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hill官网 2013年07月13日讯】中国共产党是苏俄制造的侵华工具（上）
中国共产党成立已经八十多年了。经过这八十多年的岁月，人们已经有充分证据，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面貌。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政党，而是由苏俄培植成立起来的政党。这个政党与苏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祇有从中共与苏俄的密切关系入手，才有可能认清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面貌。
概括起来：中国共产党是苏俄扶植成立的侵华工具；是全心全意为苏俄服务的政党；是大量出卖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政党；是一个毁国害民的党。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不仅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还送来了共产党。
俄国的十月革命，并不是如同俄共所吹嘘的，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实质上祇不过是一种改朝换代；是由旧沙皇换成新沙皇。外表换了新装，内里仍然是封建专制制度。列宁也根本算不上是什么无产阶级革命领袖。
列宁像马克思一样都是伪君子、假道学。
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是什么“温情脉脉的面纱”，他自己却偷偷与保姆通奸。养下私生子，既不敢认，又不敢丢。这是什么感情？列宁在法国巴黎闯荡江湖，混了很长时间，常去三流妓院玩女人，得了一身花柳病。二十年后，潜伏的病菌发作，扩散到脑部，成了植物人，最后不治而死，祇活了五十四岁。
就是这样的一位列宁，他在十月革命前后，就在策划著如何征服世界。
一、一九一九年六月，他抛出一本“帝国主义论”，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这是一本既为过去沙俄对外侵略进行解脱，又为苏联以后对外扩张进行掩盖的著作。按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才是帝国主义；沙皇时期尚是农奴社会，不是资本主义，因此沙皇时期的俄罗斯就不是帝国主义。沙皇时期的对外侵略和扩张，就不是帝国主义行为。而新成立的苏俄是“社会主义”，自然也就说不上是帝国主义。因此，苏联如何对外扩张，都不是帝国主义侵略；而是“解放”，是“挽救人类”。正是这样，苏俄打着“社会主义”招牌，明目张胆，大摇大摆，闯进许多国家。所以，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在实质上是苏俄社会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理论工具，是替苏俄对外扩张服务的。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另一个用意，就是把被压迫、被侵略国家求解放的斗争目标，一股脑都引向他所说的“帝国主义”，即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美国资本主义最发达，因此，就特别把反对的目标指向“美帝国主义”；把“美帝”列为头号敌人，煽动反美情绪。
按列宁的理论，是不是反帝、反美帝，是测验一国共产党是否真正马列主义党的试金石。不论美国是否侵略自己国家，凡是一提美国，就必须反。
实际上，单以中国来说，美国是侵略中国最少的国家，长期以来，是主张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完整的国家，是愿与中国友好的国家。从中国切身利益来说，中国没有理由与美国为敌。真正侵略中国最多、最大的，恰恰不是“美帝”，而是“俄帝”，是“苏帝”。
列宁“帝国主义论”的作用，就是引导各国共产党把斗争目标指向“美帝”，而让“俄帝”、“苏帝”顺顺当当进行侵略。
苏俄成立不久就向欧洲扩张，攻打波兰，遭到惨败，碰了壁。一九二三年三月，列宁抛出一篇《宁可少些，但要好些》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明确指出：“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大多数。”（大陆出版《列宁选集》第四卷，第710页）。列宁很快把苏俄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东方的中国和印度。
二、列宁的上述言论和著作，是他对外扩张的舆论攻势。
在他制造舆论的同时，还积极对中国进行政治攻势。
1918年7月4日，苏俄外交部长齐采林（C.V.CHICHERIN），在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中说：“苏俄政府将对中国撤销沙皇政府对中国东北的各种压迫，及其在中国和蒙古的治外法权，放弃沙皇政府以各种口实对中国人民所加的负担，撤回沙皇政府对于驻在中国的领事馆所设的武装部队，并将中国的各种赔款中的对俄国赔款部分交还中国。”
1919年7月25日，列宁为讨好中国，又令苏俄代理外交部长加拉罕发表对华宣言。宣言说：“凡从前俄罗斯帝国政府时代，在中国满洲以及别处用侵略手段而取得的土地，一律放弃，在那块土地上的人民，愿意建成哪样的国，采取哪样的政体，一任人民的自由选择，劳农政府把中东铁路以及矿产林业等权利，及其他由俄罗斯帝国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土匪霍尔瓦特、谢米诺夫和俄国军人律师资本家所取得的特权，都返回给中国，不受何种报酬，劳农政府并抛弃庚子赔款以及租借地等。”（引自郑学稼《中共兴亡史》第一卷，第476页）
1920年9月29日，加拉罕又发表第二次宣言。宣言说：“为了发展前次宣言的原则”，“俄国劳农政府宣明所有昔日俄国各前政府与中国所定各条约为无效。放弃中国领土之侵占及在中国境内各租界，并将以前俄国帝国政府及中级社会人士所掠夺者，俱以无报酬永久还付中国。”（引自同上书第623页）
以上齐采林的报告和加拉罕的两次宣言，虽然是虚晃一招，但是还很灵，在当时中国的学界和政界，都引起了很大影响。一部分人认为苏俄确与沙俄不同。一些人遂对苏俄仰望、羡慕、赞美不已。这都为俄罗斯在中国成立共产党做了有力的准备。
三、加紧策划在中国成立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是偶然的，不是由十几个人一下子就成立起来的。而是在中共成立之前，苏俄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
1919年3月2日至6日，列宁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这个会议上，成立了“共产国际”，也称第三国际。这个组织被定为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组织，对各国共产党实行高度统一的领导。各国共产党是它的下级组织。
第三国际组织法的第一条规定：“此新国际劳动者联合会之成立，所以组织各国无产者之共同行动，其目的则在推翻资本主义，设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组织国际的苏维埃共和国，以扫除阶级而实现社会主义，此为共产社会之第一步。”
第二条规定：“凡属于共产国际之党，应名曰某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
（杨幼炯著：《中国政党史》第219页）
这个第三国际，实际上是苏俄对外扩张的指挥机关。它居于各国共产党之上，对各国共产党有指挥权。各国共产党是它的下级组织，要按它的命令行事。它要干啥，就得干啥。
1928年8月29日，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国际章程规定：各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这是共产国际的纪律，非常严格。如果不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被共产国际开除，那就是极大的处分。后来的南斯拉夫被定为是修正主义，就被开除共产国际。
这个共产国际是以列宁主义为最高行动纲领。列宁主义为各国共产党的“圣经”。列宁死后，史达林的训示又接着成为各国共产党必须遵守的圣旨。
在第三国际的统治下，俄共党史、俄共组织形态、斗争策略，都成为各国奉行的典范。中共一直把《联共（布）党史》作为经典，规定为干部必读书；在夺得大陆政权后，还把它列为高等学校公共必修课，所有的大学生都必须要学习。不知浪费了青年多少大好的时光！
所谓苏维埃政府就是苏俄在中国篡立的马列子孙政府！
1919年，俄共（布）在鄂木斯科秘密举行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秘密的特务组织，即《俄共（布）西伯利亚区委情报宣传局》。这个情报宣传局的任务是为了“建立和加强同东方及美国共产主义组织的联系”，实际上就是为了对东方各国进行渗透和寻找代理人。
1919年6月，俄共（布）在西伯利亚区委的加蓬，向俄共（布）中央建议，在俄共（布）西伯利亚成立东方局，也叫“东方民族部”，专门负责与东方各国的“革命”力量进行联系，帮助东方国家成立共产党。华裔俄共党员杨明齐被搜罗，参加设在海参威的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的工作。
1919年11月，在德国柏林成立青年共产国际。
1920年1月，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负责人库什纳列夫及萨赫扬诺娃联名向俄共（布）中央报告，说他们已着手与中国革命者联系。俄共（布）中央于三月立即批准建立“俄共（布）远东局”，在海参威成立“俄共（布）海参威分局”，任命维经斯基为分局负责人，专门从事对中国进行渗透工作。
1920年4月6日，由列宁指挥成立“远东共和国”首都设在赤塔，直接窥视中国。
1920年6月25日，成立“俄国共产党华员局”，为俄共领导华侨中俄共党员的中央机构，以便利用华侨中的俄共党员向中国渗透。
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由列宁主持，举行共产国际二大。华人俄共党员刘绍周、安恩学参加了会议。中国社会党代表江亢虎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列宁进一步策划向中国渗透的安排。选荷兰人马林、印度人罗易为“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秘书和委员。后马林和罗易都被派到中国，参加指导和组织成立中共的工作。
1921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成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这个机构组织庞大，设有中国部、朝鲜部、日本部、蒙藏部；还设有情报部。专门挑选“中国通”或与中国有联系的人任职。
在此期间，俄共先后派出二十几位各式各样的间谍、特务，来中国各地进行活动，收买各阶层投俄份子，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进行准备。
中国京戏有开台锣鼓，开戏之前，先来一通锣鼓。叮叮当当一阵之后才开戏。俄罗斯在中国上演共产主义大戏之前，也是先来一套开台锣鼓。经过一番大造声势，紧急筹划的紧锣密鼓之后，紧接着就以“替天行道”的架式，把侵略魔掌伸进主权独立的中国，在中国成立共产党。
1929年夏苏联为拒我收回中东铁路而大举侵略我国
四、苏俄直接扶植成立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1日俄国人出钱直接策划和指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
在中共党成立之前，俄共远东局已派出一批特工人员潜入中国，在华活动一年多，取得丰硕成果，在中国一些地方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并已于1920年8月建立了临时中共中央。列宁认为在中国正式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柯尔斯基、马林到中国组织成立中共。尼柯尔斯基对马林说：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给他的指示是，中共的会议必须要有他参加。
尼柯尔斯基生于一八九八年，曾是赤塔商学院的一位学生，来华时仅二十三岁。就是这样一个小青年，操纵成立中国共产党。马林为荷兰人，生于一九八三年，来华时三十八岁。这两个人在上海曾与李达、李汉俊秘密商谈，后又到北京与李大钊、张国焘等人秘密会谈。
据包惠僧说。在广州“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会见尼柯尔斯基，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派两个人出席；还寄来二百元路费。”（《包惠僧回忆录》，转引自叶永烈著：《中共之初》第299页）。
中共后来说：由于中国工人队伍壮大，工人觉悟提高，具备了成立共产党的条件，才成立共产党。这纯是胡说八道。包惠僧的回忆，说得清清楚楚，是共产国际派人来主导成立共产党；与中国工人阶级如何，毫无干系。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更强大，也没急于成立共产党啊！而恰恰在成立中共的代表中，一个工人阶级的代表也没有。
俄共用一百五十元现大洋，买一位中共一大代表。
为召开中共“一大”，马林带来活动经费，给“一大”每位代表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先发一百元，临回去时，再发五十元。很可能是怕这些“一大”代表，在上海十里洋场胡乱花钱，对他们不放心，担心他们回程时没有路费，困在大上海。所以没有把一百五十元，一次全发给他们。
1946年苏军因在东北参加中共打内战而被国军所俘
这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对个人来说不算少。现时一百五十元人民币祇能买几个汉堡包，还不够买一条裤子。可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百五十元现大洋，那就值钱多喽！例如二、三十年代一小职员每月工资十五元，就可以勉强维持四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不至于饥肠辘辘，衣不蔽体。这也就是说，当时的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可以每餐有四个丰盛菜肴一个汤。大米白饭，花卷馒头，随便吃。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可以供应五十个学生吃一个月的伙食；也可以供应一个学生吃五十个月的伙食。这就是当时一百五十元的价值。所以说，一百五十元现大洋，在当时不算少。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这一百五十元又不算多。曹锟贿选，向猪仔议员买一张选票，就用五千元大洋。而俄国人、列宁仅祇用一百五十元，就收买了中共“一大”代表的良心和灵魂。真是廉价动物，一批贱货。说明俄国人、列宁也很抠门；很会打算盘，非常唯利是图，十分吝啬。俄国人这个小小的投资，以后竟获得了无法估计的大利，确实是很有眼光，是最划算的投资。祇是中共代表的身价，低得太可怜了！恐怕这些“无产阶级的先进份子”中，很可能都是对赵公元帅见钱眼开，没有一个代表会觉悟到想一想：“俄国人给他们这个钱是为了什么？是要他们干什么？”，“俄国人会随便花这笔钱吗？”，“难道俄国人用大把钞票撒给中华大地，是来替天行道吗？”
就是这样，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失去了灵魂，成立了国际共产党的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
据陈独秀在狱中对人透露：“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据他说，全部代表为十三人），我因事在广东，没有参加。所以叫我当上总书记，是第三国际根据列宁的意见，派一个叫维经斯基的到中国来转达的。说是“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走上政治舞台，党的总书记一职，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人，号召力要大，因此就找到了我。”（文若：《陈独秀的狱中生活》，载1989年11月21日《世界日报》）
中共围攻四平街时，为国军所俘虏的北朝鲜共军
据美国‘世界日报’一九九一年七月三日社论指出：“当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也是莫斯科交下来“着令通过”的俄、英两种文本，后来才由中共译成中文本。”
中共“一大”通过的党纲，明确标明要“联合第三国际”。在大会决意中，还规定每月应向第三国际呈送报告一份；必要时，应派代表去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与远东各国共产党代表，商讨联合阶级斗争之事。
所以，在中国成立的这个共产党，实际就是苏共在中国产下的“怪胎”，或者说是苏共的“儿子党”，是马列子孙的党，是为俄国侵华服务的工具。
（关于中共是苏共“儿子党”的问题，中共自己长期一直是默认的。一九四九年中共进城时，墙上挂领袖像，马、恩、列、斯的像要挂得高高的；而毛泽东的像则要挂得很低，以示低人一等。直到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也就是在中共建党四十多年之后，“儿子党”才要造“老子党”的反。这就是中共的所谓“批修”是也。）
怎样看待成立的这个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认为是“历史的误会”。他认识到，就当时的历史情况说，中国是患“贫”，而不是患“不均”；中国无产“可共”。如主张要实行共产主义，必先实行资本主义。他认为列宁的十月革命是“走在历史的前面，背离历史的轨道”。（石灰：“历史的误会”，1991年9月8日《世界日报》）
参加中共的“一大”代表周佛海，在一九四一年回忆说：“现在回顾起来，真如做梦一样。当时万万想不到我们几个年轻的学生，会闹出这样的大乱子。二十年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村庄，损失多少元气，都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种下的祸根。我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国家，对不住人民。国家弄到现在这样危险恶劣的情形，我们不能单责军阀和官僚，当时在嘉兴南湖的小船中的几个青年，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叶永烈著《中共之初》第430页）
瞿秋白在临刑前，知道自己已经必死，他还是说出多余的话，承认自己参加共产党是误入歧途，是历史的误会。他认识到：共产主义，“它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
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不管他们后来个人的结局如何，在他们生前能对自己过去的行为做一个交代，这总还算是好的。比那些“死不改悔”的顽固派要好的多。
蒋中正先生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的产物，乃是苏俄共产帝国的螟蛉。苏俄的共产主义不适于人类的生存，更不适于中国的气候。”很可惜，那些被鬼掺住的人是听不进这些教导的。
苏共在中国成立共产党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应该说，这就是政治侵略。作为一个外国政府和政党，跑到另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组织政党，目的就是要推翻这个国家的政权，还要毒化这个国家，这难道还不是侵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这是最明显不过的政治侵略。倘若不是如此，中国去俄罗斯组织政党并推翻他们俄国的政府可以不可以？
在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由外国人组织起来的政党，这个政党实际上就是听外国人指挥，替外国人服务的工具和奴才。以后中共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做俄国人工具，为俄国人服务的奴才史。
英国人用鸦片进行侵华，很快被中国人发现，受到中国人的抵制。日本人明火执仗，用飞机大炮侵华，立刻遭到中国人的抵抗。俄国人换了一个手法，从政治侵略入手，麻痹中国人民的思想，使中国人从思想上被俘虏。这种马克思主义政治鸦片，可比英国的真鸦片要高明无数倍啊！
自中共成立之后，一直有代表常驻苏联；苏联也一直有代表常驻中共党内。出谋划策，互通信息，保持联络，不断指挥。
五、史达林鼓动“中国人打中国人”，中共发动南昌暴动。
1927年4月，共产国际开会讨论，决定迅速指挥中共，开展武装斗争。要中共在“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面目下，展开农民革命。
1927年4月27日，共产国际密令鲍罗廷指使中共完成以下任务：
1，改组武汉政府，增加中共的领导力量。
2，改组国民党中央，选拔中共的积极份子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
3，武装两万中共党员。
4，选出五万工农积极份子，参加国民党军队工作，彻底改造国民党军队，排除其中的反动将领，代以中共党员或彻底的国民党左派。
5，成立法庭，严审右派及反革命份子。
6，实行土地革命，没收地主豪绅财产。
（引自张玉法：《中共现代史》第413页）
1927年6月1日，史达林电报指示武汉共产党：
1，土地革命应从下级没收土地。
2，以党部力量制止农民过激行动。
3，清除不可靠的将领，武装两万共产党员，从两湖挑选五万工农份子，组织新军队。
4，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中，以新的工农份子代替旧份子。
5，以知名的国民党员，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动军官。
（引自黄大受：《中国现代史纲》第108页）
以上的密令和史达林的电报，说明苏俄直接指挥和破坏中国内政是如何具体和严重。其中仅以“土地革命”来说，就是从根本上破坏中国的农业生产体系，瓦解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不明真相的农民，怎能会看出“土改”对中华民族真正损害啊!
1927年8月1日, 在共产国际的直接策划、指挥下中共发动南昌武装暴动。
史达林在发出上述两封电报后，仍不放心，于是于七月中旬，再派纽曼(NEINZ NEUMANN)及罗明纳兹(BESSD LOMINADZE)来华。纽曼是德国人，二十六岁。罗明纳兹是俄国乔治亚人，二十九岁。他们两人到汉口后，就积极推动暴动政策。他们计划在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地发动暴动。
周恩来、张国焘都是共产国际份子，都无限忠于共产国际，一切以共产国际马首是瞻，根本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自然就不去顾及自己国家、民族的安危和痛苦。
苏军将清点后的日军武器全部交给中共发动内战
七月下旬，政府军张发奎率第二方面军进驻江西，共产党密派周恩来、张国焘随军潜往。周、张偷偷摸摸混入南昌。还有瞿秋白、李立三等人，也都混进南昌。他们煽动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及第十一军第二十师师长叶挺，还有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等人，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深夜暴动。这就是被中共大肆吹嘘的所谓“八一”南昌起义。
1927年8月4日，国民革命军包围了暴动军队。五日，暴动军队突围，逃跑到江西南部，于九月抵达广东汕头。后在潮汕被国民革命军击溃。叶挺、贺龙残部由朱德率领向滇军范石曾部投降。后来，朱德再叛滇军，搞了广东暴动后，跑到广南一带流窜。周恩来等则潜逃到香港，以后又偷偷溜到上海。
这个时候的贺龙，绝对不会想到：自己出生入死为“革命”，几十年后却被毛泽东生生折磨致死，临死前连喝一口水，都不可得！当初的“革命”，又是所为何来？
自南昌暴动后，中共就在中华大地掀起了最残酷的武装斗争，大打“内战”。
这场延续数十年的“内战”，已经十分明确。它根本不是中国人自己内部不同政治派别打的斗争，而是由俄国人指挥的，并且是由俄国人供应经费和武器，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一场战争。把这场延续十年的战争，说成是中国的“内战”，这是不准确的。
俄国人挑动和支持一部分中国人替俄国人去打中国人。这才是实质。俄国人自己坐山观虎斗。鹬蚌相争。渔人得利。
后来日本人武装侵华，搞了个南京大屠杀，杀害中国数十万同胞，引起全中国人民的愤慨。这种深仇大恨，数十年过去，中国人始终不能忘却。
可是，苏联人通过毛泽东之手，杀害中国同胞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上万万，中国人民对苏联人不但不痛恨，反而把它颂仰为“解放者”、“大救星”。中国人的民族觉悟哪里去了？
张惠民与陈东和主动向国民政府交代苏军收买他们搜集国军情报以供给中共，后知工资竟由中共所付。
苏联人对日本人一枪没打，却把中国东北全部工矿机械设备一扫光，还到处建立“解放碑”、“胜利碑”。长春最好的一条大街给了史达林，命名为“史达林大街”。中国人的尊严、耻辱、是非都到哪里去了？
在对待侵华政策上，日本人与俄国人比较起来，就太简单，太笨拙了。日本人兴师动众，大闹一场，除了给中国人留下无限的仇恨，什么也没捞到。俄国人躲在背后，不声不响，要中国人去打中国人，最后要中国人把大片土地和财富乖乖地送上手，还要对苏联感激涕零，高喊万岁万万岁。比较起来，在侵华的问题上，日本人的智慧比俄国人的智慧差得太远了！
自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在世界一部分国家，主要是落后国家，陆续吹起“共产主义革命”风。这股“共产主义革命”风，尤以在中国最为时髦和盛行。
当时，在中国就陆续展开一场大辩论。辩论的中心，就是要不要走俄国人的路？要不要与俄国人联盟？
起初，这场辩论还是笔杆子对笔杆子。到中共南昌暴动之后，这场辩论就由笔杆子对笔杆子，发展到枪杆子对枪杆子。当然，枪杆子就不讲理了，谁是谁非不是以理服人，而是蛮不讲理。谁打胜，似乎谁就掌握了真理。
自俄罗斯十月革命，到在中国成立共产党，到挑起中国人打中国人，这就不得不在中国人面前提出一系列问题。苏联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什么性质的？它是不是照样是帝国主义国家？它对中国是那么具有善心，会拯救中华于水火吗？
马克思主义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吗？
刮“共产主义革命”风的人，当时对上述问题的回答，都是毫无疑问的肯定，并且痴迷奉行。但是，中国大多数人对上述问题却得不出肯定的结论。
自中共在苏俄指挥下走上打内战的道路之后，中共与国家矛盾的性质，就起了质的变化。从非对抗性，走上对抗性；具有将自己转化成为苏俄侵华工具的性质；具有从单纯的国家内部矛盾，转变为具有苏俄对华侵略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的性质。对于矛盾的这种转化，由于中共的欺骗性，当时国内的很多人是认识不清的。
（待续）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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