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hill官网 2013年12月29日讯】据报道，中央农村工作会议12月23日至24日在京举行。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讨论稿）》。其焦点是“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18亿亩耕地红线仍然必须坚守。”有专家就此解读：从现状看，我国的口粮无论从种类还是总量上，都很充裕，且多年来均增产。但也有潜在的隐患，即当前主要靠较高的价格维持着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如果与国外接轨，一些便宜的粮食进入中国，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风险。这就有点让人看不懂了：有便宜粮食进入中国，我们为何不利用这国际分工的好处，多进口些粮食，腾出资金进行中国迫在眉睫的工业化转型呢？为什么还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
中国的耕地究竟有多少？据官方数字公布，我国国土面积是约960万平方公里，我国耕面积目前约为18.26亿亩，按度量衡换算1亩约为0.00066666666666667平方公里，那么18.26亿亩约为122.4万平方公里，我国的耕地面积约为国土面积的12.8%，排世界第4，仅次于美国、俄罗斯和印度。可见中国的耕地并不在少数。事实上，这种坚持说的基础是传统农业思维。传统农业思维认为目前单位亩产是有极限的，而现在这个极限已到——用三农问题专家的话来说就是“靠更新生产能力提高单产已经很难了”。然而，实际上，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持下，单位亩产的产量提高不可限量。1998年，袁隆平院士领军的中国超级稻攻关项目正式启动。时隔两年后的2000年，他便实现了第一期大面积示范亩产700公斤的目标。自2001年到2004年，袁隆平又实现了亩产800公斤的第二期超级杂交水稻计划。通过努力攻关，2006年他又开始向第三期超级杂交稻亩产900公斤的目标攻关，计划到2010年实现目标。与此同时，袁隆平院士还提出“种三产四”的丰产工程——所谓“种三产四”丰产工程，是指运用超级杂交稻的技术成果，力争用3亩地产出现有4亩地的粮食，将节余1/4粮食耕地用于其他农作物的种植，以更好地调整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至2011年，该项目将在全国推广6000万亩超级杂交稻，产出现有8000万亩粮食，等于增加2000万亩粮食耕地，可多养活3000万人。他进一步表示，科学技术发展永无止境，按2.5%的光能利用率计算，在湖南，一季稻亩产可以达到1500公斤。因此，认为设定耕地产量，以此作为18亿亩“红线”不能突破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这种坚持说还有个致命的问题，就是把中国视为独立于世界之外的孤立存在，因而，中国的问题只能中国自己解决——粮食问题当然更是如此。所以，他们担心一旦耕地突破“红线”，中国将发生粮食危机进而危及国家安全。然而，事实上，今天已经完全开放的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是一个全面开放的市场，因而，纵使真的出现粮食问题，也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分工交换来加以解决——日本就是这样的例子：２００６财年底的数据显示，日本的粮食自给率仅为３９％，１３年来首次跌破了４０％。而据新华网东京2008年８月５日电 日本农林水产省５日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２００７财年（截至今年３月）日本粮食自给率从上财年的３９％升至４０％，为１３年来首次上升。日本能以40％的粮食自给支撑其国家的经济，就是因为充分利用了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
据2013年7月一篇《国际粮价下跌中国谷物进口大幅增长》介绍：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粮食消费国，粮食进口量有望超过上年的水平，因为国际粮价大幅下挫，鼓励中国积极进口，即使中国粮食产量有望实现连续第十年增长。中国的小麦、玉米和大米进口有望增长，而国内玉米和大米产量继续提高，小麦产量将与上年保持稳定或者下滑。中国的进口增长将令美国、阿根廷和乌克兰等农户受益，泰国将向中国供应优质大米。在过去十二个月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玉米和价格下跌超过20%，而泰国白大米价格下跌了14%。今年中国小麦产量有望连续第十年增长。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称，今年小麦产量可能达到上年的1.206亿吨，而私营分析机构则预计小麦产量可能下滑。根据政府颁布的低关税配额，小麦进口成本约为每吨2100元，约合343美元，相比之下，国内小麦价格约为2400元。想象中的粮食危机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要之，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充分国际化市场化了，已经有了足够的粮食生产和全球化的市场，因此，中国的粮食危机是不可能发生的。要之，无视耕地作为一种农业要素具有可替代性，并将它与粮食产量——乃至粮食安全绝对地“捆绑”起来，这是一种传统的和冷战的思维，不足为训。因而，政府划定的耕地红线注定是要被突破的，而且原有的21亿亩红线已然被破，这条红线束缚的只是中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
还有个问题需要厘清，那就是中国面前究竟有多少亩耕地？我们曾经有个统计数字，全国土地一共是14.9亿亩，后来变成了24亿亩耕地，再后来变18.9亿亩，目前约为18.26亿亩。这些数字都不知道是是怎么来的，看起来，它们就像是领导一句话的事。有人做了个这样的统计：南方水稻，一季是800公斤，东北种玉米，一季也是800公斤。如果全国的土地平均都种一季，按800公斤计算，十亿亩土地的产量就是16000亿斤。可我们现在最高的粮食年产量却只有10600亿斤。这帐怎么算说？或者，我们的粮食总产量高于10600亿斤；或者是我们的土地有一半没有人耕种。如果有那么多土地都没人耕种，那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坚守“18亿亩耕地”的“红线”？
事实上中国的确存在大量耕地被抛荒的情况。仅以不算落后的湖南省为例：据统计，全省耕地只占全国的3.2%，却完成了全国6.3%的农业产值。但自2002年以来，全省土地抛荒面已占到农业用地10%至20%，局部地区甚至高达20%至30%。如此高的土地抛荒率，原因何在？就在于土地所有权不明晰。
中外历史表明：农地制度是每个社会的根本性制度之一。好的农地制度应有助于农民获得分享社会繁荣的权利和渠道，使他们获得财力和恒心去关注本村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长期保养，并使农业不断提高内在活力，永葆因应全球化所必需的自我调整能力和创新能力。好的农地制度也应有助于市场机制的完善，有助于总体经济运转能趋于效率和公平两者的自然平衡，社会生活趋于井然有序，城乡关系趋于和谐、自律。经济学理论指出，作为市场经济的前提，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及其派生的各种产权必须明晰界定。唯此，要素才能在市场顺利交换，完成自由流动和组合，实现本身价值和国民生产总值两者的极大化。土地作为生产的三大要素之一，当然和其他要素一样，必须服从要素配置的基本规律。否认土地的要素属性，以杜撰出来的所谓中国特殊国情，否认土地的流转和配置应该服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不但完全无视中国本国的长期历史经验，而且无视30年来土地集体所有的实践结果。实际上，目前的农地制度使广大农民难以分享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巨大好处，难以分享沿海和城市的繁荣。自人类诞生以来的漫漫岁月中，同样大小的地球之所以能够支撑日益庞大的人口，离不开土地私有制对生产力的保护和促进。随着人口的繁衍，土地从远古时期的无主状态，人们或刀耕火种，或逐草而牧，对地权毫无概念，到部落之间划地为界，界内土地部落共有，到最后建立国家，国家又迫于人口压力将原来公有的土地逐渐私有，并用法律和法庭保障各家各户用地契、界石确立的私有地块。在这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中，人类付出匮乏，贫穷，饥饿，乃至流血，冲突，杀戮的高昂代价，才逐渐体会到越是人口众多，越是需要使土地所有权及其派生的产权明晰化的必要性。
所以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关键就在于明晰产权，让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这样一来，流往城市的农民不再会抛荒土地。当政府决定补助农民，或当农产品价格上扬时，外出打工的民工也不会一窝蜂地回老家要回土地，引起急剧上升的土地纠纷。如果允许农地私有，许多已经在城里落根的农民就会乐于将土地卖出，以便获得一笔启动资金。这就使种地能手可以顺利扩大经营规模以获得平均收入，根本改变目前纯农户的相对收入每况愈下的境遇。而且，随着农户平均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农民会追求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这会给中国的农机制造业和相应的农机服务业带来巨大的内需。一个有活力的现代农民阶层的出现，不但会使农村金融从此进入良性循环，还将使乡村的财政变得充盈起来，使地方政府更容易向农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其他服务。
总之，中国的土地问题，不是耕地够不够用，要不要守住什么耕地红线的问题，而是土地产权的明晰问题。所谓十八亿亩红线只是一个传说，这个传说的的结果就是强化了土地管理法的权威，强化了政府买卖土地的合理性。因为有这个红线在，就只有政府能卖地、卖钱。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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