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61年（1972年）7月22日，蒋中正于台北中兴宾馆深度昏迷。侍从医官察觉蒋氏口中念念有词，声音十分微弱，医官立刻请值班的侍从副官翁元，耳朵贴近蒋氏嘴巴，仔细聆听他在说些什么。翁元仔细听了一两分钟后告诉医官，总统说的是：“反攻大陆……解救同胞……反攻大陆……救中国……反攻大陆……救中国……”
蒋中正，字介石（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是中华民国政治家及军事家，字介石，幼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后人尊称先总统蒋公。祖籍中国江苏宜兴，生于清代浙江省奉化（现属宁波市），逝世于台湾台北市士林官邸。他历任黄埔军校校长、国军总司令、国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特级上将、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二战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务，是中国建立共和政体以来第一个成功统一全中国，是同时统治过全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蒋中正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
辛亥革命首义时，杭州之仗11月5日打响，打前阵的是住在新华路上的奉化会馆中的敢死队，该会馆由蒋中正舅父出资。其敢死队队长正是刚从日本军校回国的蒋中正。敢死队员则是其同乡，奉化渔民。时年蒋公24岁，时名蒋志清。蒋中正在回国前照了一张绝命照寄给母亲，身殉革命的决心来杭州参加起义。母亲特遣专人回信，勖勉独子：“死生一视于义，毋以家事为念”。青年率领敢死队身先士卒猛攻浙江巡抚衙门，活捉巡抚曾韫，革命成功。此时蒋介石也认为：怎样才能算个人？只有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原则做人的人才算个人！就是说，对社会、朋友、下属一定要忠实，对父母毕须要仁爱，对朋友及所有人要有信义，对任何人都要公平合理和平共同！而聚众成匪，惨无人道杀良善勤劳之人、夺其财，辱其父母妻儿，以盼不劳而获，这还能算是人吗！
1923年9月至11月间，孙中山派蒋中正为代表率团赴苏俄考察学习苏维埃体制的政治及军事系统。蒋发现苏俄对中国社会，强分阶级、讲求斗争，他对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对付革命敌人的策略为更多，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兼容的。
1924年6月16日，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校庆日。蒋中正任校长，校训“亲爱精诚”经由蒋亲自拟选。孙中山于黄埔军校之训词后成中华民国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1928年，国民党军重新北伐，却于济南横遭日本帝国的阻扰乃至侮辱。5月12日，蒋中正有日记云：“是日本军阀之祸国殃民，乃更甚于中国之军阀矣！毒蛇猛兽豢养不除，必至反噬其主人，惜乎日本民众犹未能醒悟耳！大为中日两国民众之前途长太息也。”其时蒋氏亦由仇英转而仇日，两国从此孽根深种，剑拔弩张。9.18事变四天之后，蒋中正“此刻暂且含忍，绝非屈服。如至国际信义条约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该忍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的决心与最后之准备，届时必领导全国人民，宁为玉碎，以四万万人之力量，保卫我民族生存和国家人格”。
1932年2月，蒋介石提到“与倭持久作战，非如此不足以杀其自大之野心”，决定“准备长期抵抗，以求最后之胜利。”1938年3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我之对倭，在以广大之空间土地，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积各路之小胜，而成全局之大胜。”同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完成了《论持久战》初稿。
西安事变中，蒋中正告全体国民书：“……我死之后，中华正气乃得不死，则中华民族终有继起复兴之一日。……惟望全国同胞对于中正平日所明告之信条：一、明礼义；二、知廉耻；三、负责任；四、守纪律，人人严守而实行之，则中正虽死犹生中国虽危必安，勿望以中正个人之生死而有顾虑也……”
张学良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及：“我的事情就只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回首一生，自问做了最错的事，就是在西安事变中，姑息了共产党。往后数十年，隔岸目睹中华民族尽历空前的苦难，最是羞悔”！1958年11月23日，蒋中正与张学良在台湾桃园大溪会面，蒋中正临走前说：“西安事变对国家的损失太大了！”张学良在日记中留下：“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晚年张学良为此痛心疾首，自称民族罪人。
1937年7月7日，7.7事变。蒋中正于庐山发宣言，曰：“战事骤发，亦有策，必守之。吾国虽尚太平，然不求苟安，且延之，勿疾克。当知战事既开，势若覆水，请弃城下之约，同心守义，利可断金。是役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必死而后生。”1937年7月31日蒋中正“告抗战全体将士书”指出：“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要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既然和平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举国一致，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
淞沪会战是1937年8月13日起中国军队抗击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这场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第一场重要战役，规模大、战斗惨，历时3个月，日军投入3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中国军队投入75万，自己统计死伤30万；中国军民浴血苦战，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野心。为坚持抗战，争取了宝贵时间。
蒋中正在1937年11月11日“九国公约”电中明确声明：“中国军人从上海撤退，乃战略关系，且为长期抗战之计……此乃战略上必要之举，吾国政府与国民务当抗战到底，咸已具有决心，暴敌实无以动摇之”。蒋中正：“日本无持久作战的战略资源。只要能与日军周旋到某一程度，它若不是北侵西伯利亚，就是南下南洋群岛（印尼），引起苏俄或欧美对抗。……”1938年2月7日，蒋中正演讲：“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本来战争的胜负，就是决定于空间与时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全部占领的广大土地，就此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1938年7月18日，武汉会战正打得异常激烈之时，蒋中正曾对英《每日先驱论坛报》记者斯诺称：“纵令将来武汉有不能守之日，殊亦无损于抗战于毫末；中国之今日，固在长期作战以消耗敌人力量，而获得最后胜利。相信保卫武汉之战，必使敌遭受重大之损失也！”
七七事变后，正面战场上连续爆发淞沪、太原、徐州、武汉等重大战役，日本“三月亡华”的计划就此破产。
傅斯年任参政员时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蒋中正亲自宴请傅为孔说情。二人有过一段著名对话——蒋：你信任我吗？傅：我绝对信任。蒋：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只好让孔下台。
1942年，圣雄甘地提出了英国“退出印度”的口号，准备发动第四次不合作运动，被英印政府逮捕。蒋介石多次呼吁和平和解。1944年，由于甘地绝食，生命垂危，蒋介石致电在美国的宋美龄，要她“面商罗斯福总统，从速设法切劝英国政府立即释放甘地先生，以确保联合国为民主、为人类作战之信念。”
1943年常德会战，张灵甫亲率突击队救援常德，迫使日军退出，被蒋中正誉为“模范军人”。张灵甫呈蒋介石的最后一电：职师与数倍之劲敌血战三昼夜，官兵伤亡殆尽，援军不至，无力再战，为不辱党国使命，抱定不成功即成仁之决心，发电后，职等集体自杀，以报校长知遇之恩。
由于受偏激的教育，现代中国大陆人认为是毛泽东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其实，历史的真相并不会永远被抹杀：1943年中华民国政府废除了自清政府以来签定的一切外国不平等条约——史称“43年条约”。蒋介石为此在1943年1月12日发表《告全国军民书》。
日寇侵占东北后，蒋中正立即写了遗嘱，决心献身为国，收复失土，并希望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纾国难。
抗战期间，朱家骅等人决定向蒋介石献九鼎，铭文由刘起吁起草，顾颉刚定稿：“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蒋介石知道后，大骂朱家骅：“这是无耻!”“太糊涂，是侮辱我!”“这种作法，不仅给我侮辱，也给党侮辱，怎么对得起总理在天之灵？”蒋纬国说，蒋中正在抗战最艰难的那段时期，实在支撑不住了，就关上浴室门，怕家人听见，然后在浴盘里发出凄厉无助的哀号，蒋纬国说家里人还是能听见，心都快碎了。
抗战中的教育投入仅次于军费。蒋中正说：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为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泪纵横”，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含泪挥毫写下这句诗后，搭机离开成都，飞往台湾，永远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几十年的大陆中国。这是他一生中最悲哀的时刻。
蒋经国曾这样回忆他随父亲告别溪口的情境：“极目四望，溪山无语”，当时“天气阴沉，益增伤痛。大好河山，几至无立锥之地！且溪口为祖宗庐墓所在，今日一旦抛别，其沉痛之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1948年12月初蒋中正命教育部长陈雪屏急飞北平，召集胡适等秘商“抢救学人”计划。蒋亲自指派飞机冒共军炮火飞北平南苑机场等候两天，仅胡适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梅贻琦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二三十人登机。据资料统计，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81位院士十几位随蒋赴台，其余六十余位羁留大陆，结果众知。
1949年5月27日，上海沦陷。著名物理学家吴有训在上海听到中央电台的一则寻找吴有训，让他去厦门的广播寻人启事。此前，吴有训拒绝了蒋中正邀他去台之请，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由南京秘密转移到上海。1949年10月17日，厦门失守，这则广播寻人启事才停播，共播送了143天。寻找他的人叫蒋中正。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天，蒋介石仍在中国大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保管并向公众开放的《蒋介石日记》，记述了蒋介石在中国大陆坚守的最后日子。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全国一片欢腾，蒋介石却高兴不起来。负责整理和研究《蒋介石日记》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华裔研究员郭岱君说：“8月13日他写道：‘未来艰巨，十倍于抗战。’为什么他有这个想法？因为这个时候他知道，林彪、彭德怀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内战即将开始，而且他觉得内战的复杂与艰困可能比抗日更甚。”郭岱君表示：整个国共内战，共产党对国军的作战部署了如指掌，国军几乎没打过胜仗，到1949年，全国败局已定。“1949年，蒋介石仓惶转战各地。我们在他的《日记》里看到，例如他说：‘愧悔无地自容，几无面目见世人。’‘只能戴罪补过，以求自赎。’”
1949年上海被共军攻克前夕，蒋介石5月6日乘军舰离开上海。郭岱君说：“这艘船走得非常慢，在黄浦江出来后在沿海走来走去，不知去哪里。最后船停在舟山岛，也没有登岸。前后在海上漂泊十来天，真是乾坤万里，沧海茫茫，不知何处为家。你可以想他这种心情：他不愿意离开中国，也不愿意去台湾，更不愿意去外国。”
蒋介石1949年7月1日在台北设立了总裁办公室，12月8日才下令中央政府正式迁台。但从6月21日到12月10日，蒋介石留在大陆，指挥据守西南的国军作战。11月30日晚上10点，他离开重庆前往成都。郭岱君说：“这个时候解放军已经要进城了，他才匆匆忙忙从他的住所到飞机场去。兵荒马乱，他在路上三次下来要走路，因为汽车已经没有办法走了。他们在午夜才抵达机场，没有地方睡，就睡在飞机里面，一直等到第二天凌晨，共军已经进城了，飞机才起飞。到哪里去呢？到成都。”
蒋介石是1949年12月10日从成都离开中国大陆的。郭岱君说：“起飞的时候，在成都上空绕了两圈，他眼泪流下来。这一次离开，他再也没能够回到中国大陆。”
郭岱君说：读完国共内战期间的《蒋介石日记》，人们可以发现，蒋介石对于国民政府失掉中国大陆的原因，有很深刻的反省，但却从来没有责骂共产党。郭岱君讲述了《蒋介石日记》向公众开放后的一件轶事：“前年10月，中国大陆有一位很重要的领导人悄悄地到胡佛来，他来看蒋介石日记，由中国驻美大使陪他来的，带了十几个人，都是部长。我就问他要看哪一段的日记？他说：‘我就看1949年的，我看他怎么写我们。’我就说：‘你会失望，他没有骂共产党，他都是批评他自己跟国民党。’那位先生认真看了一个多小时，看完之后不讲话。”
朝鲜战争时，美国曾考虑以原子弹对付中共，但蒋介石反对，因为不愿屠杀人民。1954年大陆严重水患，有人主张反攻大陆，但蒋认为黎民受苦之际，应以救灾为重，若趁机打仗则非仁义之师。1969年中俄发生珍宝岛冲突，苏联遣人与蒋联系，但蒋不愿做吴三桂，置之不理。
当大陆在进行文革的时候，蒋中正先生在台湾成立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并亲自挂帅，他说“中华文化是无人可以毁灭的”，“我们国父壹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原就是要把中华文化从根救起，再造壹庄严华丽之新中国。”
中印边境战争中，美国和苏联都支持印度。当时中华民国政府是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很多国家敦促蒋介石承认麦克马洪线，以便配合国际上的反共，谁知蒋发表声明说：“麦克马洪线是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绝不承认麦克马洪线”，并在联合国一天一个抗议，宣示中国捍卫主权的决心。
研究蒋介石的学者杨天石说，“根据现有资料，蒋介石的日记约始于1915年，止于1972年，距离去世只有3年。”信奉儒学，尤其是宋明道学的蒋，用“存天理去人欲”的要求来约束自己。中正语录：政治比之于军事还要困难。因为干政治的要钻进污秽龌龊的社会里面去。
民国四十五年（1956年），蒋中正70华诞。“中央日报”征文为其祝寿，报社负责人胡健中给胡适打电报约稿，胡适写完寄来，并附信说——“我量你不敢登。这文章是希望总统无为而治，不要管太多事情”。胡健中请示蒋，蒋说“可以照登，让他去讲好了”！此文就一字不改的照登了。
1959年大陆大饥荒，蒋中正训示台湾“救总”拟定救济办法，号召台湾人民每人省下一元钱支援大陆。他呼吁各国敦促北京开放港口，又想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向大陆提供10万吨粮食，北京断定是“反攻计划”，坚决不开放运送物资的港口。台湾又利用空飘、海飘向大陆放送各类物质……
蒋介石的一个积极遗产，是他在大陆破四旧与文革如火如荼时，在台湾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学校坚持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并重，须开设《生活与伦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等，重视古文训练和传统文化的熏陶。蒋给各个学校共同校训都是礼义廉耻。守护好文化的根基，社会才能“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蒋介石是崇拜王阳明的超级粉丝，古代思想家学问家中，蒋最敬王守仁（王阳明）和曾国藩二人。蒋改名蒋中正，中正的名讳出处来自王阳明心学中的“大中至正”。蒋介石曾经三次到阳明洞参悟，败退台湾后他对王阳明的研究愈发痴迷，甚至把台湾草山改名为“阳明山”，要求儿子蒋经国苦学阳明心学。
蒋介石当上中华民国总统，就在老家扩建产业，左邻右舍纷纷搬走，但是千层饼店的小老板周顺民拒绝。他说：搬可以，让蒋介石自己来通知我，只要他说出道理来我就搬。有关部门将此事迅速上报，蒋介石叹息道：爱搬不搬，随他去吧……。周顺房饼店至今仍存紧抵着蒋宅。
1973年蒋的演讲：“中共必须面对另一强大挑战，就是中华文化坚韧不屈的生命力。中华文化代表人文主义最高光辉，历五千年而道益光，业益盛，即赖此一文化生命力为涵濡蕴蓄；此一源自人性──基于伦理的优美文化，构成了每个中国人精神深处无可改变的价值信仰。与共产主义崇尚仇恨暴力的邪恶本质绝不兼容。
蒋1974年说：“世界上绝对没有任何民族自绝其历史，自毁其文化，并不惜出死力以侮辱─诬蔑─反对其祖先的道德功业─文行忠信，而仍能厚颜无耻视息于天地之间者！今天毛所谓批孔扬秦，所谓敢于反潮流运动，就正是在向中华民族是非─善恶─忠奸─邪正的人伦基准挑战”！
据陶希圣描述，林彪死讯传到台北时，蒋中正曾为此而落泪。
中正剑，又叫军人魂、成仁剑、自杀剑、黄埔军魂、将军剑。中正剑是民国时期蒋介石赠给其黄埔学生、得力部将及有功人员的随身短剑，因为在其剑柄上刻有“蒋中正赠”字样，因此得名“中正剑”，进而成为一种荣耀的象征。
蒋中正书法，出入于颜柳欧间，骨气端正，无一笔苟且，甚至带有馆阁体的规矩法度，读之令人心生敬意。
1975年4月5日，蒋中正溘逝。秦孝仪为蒋代笔之遗嘱：“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坚苦奋斗……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国民党迁台后，有部分本省人恨之入骨，而做为国民党的长期领袖与精神象征，蒋中正更是承担了极大部分的责难。数十年来批判国民党与蒋个人的文字不计其数，综观之，引发这股仇恨的真正源起就是2.28事件。许多资料指出，在此之前，台人对于国民政府“如婴儿之望父母”；但是事件发生后，则“视之如寇雠”。两年后国民政府迁台，随即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更大大伤害了台湾的地主以及仕绅阶级，日后的反对运动有相当一部份就是由此而生。然而国民党的土地改革政策的收获，是许多得到田地的新生自耕农，对于国民党的感激之情。
在政治方面，由于国民党担心中共的渗透，在台湾长期实行戒严，压制民主要求，这也加深了台湾社会的反感。然而国民党在社会方面的一些政策，却使得这些仇恨愈积愈深，难以化解。其中最深刻者，就是禁止台语。终其一生，蒋中正所想的就是有朝一日得以反攻大陆，而台湾就是这一大战略的人力、财力与物力的主要来源。基于这种考量，他必需在台湾厚植大中国主义，所有有碍于此一战略的都必需压制，台语理所当然地就成了牺牲品。这件事情却也成为许多本省同胞积梗心中多年无法释怀的伤痛。
迨至台湾民主化后，所有这些因素都成为反对国民党的原因。
近几年由于政治因素，2.28事件所有责任都指向国民党，指向蒋中正，因而忽略了“台湾共产党”在事件中的角色。当然缉私烟事件与台共无关，是陈仪政府处理不当，连累长官蒋中正也必须负起连带责任。但“台共”利用事件所引发的民怨是不争的事实。台共首脑们于台中成立二七部队，后来被国军21师所歼灭，从这个角度看来，2.28事件也可以视为国共内战的一环，只是在过程中波及到许多无辜善良、包括外省人在内的台湾民众。
诚然，蒋中正对台湾曾带来了伤害，但他对台湾有着不可否认的贡献。
蒋中正到台湾时固然是战败之身，但是他反共之坚定恐怕亦难有超越者。有谓国民党来台是将国共斗争带到台湾来，其实以当时而言，如果国民党不来，来的就是共产党了。而且共产党在大陆所推行的一切暴政，诸如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改造、反右运动、大跃进乃至文化大革命等，台湾人恐怕都无从逃避。若然，则台湾不但尸横遍野，生活艰困，就更不会有后来的安居乐业与政治经济奇迹了。
其次，蒋本人读书虽有限，但是他极注重教育。来台后大力推动教育并推广中华文化，使得台湾在相当时间内被视为中华文化的承继者，这是值得后人肯定的。此外，台湾的教育普及而公平，并未因为省籍而有所差别，台湾社会日后各方面人才辈出，不能不说是教育政策的成效。第三点就是蒋中正对于经济建设的关注。从最初的土地改革、开发实业到后来的拓展外销，蒋虽然不是真正的决策人，但是他所任用的人才确实发挥了推动经济发展的效果。最后，蒋中正本人及其近臣都十分清廉，对当时的官箴以及整个社会风气，都起到了相当正面的作用。
蒋中正的一生历经革命、北伐、抗日、剿匪，大起大落，成败互见，原本就难用一两句话为其做评价。台湾经过多年努力，终于有幸成就民主政治。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