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微痕》我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图)

【看中国2014年11月16日讯】每个人的少年时代，都会有一些美好的记忆。

我的少年时代，最美好的记忆，在少年宫。

最痛苦的记忆，也在少年宫……

我进少年宫参加美术组的学习，是在1957年。那年秋天，我上小学三年级。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但这显然不是家传——父亲出生于河南一个贫农家庭，抗战逃难来重庆后一直从事商业、财会方面的工作；母亲出生于四川一个小县城的贫民家庭，从参加抗敌宣传演出到进入国立重庆师范学校读书，以后一直从事音乐教育。

我对画画的兴趣，也说不上有什么环境影响。从记事时起，我家（搬过两三次）的住地周围就没有什么画家或学画的人，画廊、画栏也没有一个，亲友中也没有喜欢画画的。

回想起来，可能是一些偶然的因素促成了我对画画的兴趣。那时父母都很忙，50年代初期，他们都刚走上新的工作岗位，需要好好表现，没有时间陪我玩。最简单也最安全的办法，就是让我一个人画画玩。有时父亲带我到他工作的税务局里去，他办事情或与同事聊天去了，给我一沓纸，一支笔，我就可以一个人坐在那里津津有味地画上半天。在家里，只要有一截粉笔和一块木板（或一张木凳），我也可以默默地在那木板或木凳面板上涂抹半天，自得其乐——犹如今天的孩子们坐在电视机或电脑面前一样。

也许，是长辈们经常的诱导，鼓励，使我逐渐增强了对画画的兴趣。父母发现我能坐着独自画画玩以后，就常常高兴地对亲友们夸耀：“这孩子喜欢画画。”而亲友们也常会说：“这孩子长大了要当画家。”记得上托儿所时，所长老太太还曾送过一本学画的小册子给我，封面上就题写着：“送给何蜀小画家”。

于是，当画家成了我天真的、朦胧的理想。

小学三年级那个秋天，父亲给我打听到少年宫有个美术组。他告诉我，已经在电话上同少年宫的领导约好时间，叫我到时候直接去就是。

到了星期天的上午，我拿着一卷画——是从自己在家里画的许多乱七八糟的画中挑选出来的“得意之作”，独自去少年宫。

我的家乡重庆的老城区，是由长江和嘉陵江两江环绕着的半岛形山城。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这个半岛像一只瘦长的卡通狗的头，从西南角向东北角伸长了颈项。长江从西南角下方（卡通狗的脖子下边）往东，嘉陵江从西（卡通狗的脑后）往北再折往东，两江在东北角相汇，那里（卡通狗的鼻尖）就是重庆历史悠久的门户，有名的朝天门大码头。

从朝天门往西，有一条大马路，是老城区的主干道，但它既不宽，又不平（正如民谣所说：“好个重庆城，山高路不平”）。它顺着山城的山势爬上一大坡，再蜿蜒曲折向西横贯城区，穿过城中心最繁华的解放碑地区后，沿着半岛向西南角延伸的山脊，再往上爬坡，经过七星岗、观音岩等路段——这些地名都与山势密切相关。

重庆市少年宫，就位于观音岩西边，半岛的最高点枇杷山脚下，主干道靠嘉陵江一侧的路坡下面。

这片地方，曾是四川老军阀杨森的园林式公馆“渝舍”。杨森曾在20世纪20年代军阀混战时期称雄于川东，后来做过国民党政府在重庆的最后一任市长。重庆人都知道，杨森以妻妾成群著称。据说他最宠爱的一个小妾，因为被他发现另有私情而被杀，死后就埋在渝舍一口枯井里。自然，渝舍在50年代改建为少年宫后，枯井早已没有了。那里成了一大片草坪操场，是少年儿童们节日集会的地方。

那天，我怀着兴奋而又忐忑不安的心情去到少年宫。在少年宫那幢灰砖三层楼房的二楼上，按照父亲的交待，找到了一位叫陈锦绣的阿姨——她的名字很美，而且与我开始在少年宫学画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我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字。

陈锦绣阿姨那天好像正在生病，在办公室外接过我手里的画，就无力地在旁边通往三楼的楼梯口梯级上坐了下来，打开一张张画看了一会儿，大概比较满意，柔声对我说：“以后你每个星期天都来吧。”

说完，她就把我带进了旁边一间大教室。

教室里坐了一屋的学生，年龄都比我大，每人面前都支着一个画架，正在静静地画素描。画的是一个石膏的脚掌模型。陈锦绣阿姨向教课的老师轻声说了几句话，还亲自动手帮我拿来一个画架和一块画板安放好，才轻轻地走了。

我就这样开始了在少年宫的学习。

那天，因为同学们正在各自作画，没有人说话，教室里只听见一片铅笔在纸上涂抹的沙沙声。因此我的心情也更加局促、紧张。

第一次学画，就遇上画素描，而且我进去时老师已经把该注意的要领讲完了。我什么都不知道。在家里，没有老师指导，自己多半只会以最简单的“单线平涂”方式画着玩，反正以画得“像”，画得好看为原则。对于画画，许多基本常识都没有。比如，画中国画要用宣纸，我却闻所未闻。有一次，我临摹（“临摹”一词也是到少年宫后才知道的，以前只会说“照着画”）一幅徐悲鸿的水墨画，为了达到那种墨色的浸润效果，自己想了个办法：拿一张普通图画纸，用水涂湿了再画……从未经过正规学习，哪里懂得用铅笔排列细细的线条组成块面来表现物体的立体感！

不用说，我那天画得真是一塌糊涂，惨不忍睹。

但是我仍然十分高兴，因为总算开始了向往已久的正规学习。

二

大约就在我满怀欣喜地开始在少年宫课余学画的时候，我家里发生了一场灾难性的重大变故。

当时小学生学习负担不重，常常只上半天课。在不上课的时间里，老师就把住得邻近的同学每三五人编成一个课外学习小组，集中到一个同学家里（或轮流到每个同学家里）一起做作业。我家里就有一个学习小组。我的外婆还被班主任老师聘为“课外辅导员”（其实就是要她管住孩子们不出事），还郑重其事地发了一张聘书。老师时常要到每个学习小组来巡视检查。

小学生在一起，没有不调皮的。做完作业，常常会说笑打闹一番。有一天，我和几个同学一边打闹，一边快活地唱着音乐老师（一个年轻姑娘）刚教会我们的新歌来互相攻击——这歌是音乐老师自己编写的：

右派右派，

像个妖怪！

当面他说好呀，

背后来破坏！

……

正在屋外公用过道里做饭的外婆（我们习惯于叫她婆婆），听到歌声，急忙跑进屋来，压低了嗓子，紧张地呵斥我们不要唱。

我感到不解，理直气壮地说：“这是老师教的，又不是坏歌，啷个唱不得？就是要唱！”外婆讲不出什么道理，只是气急败坏地扬起手掌奔过来要实行“武力镇压”，我就绕着桌子跑，边跑边继续唱。同学们也在一旁笑着为我助威，把歌唱得更加响亮。

外婆的干涉适得其反，她只好无奈地出去了，嘴里低声骂着“背时挨刀砍脑壳的……”一类习惯用语。我们则高兴地继续玩。

不记得是当天晚上，还是过了一两天，妈妈把我叫到身边，十分为难地告诉了我外婆那天发火的原因。

原来，父亲已经被划成了“右派分子”。外婆不让我们唱那首辱骂右派的歌，是怕知情的邻居（我家住的是税务局宿舍，邻居多是父亲的同事）听到了笑话。

爸爸成了右派！

这对于我真是一个晴天霹雳。尽管那时年纪小，还不完全懂得什么是右派，划了右派会有什么灾难性的后果。但是知道右派是“坏人”，当右派是耻辱。

学校里，好几个老师已被划成了右派，其中有我比较喜欢的图画老师，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青年（我连他姓什么都毫无印象），他教我们画的，都是“深山古寺”、“孤帆远影”之类山水。当然我们不是用水墨而只是用铅笔画。他能用粉笔在黑板上几下子就勾画出那些很有古典气息的简略画面，使我们从中受到中国古代山水画意境的熏陶。

我很喜欢上他的课。但是他成了右派，再也没有来教课了。

有一段时间，在学校教学楼的门口台阶旁，摆了一块小黑板，上边画着《右派百丑图》，用漫画形式丑化几位被打成了右派的老师，把他们画得一个个面目狰狞，穷凶极恶，其中就有我喜欢的图画老师。

后来，我看到文革中红卫兵画的“走资派”《群丑图》时，就总会想起小学时看到过的《右派百丑图》。

在我上学放学都要经过的邹容路上，有城里最大的重庆剧场，靠路边的橱窗里，有段时间陈列了一出批判右派的话剧《高等垃圾》的剧照。后来我看过根据这话剧剧照编的摄影连环画，剧情大意是说，一群右派分子正“策划于密室”，忽然有人来了，他们惊慌失措，怕阴谋被人发现，几个人就钻进一个大口袋里躲起来。进来的人问口袋里装的是什么，屋里女主人情急之中回答说是垃圾。来人问垃圾为什么装进这样的口袋里，答曰：“这是高等垃圾。”

当时就是这样丑化、污辱“右派分子”们的。

没想到，我自己的父亲也成了这样的“高等垃圾”了。

好在，当时的学校里对小学生还不怎么讲“阶级路线”。就在那年底，可能就是我父亲被戴上“右派”帽子的同时，我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戴上了红领巾。

不久，我又因为学习成绩好，听话（遵守纪律），被老师和学校少先队总辅导员选拔出来，委以“重任”，担任了学校少先队的大队委员（因分工负责画墙报，称为墙报委员），左臂佩戴上了代表少先队最高“官阶”的三根红杠的标志，——这可是足以令同学们眼热和令自己自豪的标志！

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曾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文革前十七年“统治学校”。如果把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看成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话，50年代的许多学校倒确实是执行了这个“路线”的。尽管政治运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深入到千家万户，尽管四川省的左倾领导人已经体会领袖的意图不失时机地率先树立起了突出“阶级斗争”表现的“少年英雄刘文学”这个样板，但作为一种“社会习惯势力”，一般学校和大多数教师仍然看重学生的学习成绩。

我因为学习成绩好，仍然得到学校和老师的喜欢。年年评“三好学生”，都有我的份。——其实，我并不完全合格，“三好”是“伟大领袖”提出来的：“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而我就是“身体好”这一条比较差，一向文弱，体育成绩除了广播体操做得认真标准能得满分外，投掷常常投不到规定的距离，跳高则往往会踢飞横杆……但是主科成绩好，就一好遮百丑了。何况还占“工作好”这一条呢——我始终不明白对学生为什么要提出一个“工作好”的要求，不过我在少先队里倒确是“工作好”的。经常别人都放学回家了，老师都在吃饭了，我还一个人在搭着凳子画黑板报。

三

那些年里，有一首家喻户晓的政治流行歌曲叫《社会主义好》，其中有一句唱的是：“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后来大概觉得想反人民江山的不止有“右派分子”，便将“右派分子”改成了“反动派”，到了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出时，这句又改唱成了“阶级敌人想要翻天办不到”。）起初唱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些惶惑，有些别扭。但唱的次数多了，慢慢也就麻木了，不再去多想它的具体内容了。

父亲被划为对人民江山“想反也反不了”的右派后，撤销了副科长职务，原本即将“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前景自然也化为泡影。父亲不仅社会地位陡然下降，而且被降了工资，家里的经济状况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不久，父亲被送去远郊北碚的蔡家场砖瓦厂进行“脱胎换骨”的“劳动改造”了（据说他还算是幸运的，另外一些“罪行”更严重的右派分子，被送去了荒凉的川南山区劳改）。

接着，母亲也作为“下放干部”，到远郊万盛山区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了。只有外婆带着我和三个妹妹过日子。

那时，母亲承受了极大的精神压力。以后她曾多次谈起，在那段时间里，她的女友们见面时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离（婚）了没有？”反右派运动导致了许多家庭的破裂。许多夫妻为了不让孩子受到社会的歧视而被迫离婚。但是我的母亲挺过来了。不仅仅是因为感情上的原因（恩爱夫妻被迫离婚的并不少见），还因为她凭着对社会的纯朴认识，坚信即使离了婚也不可能摆脱被歧视的命运，与其那样，不如干脆不离婚，还可以保存一个完好的家。

反右派之后，人们再不敢说真话，于是，虚假浮夸的“大跃进”应运而生。

我们小学校的操场里，也搭起了所谓“土法炼钢”的“鸡窝炉”，老师们在那里汗流满面地鼓捣着，据说炼出了“钢”，一块黑不溜秋的铁疙瘩，他们兴高采烈地给它裹上红绸带，敲锣打鼓簇拥着到区委报捷去了。

我们小学生也在课余时间里组织起来，提着小竹篮，拿着小掏耙，到长江边上去挖“废铁”支援“炼钢”。虽然挖出来的大多只是一些锈蚀的铁钉，但我们却乐此不疲，因为在广阔的长江边沙滩上是很好玩的。

领袖一声令下，传媒大肆炒作，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继农村一律建立起人民公社之后，城市里也扯旗放炮地建立起了人民公社（多半是原街道办事处改一个名字）。

说来难以置信，在我上学必经的邹容路上，还一度开设了一家“无人售货商店”，据说是人们在大跃进中共产主义觉悟空前提高了，可以不需要有售货员收款，自己想买什么东西照价自觉付款就是。我那时身无分文，没有什么东西可买，因而从未进过那家商店。但是发现它开了没几天就关掉了。

在我家附近有个人民公园，是20年代末重庆建市后就开辟的第一个公园（原名中央公园），公园里有一个溜冰场，它的周围像古罗马斗兽场那样有一圈环形台阶式看台。那时溜冰场里经常有活报剧演出，我们常跑去看，看到表现中国人民大跃进，建设成就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扮演英国佬和美国佬的演员做出惊慌失措屁滚尿流的样子时，我们都会笑得前仰后合，乐不可支。

各行各业都在“大跃进”，都在虚报产量、成绩“放卫星”，我们小学里也放了一颗“卫星”：速成普通话。

这个速成方法原来非常简单，一次上课时，我们班主任，一位很受同学们喜欢的教算术课的女老师，要求每个人上讲台去，用“普通话”说一句话，不管说得好不好，只要说了，就算普通话合格，就发给一张《普通话合格证》。在老师的热情鼓励下，先是一两个胆大的同学上去，然后大家就一个接一个都上台去了，大多是结结巴巴说一句最简单的话，诸如“我要学普通话”之类（其实许多人说的根本就不能算普通话，而是川味十足的“椒盐普通话”），全班同学都皆大欢喜地领到了《普通话合格证》。真是“重在参与”啊！

我至今保存着这个“大跃进”年代的产物。这是一张浅蓝色卡片，印得很漂亮，浅蓝底的正中，印着几个醒目的黑色大字：普通话合格证。下面两行小字是学校、姓名（具体名称事先已经由老师用钢笔填写好了）。几行字的下边，是红色的花边框，由麦穗、田野、水电站、工厂、高压电塔等图案组成，花边框正中是少先队的五星火炬；几行字的上方，是一个戴红领巾的男少年骑在火箭上往东飞，一只手里还举着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卡片背后印了四句话：

人小志气大，学习普通话。

要学火箭飞，不做蜗牛爬。

这四句话的下面郑重其事地加盖了学校少先队大队部的公章。

“大跃进”掀起的狂热情绪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有一次给我们上课（临时代替请假的老师上一堂课）时，满怀激情地说：“像这样干下去，再过两三年，有一天毛主席就会站到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了！”

我们都为此真诚地欢欣鼓舞。

说起来，“大跃进”给我家也带来了一点很实际的好处：外婆被动员出去参加了街道纸盒厂工作。厂里都是些文盲半文盲的婆婆妈妈，外婆毕竟读过一阵扫盲班，背诵过《老英雄孟泰》、《张明山制造反围盘》一类课文，自己还能读《三国》、《水浒》、《铁骑银瓶》一类旧小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虽是“右派家属”，外婆也一度当上了厂长。家里不仅多了一点收入，作为我们全家“顶梁柱”的外婆，在心理上还减少了一些“低人一等”的压力。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小伙伴中流行开了一首逗趣的童谣：

一九五八年，

要把白沙消灭完，

白沙听了有意见，

急忙跑到理发店……

现在回想起来，才发现这首童谣很有些“黑色幽默”味道。所谓“白沙”，四川人口语里指的是头发被剃光了的光头。既然已经被剃成光头了，跑到理发店又有什么用？

而“白沙”一词，在那时还有另一个特定含义：代指劳改犯人，那些犯人是要被剃成光头“白沙”的。随着政治运动的深入，“白沙”——劳改犯人的队伍正在迅速扩大……

这首童谣仿佛是一个谶语。不久，大灾荒降临了。在一些地方，并非“白沙”光头的长头发公民，也被大批“消灭”——饿死了。

粮食定量了。肉类定量了。糖果糕点定量了。星期天，老师们被组织起来到南岸山上去挖土茯苓、蕨鸡头一类野菜充饥了……

学校里号召大家养“小球藻”，老师说，那东西是宇宙飞行员吃的，营养十分丰富，吃一点就能管好久，每个同学都从家里拿来瓶瓶罐罐，老师给每人倒上一点绿莹莹的水，叫各自拿回家去“喂养”。我也用一个罐头玻璃瓶装了，放在窗台上。起初，那水的颜色十分好看，但过不了几天，水就发黄了——小球藻死了。

街道食堂里也有“小球藻汤”供应，但人们吃了并无能管饱的感觉，更别说“能管好久”了。

反右派之后，我们就常常这样在假话、谎话中过日子了。

当时曾有一首歌唱“总路线”的歌，最后一句是“最响亮的口号是干干干！”邻家一位在中等专业学校住读的大哥哥告诉我，他们同学中已把这一句改唱成了“最响亮的口号是‘罐罐饭’！”——那时公共食堂为防止分饭不公引起矛盾，时兴按每人定量蒸罐罐饭，每人一罐，谁也占不了别人的便宜（当然炊事员除外）。蒸罐罐饭之风还刮到了一些人家里，因为那年头亲人间也常为吃饭闹矛盾。

被迫参加重体力劳动而又吃不饱的父亲，患上了营养严重不良的浮肿病。医生给他开了一种叫“康复丸”的药，后来听说主要是麦麸和糖做成的。有一次，我偷偷尝了一口，觉得真是“味道好极了”。

四

生活艰难的阴云虽然越来越浓，但少年宫的天空仍然是阳光灿烂，令人神往的。

我最高兴的是，在我进入美术组学习几周之后，少年宫新来了两位专职的好老师。一个是文老师，专门教我们画中国画；另一个是郭老师，专门教西画（素描、水彩、水粉）。

文老师是少年宫的外聘老师，毕业于西南美术专科学校，本职是西来寺小学的美术老师。他30多岁，瘦高个，有一张棱角分明的长型脸，神情谦和、善良，一双明亮的眼睛时常带着和蔼的微笑。他上课很随便，经常叫我们围上去（我们一般只有几个或十来个同学）看他示范作画。他讲课如同摆家常，语调温和，从不疾言厉色，常用启发式的、有时还诙谐打趣的语言，把绘画技巧讲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他几乎不训人，即使要批评谁，多半也只是带着微笑，用一种戏谑、嘲讽的口气轻轻说上一句。

郭老师是少年宫新调来的专职老师，毕业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他显得比文老师年轻好几岁（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他只小文老师一岁），方形脸，高鼻梁上架了副近视眼镜，训人的时候，眼镜片后常会射出严厉的目光。他说话火气很旺，那一头艺术家的浓发常常给人“怒发冲冠”的感觉。他讲课的风格与文老师截然不同，颇有些像法国电影《虎口脱险》中那位指挥先生，手舞足蹈，激情洋溢。记得有一次他讲基本功的重要性时，站在讲台上挥动着双手，慷慨激昂地说：“比如唱歌，你总不能光是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呀好得不得了……’你必须用技巧把它好在哪里表现出来，这就要有基本功！”他那满头浓发随着他双手的大幅度动作一起抖动。在我们画素描时，他只要听到有铅笔在纸上不耐烦地大面积涂抹的声音，就会厉声斥责：“又在喳喳喳、喳喳喳了！”大家就得赶紧把笔停下来，或是把笔触变轻些。

文老师那时妻子刚刚病逝（多年以后我翻看母亲的《同学录》时才意外发现，原来文老师的妻子跟我母亲是40年代国立重庆师范学校音乐科的同学）。中年丧妻的文老师，拖着三男一女四个年幼的孩子（最大的也比我小一岁），生活十分艰难。他家住在一处贫民窟似的小学教师宿舍（一个烟熏火燎的大杂院）二楼上，只有小小的一个房间，窗户下边就是摆了两三排煤炉子的公用厨房（他后来哮喘病日益严重，这应该是一个原因）。他家吃穿都很简单、粗陋。家里到处是灰扑扑、黑糊糊的，只有他画的画才显出美丽的亮色。但从他的言谈表情上一点也看不出苦难的痕迹，他随时都显得乐观、开朗、和蔼可亲。他常把老大和老三（时称三娃子，现在海外发展，已是欧洲华侨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带到少年宫来，跟我们一起学画，我们成了好朋友。

郭老师那时还没有结婚，独身一人住在少年宫。他正值雄心勃勃，想要干一番事业的年华。他不光要求我们严格，自己也坚持在苦练绘画基本功，我看到过他在办公室里画的一幅石膏马的素描，他专心致志地画了很长时间（大约好几周吧），画得那样精雕细刻，其功力让我们自叹望尘莫及。他买了很多书，有一次我进他房间看见了，惊奇羡慕得差点迈不开脚步离开。后来我鼓起勇气向他开口借《李杜诗选》，他起初不肯借，但我既然已经开了口就一不做二不休“锲而不舍”了，最后他叹息说：“你这孩子真能缠人……”答应借给我，但严肃地宣布“约法三章”：不污损，不卷角，不转借。我当然严格遵守了。拿回家后，买了几张白打字纸裁了订成本子（买不起笔记本），抓紧课余时间紧赶慢赶地抄了一本，然后毫发无损地把书还了回去。但此后再不敢向他借第二本书（可惜他那些书在文革初期就被当作“封资修”毒草勒令全部上缴给少年宫的上级领导共青团重庆市委了）。

两位老师除了讲课，还经常告诉我们一些美术方面的信息。文老师说，画家胡佩衡出了一本《山水画技法研究》，很好，我就赶紧去买了一本（这是我自己买的第一本绘画技法书），郭老师说，电影《画家苏里柯夫》值得一看，我也赶紧找外婆要钱去看了一场。

有一次，我在郭老师的办公室写字桌玻璃板下，看到他写的一条自勉的座右铭：

以 勤 补 拙

力戒——

  无边际的空谈，

  无目的的闲逛，

  无端的烦恼，

  无谓的争吵。

这张字条给我印象很深，我把这几句话记到了日记中，也铭记到了心中，当成了自己的座右铭。

生活困难的阴影渐渐也笼罩了少年宫。本来，美术组的学习条件是很好的，我刚去的时候，画笔、颜料、纸张，全是由少年宫免费提供，此外还专门给我们订有《美术》、《中国画》等杂志，教室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石膏模型和各色蜡制水果模型。随着所谓的“严重自然灾害”，免费提供的东西逐渐减少，最后没有了。只是当时还没有像今天的少年宫那些儿童美术班一样要求缴学费，否则，我们好多同学都不可能继续学习了。

每年秋季，学校开始新学年后，少年宫美术组，以及“红少年艺术团”的其他各个课外学习小组，如民乐组、小提琴组、手风琴组、舞蹈组、还有人数最多而不叫“组”的布谷鸟合唱团等，都照例要招收新学员。美术组再也不像初创时（就像我当年进来时）那样，由少年宫领导或老师看看画就可以吸收为学员，而要考试了。考完绘画后，郭老师通常还要对新生进行一番简单的口试。我们在教室门外听他询问新生：

“以后是星期天上课，要占用玩耍的时间，你能坚持不缺课吗？”

回答自然是：“能。”

郭老师这时就会提高了声调，从眼镜片后严厉地盯着对方的眼睛逼问：“下雨来不来？”

“要来。”

“下刀子来不来？！”声音更加严厉。

“要来。”这时回答通常已是怯生生的了。

我们在外边听着，偷偷笑。

其实，不一定非得“下刀子”，就是风和日丽，能坚持每星期天都到少年宫学习，也并非易事。到了寒暑假，还不仅是星期天了，一般还要增加学习时间。当别人都已不背书包而尽情玩耍的时候（那时的学生没有多少课外的学习负担），我们还得背上书包，书包里装着完成的少年宫的作业和自备画具：调色盒，颜料，画笔，盛洗笔水用的瓶瓶罐罐，沉重的砚台等等，风雨无阻地到少年宫去上课。而在家里，除了学校的作业外，还得完成少年宫布置的作业，还得多花时间苦练“基本功”：画静物写生，临摹《芥子园画谱》……

因此，进入少年宫学习，就好比自己给自己穿上了“红舞鞋”，再也不得休息。

在少年宫学习的同学们，大多不住在少年宫附近，那时的家庭经济状况也普遍不够好，很少有人能来回乘车——尽管车票只有几分钱，但那时每一分钱都是要计划着用的。我的车票钱就经常是节省下来买纸和笔了。

我从家里走到少年宫，一般得花上半小时左右。夏日里，在重庆那火辣辣的骄阳下走去走回，并不比走在“下刀子”的时候容易。我后来发现了一个使自己忘却炎热和疲劳的办法：盯住一棵行道树下的阴影，加快脚步走进去（心理上会感觉凉快至少一秒钟），再盯住下一棵，这样不断往前赶；或是把前边一个行人定为追赶目标，盯住他，赶上去，再盯住下一个……这样不知不觉就走到了。

每年招收新学员后，美术组教室里都会坐得满满的，但上过两三次课以后，人数就会“自然减员”，到最后，又只剩下我们十来个坚持不懈的同学了。

我因为年年坚持，当年龄大的同学们随着少年时代的结束而不再来以后，我就成了少年宫美术组的“元老”。

五

不觉间，我已小学毕业了。这时，生活的第一个打击骤然降临到头上。

尽管学习成绩全优，但是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我被剥夺了升入公办中学的权利，发配到市内一所民办中学——官井巷民办中学。这所民办中学那时名气很大，是全国教育战线大跃进中的一面“红旗”，校长李某曾出席全国“群英会”，得到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到处作报告，宣称要将学校办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一条龙”（在大跃进中他确已办过几天大学，后来因太不合格而被下令停办了）。尽管他吹得天花乱坠，但是关于他“道德败坏”的风言风语却不胫而走，几乎无人不知——在我们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这位校长终于被逮捕判刑。在他被抓走之前，还干了一件令我愤恨不已的事：下令停开才上了一年的英语课，胡说是我们有同学出去用英语骂人坏了学校的名声。

这个民办中学，以往从来都是在公办中学招生之后，再从落榜生中招收两三个班。而这一年，却由市教育部门强行分配了一大批各小学里“无权”升公办中学的优秀学生去，于是，它破天荒地扩招到十个班。这一届（初中六四级）学生中，有许多是品学兼优而“家庭出身不好”的“异类”。

唯一使我们这些“异类”学生得到安慰的是，因为扩招，这个民办中学不得不扩聘了一批教师，这些教师大多是因各种原因（其中有不少也是因“家庭出身不好”）未能考上大学或找到工作的青年，年龄比我们大不了多少，他们都正直热情，学习刻苦，工作努力，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对待我们，给了我们许多温暖。

因为“品学兼优”，我刚进校，就被班主任提议全班同学“选举”为班主席，随后，又被学校少先队任命为大队宣传委员，仍然干老本行：负责画墙报和黑板报。

历史书上一般都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是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其实，在我上初中后的1962和1963年，群众生活仍然十分困难。许多老人说起“六二、三年”的生活，都会摇脑袋。当时人们最直接的感受是吃不饱。有许多时候，以往农村用来喂猪的牛皮菜、红苕藤，也成了城市居民饭桌上的主菜。有一次，父亲从劳动的地方扛回来一麻袋红苕根（大食堂从每个红苕上削下来的根，上边总会带有一点红苕），我们全家都高兴得不得了。饭菜不够吃，外婆还想出了一个克服饥饿感的办法：在开水里加点酱油当汤喝，我和妹妹也都学着这样，称之为“喝酱油开水”。

有一次，我们初中班主任老师生病住院了。我们几个班干部准备代表全班去看望老师，也是向全班同学发起凑钱，凑粮票，还凑了《糖果证》，才得以买到必须的慰问品——那时每家的糖果糕点都是凭证限量购买的，数量极少。这一点，如今的人们恐怕很难想象了。

那年月，在重庆街头，经常能看到一个独特景观：打“抓精儿”。

“抓精儿”，“精儿”两字连读，听上去也像“抓鸡儿”。如今任何辞典上都找不到这个词。这是什么？这是在那个特定年代里才有的一种人，一些饿得什么都不顾及了，只知道抓东西吃的人。他们一般是青少年，穿着破烂，浑身肮脏，在街头茫然徘徊，在大小餐馆门前游荡，只要看见有人手上拿着刚买到的食物，他们就会猛扑上去，抓过来就狼吞虎咽地吃掉，若是别人端的是一碗热气腾腾的小面，他们也会抢过来直接抓起烫手的面条往嘴里塞。在这时候，随着被抓走食物的人的惊叫，旁边的路人往往会涌上去对这“抓精儿”进行围欧，但这时“抓精儿”则不顾拳如雨下，只管弯腰埋头护着抓到手的食物，以尽快的速度吃进肚里去。对于他们来说，挨打已是远比饥饿好受得多的事了。他们甚至还在实践中摸索出了一个“诀窍”：一旦把食物抢到手以后，马上用脏手将其弄脏（若是馒头，就迅速用脏手捏上几把），使你无法再夺回去食用……

这一独特“景观”，在“六二、三年”的重庆街头持续了很长时间。当时我的同学中还流传过这样一个“社会新闻”：中央派人来重庆微服私访，派来的是50年代初曾任重庆市长的曹荻秋（人们把对50年代初生活的怀念寄托到当时的领导人身上），曹荻秋在饭店里买的食物也被“抓精儿”抓走了……

我们那所民办中学，当时在名称上还有“工业”二字，叫“民办工业中学”。所谓工业，除去课程里有简单的工业基础知识课以外，主要是让全体学生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用各种劳动为学校挣钱。我们每周通常是一天上课一天劳动，或三天上课三天劳动。劳动内容多半是从河边往城里为某建筑工地挑河沙、砖瓦，或是为某单位从城里往河边运送渣滓（垃圾），干这些活时还得自带箩筐、扁担一类工具。有时遇上下雨也得干，大约是学校与某单位签有合同。同学们对此常常怨气冲天，那时政治课要讲《社会发展史》，学到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手段之一是“雇佣童工和女工”时，一些同学就故意把这句话读得特别响，引起大家会心的哄笑。老师自然只好佯作不懂。

学校安排的另一类劳动，是到一些工厂去作辅助工，如开关厂、缝纫厂、制刷厂、印刷厂等。在制刷厂分拣猪棕是颇有趣的工作，要把混在一起的黑白猪棕分拣开，很考验人的耐心。在观音岩坡下的印刷厂上中班也很好玩，我们是为印刷糖果包装纸打杂，那些彩色糖果纸印得十分漂亮，印报废的，我们还可以拿几张回家玩。在印刷厂劳动，我印象深的有两件事，一是厂里为改善职工生活养了猪（这是今天的工厂里很难看到的），有一头大肥猪常常被敞放在厂区内的路边，扭来扭去地走动，我们看到了，就戏称它为“歌舞团的”，因为它那几只小巧的蹄子使人联想起歌舞演员的高跟鞋。另一件事是，每当深夜下班时，厂里会给我们每人一小碗胡豆（蚕豆）羹作免费夜餐，我们总是几口就喝下肚里去了，恨不得能多吃几大碗……

更难忘的是，在深夜回家路上，我们看到了平时不可能看到的景象：

在城内中心区解放碑附近，大众游艺园与和平电影院一带马路两边，台阶上密密麻麻坐满了男女青少年乞丐（也许其中不少就是白天在街头出没的“抓精儿”），那情景犹如雨果《巴黎圣母院》里描写的“奇迹王朝”。我们几位同学走过那里，真感到心惊肉跳，毛骨悚然，忍不住要拔腿飞跑，而那些“奇迹王朝”的子民们则故意向我们发出威胁的呼喊声，使我们感到更加恐怖……

这些景观，是史书上看不到的，但是却在我少年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六二、三年”的具体组成部分。

不过，在当时，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却让我们不去正视这类社会现象，而只将其视为不应加以注意的“阴暗面”——否则是要“犯错误”的。我们深信传媒中宣传的“跃进再跃进”、“持续大跃进”、“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王蒙在小说《狂欢的季节》里写了一个在文革中走红的作家，说他走红的原因是“他发明了倒过来写作法”，“看到瘟疫流行就写全民健身，看到干旱洪水就写风调雨顺，看到饥馑就写掉到蜜缸里觉不出甜。”其实，我们那时所写的作文，不都是用的“倒过来写作法”吗？那时我已经对文学有了强烈的兴趣，正学着像郭小川、贺敬之那样写诗，像杨朔那样写散文。因此在我的作文中不可能出现饥饿、“抓精儿”和深夜街边的乞丐群，而只会有红旗红花，欢歌笑语……

在我上初中一年级时，反修大论战已经开始，对于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攻击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搞糟了，攻击我们现在只能吃大锅清水汤，三个人合穿一条裤子，我们都感到义愤填膺，认为那是“无耻谰言”……

六

与社会现实相比，少年宫里是另一片天地。一片圣洁的绿洲。

这时，少年宫美术组为了进一步加强艺术基本功的学习，将原先的一个组分成了两个组，一个组归文老师指导，主要学习中国画，叫国画组；一个组归郭老师指导，主要学习素描、水彩和水粉画，叫西画组。星期天上、下午分开上课。愿意到哪个组，由同学们按照兴趣自由选择。

我虽然选择了到文老师的国画组学习，并且被安排作了组长，但这样分开学习仍使我感到为难，因为我正学得如饥似渴，各种画法都想学，想打下全面、扎实的基础。不得已，我只好全天参加。好在当时是不收学费的，否则我也不可能这样给自己“加负”了。

星期天全天学习，中午来回太费时间，我就从家里带饭去。那时带的饭，就是一个小搪瓷杯里蒸上一杯“罐罐饭”，有时放上一点咸菜，有时干脆就没有菜，中午就这样加点开水填饱肚子——这在那年月已经算不错的了。

文老师教课，不搞按部就班那一套，而是尽量以启发、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为主。我们什么都学，学山水画的各种勾、皴、点、染方法，学人物画线描的不同勾勒法，还学画齐白石的小鸡，苏葆桢的葡萄……他既要求我们临摹古人的作品，又鼓励我们临摹全国连环画获奖作品中的那些精品。学人物写生画时，文老师让我们轮流当“模特儿”，有时端坐着，有时做出一种姿式：或坐着看书学习，或站着手里拄一根竹棍（通常用教室里的拖帕杆），背上背一顶草帽，表示在田间锄地时歇气之类。我们无论是做模特儿的还是画画的，都兴味盎然。我至今还保存着给几位同学画的写生。

文老师常以前人“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名言来教导我们，经常带我们出去写生。在辽阔的长江边，在真武山松林掩映的八角亭下，在聆听松涛澎湃的清水溪山道上，在风景优美的鹅岭公园……他又时时提醒我们要注意表现新生活，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面貌，因此他带我们去画南岸碧波荡漾的涂山湖水库、共青湖水库，画长江边的货运缆车道，甚至远在江津白沙沱的长江铁路桥——当时称为“万里长江第二桥”，我们都去画过写生。

春天里，少年宫大草坪边的一排桃树开花了，文老师征得同意，给我们每人摘回一枝桃花，让我们照着写生。秋天里，他又教我们画菊花……

每当我们一行背着装了画具的书包，手里拿着卷起的画纸或夹着画纸的画夹画板，跟着身背大画夹的文老师走在路上时，常会听到旁边的小孩羡慕地说：“小画家来了！”这时，我们心里都会乐滋滋的。

有一次在南山上的文峰塔下写生，因昨夜刚下过雨，下山时泥泞的小路太滑，我从一个土坡滑跌到了公路上，跌伤了脸颊。但这对于我来说算不了什么。美术的学习，在艺术长河里遨游的乐趣，战胜了生活中的一切烦忧。

一个星期天，郭老师和文老师带我们全体同学去参观了四川美术学院。来回路费由少年宫支付（这也是今天不可想象的事）。美术学院那位戴鸭舌帽的党委书记亲自领着我们参观，打开了据说是平时不对外开放的美术作品陈列馆，让我们楼上楼下大饱眼福。我们还参观了美术学院的画室、学生宿舍，看到画室里还有一两个勤奋的学生放弃星期天的休息在坚持作画，我心里就想，今后我也会是这样的学生。

回来后，郭老师告诉我们，等到我们初中毕业时，少年宫争取保送我们去考美术学院附中。我们听了真是高兴极了。可是不久就传来令人沮丧的消息：因为国家经济困难，美院附中停止招生了……

七

初中一年级下半期，“六一”儿童节前夕，共青团重庆市委和少年宫组织了一次活动：红少年艺术团全体学员和部分少年儿童代表与文艺界前辈见面。

那天，我们早早地在少年宫集合，然后去到与少年宫一墙之隔的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文化宫红星亭草坪上，插满彩旗，挂满彩灯，我们列队站在草坪甬道两旁激动地等候着。不一会儿，有老师兴奋地传话过来：“来了来了！”一时间鼓号齐鸣，我们热烈鼓掌，只见一群大人从甬道中向我们鼓掌致意含笑走来。走在最前面的，是当时已轰动全国的长篇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和杨益言。

随后，我们就同文艺界前辈们分别围坐在一张张圆桌旁交谈。我们少年宫美术组是与四川美术家协会的叔叔阿姨在一起。我和几个同学被安排与美术家傅文淑阿姨坐在一桌。老师事先已向我们介绍，她是美术家吴凡的妻子，而吴凡那幅在世界青年联欢节和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展览会上获奖的套色木刻《蒲公英》，是我们都非常喜欢的。

在我们旁边一桌，是一些学校选出来的作文“高手”与罗广斌见面，刚坐下来，我就听到他们中有人在急切地问：“叔叔，真的有小萝卜头这个人吗？……”

我们与美术家前辈是“以画会友”，事先已通知我们带上了自己最满意的画。我拿出了自己的一些习作给傅文淑阿姨看，她在圆桌上一张张摊开，十分耐心地给我从构图上、绘画技巧上进行分析、指点。在我们头上，记者拍照的镁光灯不停地闪烁着。一个《工人日报》的女记者在我们桌旁采访，还把我那些画（我挑选出来的“得意之作”）全部卷走了。当时我心里十分欣喜，事后却一幅也没有看到刊出，又懊悔不该让她都拿走。

“六一”前夕，我的一幅工笔重彩中国画《画出祖国的春天》（画的是我们美术组在鹅岭公园那幽静秀美的莲池边长廊前画写生的情景），被少年宫选送到城中心解放碑附近颇有影响的群众艺术馆街头画栏里展出了。这幅画是我刚上初中一年级时（1961年9月）画的。

为了参加这次展出，少年宫还特地用公款为我这幅画进行了精美的装裱。

据我所知，少年宫出钱为美术组学员裱画，这是破天荒的头一次。这对于我，自然是莫大的荣幸和极为有力的鼓励。

“六一”节的第二天，学校里上午课间休息的时候，有同学从教室楼下急匆匆跑上来告诉我：“《重庆日报》登了你的画！”

我赶快跑下楼去看学校的报栏，果然，当天的《重庆日报》发表了我的一幅画《哥哥姐姐洗衣服，我洗我的小手巾》，画的是一个小女孩，搭着小凳，踮着脚尖，在往晾衣绳上晾手巾。远处树梢和一片民居屋顶上，飞着一只风筝……这是文老师指导我们为迎接儿童节而创作，郭老师帮我挑选出来推荐给报社的。在家里起稿的时候，我让还未读书的小妹来做“模特儿”，做出踮起脚尖举手晾东西的姿势，每根衣纹都是这样照着描画下来的。

这幅画的发表，自然也是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因为与美术家见面时，傅文淑阿姨曾邀请我们去美术家协会玩，那年暑假里的一天，由文老师的老大和老三两个儿子发起，我们美术组的几个同学相约去了远在郊外化龙桥的四川美术家协会。

傅文淑阿姨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带我们参观了画家们的工作室，他们的作品陈列室，我们看到了许多早已熟悉的作品的原作，和一些没有看到过的作品。中午，傅文淑阿姨请我们在美协食堂吃便饭，吃的什么记不得了，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看到每张饭桌旁的墙上，贴有一张字条，上边写着在该桌就餐的美术家的名字，一个个对我们来说都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我们惊喜得睁大了眼睛。有幸坐在这里吃饭，那心情别提有多兴奋了！

午饭后，傅文淑阿姨叫我们在一间屋里休息，还叫一个叔叔给我们扛来一块竹凉板。那个叔叔长得敦敦实实的。几个同学怂恿我问他是谁。我想，会不会是画《红岩》封面的宋广训呢？便大着胆子问：“叔叔，你是宋广训叔叔吗？”

他粗声粗气地爽快回答：“哎，徐匡！”

徐匡是我们那次在美协见到的第二个有名的画家。

下午离开时，傅文淑阿姨硬往我们每人衣袋里塞了六角钱。叫我们乘车回去。我们都舍不得花掉那笔“巨款”，决定走路回去。走到化龙桥新华书店，我看到有一本降价处理的旧书：贺友直画的《山乡巨变》连环画第二册，是那种供美术界人士欣赏的，用宣纸印制的32开线装本，比通常的那种64开本“小人书”更能再现绘画原作的魅力。原价7角钱，降价为5角钱。我一见之下，即爱不释手，马上掏钱买了——要不是傅文淑阿姨给的路费，我是不可能有足够的钱买到这本堪称艺术精品的连环画的。

初中二年级下期，1963年“六一”儿童节前，少年宫举办了第一届全市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览。自我进入美术组学习以来，从未举办过这样的全市性少儿美展。这次展览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困难时期正在走向结束，随着经济的复苏，文化艺术的新的繁荣局面正在兴起（那时谁也想不到，新的一轮“穷折腾”已经又悄悄开始）。

在这次美术作品展览中，我的一幅中国画《桃花盛开》获得了一等奖。

我画的是在一片桃花盛开的桃树林前，两个小姑娘在快乐地跳橡筋绳。橡筋绳一头系在树身上，一头由一个小姑娘拿着绷到肩部，另一个小姑娘正侧身抬腿用脚勾住橡筋绳在边唱边跳……

两个小姑娘的形象，都是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小妹摆出姿式给我作的模特儿，跳橡筋绳的姿式无法久做，我们想出个办法：搬来一把椅子，小妹把腿抬起来，把脚放到椅背上，做出正勾着橡筋绳的样子。我抓紧时间画好速写，然后再慢慢加工整理。把改定的铅笔稿拷贝到宣纸上，是文老师教给我们的土办法：蒙在玻璃窗上，透着窗外的阳光，玻璃窗就成了很好的拷贝箱了。

这时我正要迎来象征少年时代结束的15周岁生日。这次获奖，成了给我生日的最好礼物。

八

“六一”过后不久，一天我正在上自习课，学校的共青团总支书记把我从教室里叫出去，在走廊上靠着临街的栏杆，热情地对我说，团总支已决定在我刚满15岁那天批准我加入共青团，他说，在15岁生日那天入团，是很有意义的。他要我赶快写一份入团申请书。

这事使我又喜又忧。能在刚满15岁那天加入共青团，自然是想都不敢想的好事，但是，写入团申请书，就又涉及到对父亲“问题”的认识。有了小学升初中的教训，我有些担心。

为了表示与父亲“划清界限”，表示对革命的忠诚，让共青团组织看看一个少先队员的政治觉悟，我专门跑到市中区图书馆去，借了几本1957年的《人民日报社论选辑》——图书馆那位阿姨早已熟悉我这个奇怪的小读者了，因为我经常去借一些别人不借的革命政治类图书。

我按照那些社论中的提法，加深对“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动派”这一论断的理解，在申请书上，洋洋洒洒长篇大论地写上了自己的“深刻认识”。

我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入团申请书交上去后，入团问题就成了“泥牛入海无消息”。当初主动热情来找我的团总支书记，从此就尽量避免与我见面了。

后来我想，这位热心的共青团干部，起初一定是没想到我会有这样一个“家庭出身”，就冒冒失失地向我做出了美好的许诺。

这是“家庭出身”问题给我带来的第二次打击。

共青团的大门向我关上了。

然而，学校少先队的总辅导员仍将我推选为出席市中区的优秀少先队员。在表彰大会上，尽管有同样的震人心弦的鼓号声，有同样的星星火炬队旗，同样的“时刻准备着”的豪迈口号，我的胸前仍然飘着红领巾，左臂上仍然佩戴着“三根杠”，但我这个“超龄队员”感受到的，更多的已不是激动与欢乐，而是苦涩与难堪。

这时，少年宫，只有少年宫，还是我生活中充满光明与欢乐的净土。

走进少年宫的大门，是一段往左边倾斜的下坡林荫道，两旁栽种着美丽的法国梧桐。走到下面向右拐弯，走上十来米，就能看到在左边山坡下的那幢办公、教学合用的灰砖楼房。下几步台阶，有一座短短的天桥直通这楼房的二层。在台阶和天桥两旁的石砌栏杆上，摆满了美丽的盆花。

每当我走进少年宫的大门，踏上那条林荫道时，就会听到从那幢灰砖楼房里飞来民乐组、小提琴组或手风琴组学员们练习演奏的乐声，或是布谷鸟合唱团练唱的歌声，我就顿时会感到进入了一片远离世俗尘嚣的美好天地，我的心情就会为之一振，一切烦恼不快都会被抛到九霄云外。，

我们美术组常常是在歌声和乐曲声中上课的。我至今还能回忆起教室窗外飞来的民乐组那欢快的《金蛇狂舞》，舞蹈组排练少数民族舞蹈时在楼板上跺出的脚步的鼓点和喊出的快乐的吆喝声，还有布谷鸟合唱团那朝气蓬勃的合唱，唱“酸枣刺，甜又甜……”，唱“小海燕，迎着风雨飞翔……”，唱“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祖国在非洲……”，还有：

星光闪耀，

火把燃烧，

……

在少年宫学习，就像置身于艺术的海洋。那种美好的感觉，使我终生难忘。

在少年宫，你感受不到已经深深渗入学校里的那种社会气氛。在这里仍然是“智育第一”，以学习成绩看人（尽管在少年宫内一块小草坪上已竖立起了“阶级斗争英雄”刘文学的塑像）。在这里没有谁问你“家庭出身”。在这里，只要你学习成绩好，你的画就能被老师挑选出来，钉到教学楼外路边的陈列窗里，供来往的少年儿童们欣赏，你就能参加比赛，参加展览，甚至获奖，你就能挺起胸膛做人。

九

正当我沉浸在美术学习的喜悦中不断进取的时候，初中二年级临近暑假的一个星期天，郭老师忽然向美术组全体学员宣布了一个令人大出意外的消息：因为学员们年龄普遍偏大，学习时间较长，为了能让更多年龄小的新同学进来学习，少年宫决定将红少年艺术团全体学员结业，给新同学让出位置。

本来我也知道，少年宫应该是少年儿童活动和学习的地方，满了15岁，按说就已进入青年时期了，不好再留在少年宫里学习。但我仍然希望能尽量推迟离开少年宫的时间，学习到初中毕业为止。没想到这一天会这么快就来了。

不过，郭老师宣布的另一个消息又使我有了留在少年宫继续学习的希望。他说，为了对新学员起到辅导和带动作用，少年宫决定要从老学员中留下少数骨干。

我暗想，我还不算美术组的骨干吗？

那个星期天（从年历表上查到应是1963年7月14日）上午，在少年宫那幢灰砖楼房的大会议室里，举行了红少年艺术团全体学员的结业典礼。学员们穿着白衬衫，系着红领巾，脸上洋溢着天真的笑容，济济一堂。在一番讲话后，少年宫领导向各学习组的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我也心情复杂地领到了一份。

《结业证书》是通行的奖状纸：由麦穗、齿轮、五角星、绸带等图案围成花边框，花边框上方正中是一个金色圆圈图案围着的毛泽东标准像，像两旁各有一面斜垂着的五星红旗。证书中间空白处是油印的几行文字，并用墨笔填上了学员的姓名、学习组名和成绩：

结业证

何蜀同学在重庆市少年宫国画队（组）学习期满，成绩：优秀

发给此证

                             重庆市少年宫（公章）

落款是头一天的日期：1963年7月13日。

比起我在学校领到的那些优秀学生、优秀少先队员、好干部、学雷锋积极分子奖状，这张《结业证书》无论是纸质还是印刷质量，都要好得多。

整个暑假里，我都焦急地等待着少年宫通知我这个“骨干”回去继续学习的消息。

那是一个漫长的暑假。

我当时不可能想到，它还是我学生生活中的最后一个暑假。

暑假过去了，少年宫没有任何消息。

学校开学后不久，有同学告诉我，美术组的新学员已经开始上课，有另外的同学已被通知作为骨干留在美术组学习了。我感到意外，也感到不服，不满。想来想去，我终于决定去找郭老师。

于是，趁一天下午不上课，我匆匆去到少年宫。少年宫的老师们正在开会。我请坐在会议室门口处的老师转告郭老师，说我有事找他。

郭老师出来了。我随他去到他的办公室。

这间办公室很小，靠窗摆下一张办公桌后，就没有多少地方了。就是在这里，我看到过郭老师画的石膏马的素描，看到过他玻璃板下写的座右铭……

我激动得几乎是语无伦次地向他说起了渴望回少年宫学习的心情。

郭老师阴沉着脸，低头站在那里，听完我的诉说，他严肃地说出了令我意想不到的话：

“你还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通知你留下来吗？就是你的家庭出身问题，你父亲的问题！少年宫现在是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不能再培养你……”

我完全没有料到听到的会是这样一个回答。我惊呆了，像被一阵突然的痛击打懵了。

我不知道眼泪何时夺眶而出……

郭老师见我哭了，语气软下来，抚着我的肩头，无奈地说：“这件事我也是作不了主的。这是少年宫领导研究决定的。你也不要难过了，要学画，在家里一样可以自学，你不要灰心，以后还可以来找我……”

我茫然地离开了少年宫，离开了曾经使我那么迷恋，那么深爱着的少年宫。

我不知道是怎么往回走的，也不知道怎么会下意识地走到了文老师上课的西来寺小学。

正是上课时间。我一间间教室找过去，一下子听到了文老师那亲切的讲课声音。我在那间教室门口一伸头，他就看到了我。他一定从我脸上看出了不同寻常的表情，赶紧停止讲课走出来，问我有什么事。

我站在他面前，就像见到了最亲的亲人，一个字没说出来，就忍不住鸣的一声哭了，然后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向他诉说了刚才遇到的意外，和我一心想回少年宫继续学习的愿望。

这时，下课铃响了，小学生们纷纷涌出教室，看到我这个大哥哥站在文老师面前哭，都诧异地围过来观看。文老师把他们喝斥开，然后安慰我说，他一定向少年宫领导反映，并建议我再去少年宫找郭老师谈谈。

我又重新走回少年宫（那天急匆匆走来走去，既没有疲倦的感觉，又没有时间的概念），我再把郭老师从会议室请出来，向他诉说我的愿望。大概这是在我向他借《李杜诗选》之后第二次让他领教了我的固执。

郭老师这次态度变得缓和了。他没有再说一句严厉的话，答应找少年宫领导反映我的愿望，叫我回去等候通知。

过了大约一两个星期，少年宫的通知寄来了。我又回到了美术组重新学习。

但那一番周折，对一个求学如渴的中学生，对一个满心希望学好美术“画出祖国的春天”的15岁美术爱好者，其打击之重，其伤害之深，是不言而喻的。

那是“家庭出身”问题给我的第三次打击。一次最沉重的打击。

而这打击正值我从少年走向青年的转折时期。在年龄上，我那时刚好结束了少年时代。在心理上，我更是永远告别了美好的少年时代。

这以后，我又在少年宫继续学习了一年。

直到初中毕业，因为同样的“家庭出身”问题，我被剥夺了升高中的权利，成为失学无业的“社会青年”，到那以后，我才没有再去少年宫——当我的初三班主任表情尴尬地到我家里送来高中“不予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正走得满身大汗地从少年宫学习回来……

十

1973年，正是文革中林彪事件引起的震荡趋于平缓，各方面进行批左纠错，局势相对稳定的时候，我们一些当年少年宫美术组的老同学，相约回了一次魂牵梦绕的少年宫。

那次我们请来了满头银霜的文老师，但郭老师正在五七干校“变相劳改”，未能与我们相聚。

同学们故地重游，不胜感慨。谈起各自的经历，知道大多已改变了“阶级成份”——我们这批同学，“根红苗正”的极少。当年爱好并有条件学习美术的少年，大多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而随着政治运动的频繁展开，知识分子家庭难免都有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许多同学跟我一样，在文革前就没有能升高中。论年龄，我们属于“老三届”这一代人，但我们却又不属于“老三届”，而是这一代中的弃儿。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过早地走上了工作岗位，大都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扬眉吐气了。实际上，我们这样的人，在“工人阶级”中仍然属于“异类”。

我当时在市郊一家钢厂从事高温、有毒、重体力的有色金属冶炼工作，自认为是光荣的“产业工人”了，然而，正如一位朋友说我有“晒不黑的皮肤，摘不掉的眼镜”一样，“家庭出身”也仍然是我挣不脱的阴影。进厂后我又被发现了特长，常被车间和厂党委宣传科抽调出来，“重操旧业”编绘墙报和“大批判专栏”。我跟宣传科的一位干事混熟以后，一次他悄悄向我透露，那位水运工人出身，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厂党委书记，曾明确向宣传科交待：对我这样的人，要控制使用……

就在那次少年宫美术组老同学聚会中，我们听说了一个令人震惊也令人痛心的消息。我们美术组一个同龄同学，曾先后在国画组和西画组跳来跳去地学习过（当时两位老师认为他用心不专，对他颇有看法），他人很聪明，文革前就发表了不少自己编绘的连环画作品。后来在文革中解放军部队为“突出政治”而广招文艺兵时，他有幸参了军，成了“伟大长城”的一名“革命文艺战士”。然而，他在那里仍然属于“异类”。文革中期一次举办全军美术作品展览，他精心创作了作品，却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被上级取消了参展权利，用今天的说法，就是遭到了“封杀”。他一怒之下，抄起了一挺冲锋枪，打死了长官，自己走上了绝路……

“家庭出身”，犹如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帽，在“革命年代”里，我们是注定甩不掉，躲不开的。

以后我才逐渐了解到，原来，少年宫美术组的两位老师，也都因自身的“政治”问题而对当年留我在少年宫学习一事没有发言权。

文老师在反右派时差点被划成了右派，此后就一直谨小慎微，努力“改造思想”。

而郭老师，则因为在抗日战争后期出于爱国热情参加了青年军（仅仅受训一年即因抗战胜利而复员回到杭州艺专继续完成学业），大陆解放前夕，他又因追求初恋女友去过一次台湾（那时只不过是从中国的一个省到另一个省走了一趟），后来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无休止的清查，无论怎样反复交待也不能解脱，在文革中自然因“国民党残渣余孽”和“特嫌”等罪名而成为少年宫最大的“牛鬼蛇神”，受尽批判、折磨。当他从五七干校回来后，已经与以前判若两人，华发稀疏，腰背佝偻，说话时也再没有往日的激情了……

当我得知了这些情况后，我才明白，当年为了让我能留在少年宫美术组学习，他们是多么为难。

那次重返少年宫，当我们一行在少年宫大门口集中后慢慢走进去，走到那幢灰砖楼房前的时候，正好碰上原少年宫的老主任站在通往二楼的天桥前，与一位也是重返少年宫的原布谷鸟合唱团的学员在谈话。老主任居然从我们这十来个同学中一眼就认出了我，并叫出了我的名字。我不知道是不是当年为了研究让我留在美术组学习的事而使她对我有了深深的印象。

以后学习历史，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起源，我才知道，在那次少年宫要求“老学员”集体“结业”的1963年夏，全国已经因为领袖发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最高指示而开始大抓“阶级斗争”，作为“文化大革命”前奏的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在农村全面展开，而培养“革命接班人”，自然已成为各类学校以及少年宫这类场所的重大政治任务。

本来，如果少年宫不采取任何措施，我们那批学员中有好多人都已临近初中毕业，只要再过一年或两年，许多学员就会自然离开（就像以往初中毕业后自动离开的学员们一样），大可不必搞什么“结业”仪式——以往也从来没有搞过这种“结业”仪式，少年宫不是一样不断有老学员离开，新学员进来吗？

然而，“阶级斗争”无情。“阶级斗争”要求“只争朝夕”。

可以想象，当时少年宫的领导和老师们头上的压力是不小的。

他们最终能同意让我留下来继续学习，是很不容易的。

如今回想起来，那一次所谓“结业”，实际上是为了既适应政治形势要求又不给少年们带来心理伤害而采取的不得已的变通作法。而对我们那批满腔学习热情的少年学员来说，则是一个善意的骗局。不过，据我所知，那次结业的大多数学员并不知道此事的真相，许多人没有保存那份《结业证书》，有的人甚至连“结业”一事都记不起来了。

假如当年不是遇到我这个执意要求回去继续学习的学员，假如不是又遇到了对此作法本来就大为不满牢骚满腹的郭老师，事情的真相恐怕永远无人会知道……

如今经过全面改建的重庆市少年宫，已经面目全非了。我们当年熟悉的林荫道没有了，那两旁摆满盆花的天桥没有了，那幢曾响彻乐声和歌声的灰砖楼房没有了，那曾经展示过我们绘画习作的陈列窗没有了……

但愿那过去的一页也跟这些被推倒的陈迹一样，不再重现。

啊，少年宫……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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