和Helen的生活，两人已经属于赤贫状态。
在12月美联储加息后，权贵终于不再强调乐观情绪，说明香港经济已经危在旦夕。在A股股灾引发大陆金融危机后，港股跟随下跌。从10月份开始，楼市变冷，成交价下降。股市和楼市下挫，已经说明资产泡沫开始爆破。但是，权贵们仍然表现得相当乐观，强调香港仍有各种发展机遇。随着美联储加息真正成为现实，权贵才慌了手脚，表现出对经济的忧虑。但是，权贵仍然在试图安抚社会，给民众以虚假的安全感。而实际上，权贵这样的态度已经说明香港资产泡沫已经开始破裂。而且，权贵无计可施，只能眼睁睁看着问题全面爆发。
另外，大陆自由行游客日益减少，香港商业也更加萧条，众多民众收入继续减少，支付能力随之下降。除了大陆仍然通过金融市场，继续从香港圈钱而让金融显得火热之外，香港经济已经没有亮色。港府实施的规模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必将因为中国经济崩溃而烂尾，这笔巨资终将被证明是玩打水漂。（待续）
（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独家供稿）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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