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乱法

儒家的第一次乱法：战国时期对儒家学说的破坏

以道得民者谓之儒，其大抵本于道德仁义及五常之道。未有儒家，已有儒道。黄帝、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咸由此则。《周官》有言：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人，其四曰儒是也。

儒家起始于春秋时代的圣人孔丘(世称孔子)。其时周室道衰，儒道废阙，纪纲散乱，国异政，家殊俗，褒贬失实，隳(huī，毁坏)紊旧章。孔丘以大圣之才，当倾颓之运，叹凤鸟之不至，惜将坠于斯文，乃述祖述前代，修正六经。坏礼崩乐，咸得其所。仲尼三千之徒，并受其义。

因为圣人的教化不是街谈巷议的那么浅显，因此就有儒者宣而明之。儒者，辅佐帮助人间的君主，阐扬天道人伦教化众生。

孔子说过：“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因此，孔子是坚持以道、德、仁为本，艺、礼为用。孔子仅仅以礼为立足点，而以天道为根本，以德与仁为依据的。孔子还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这种“以天道定人道”的原则才是中华文明的根本精神。

孔子之道，深远寥阔，庄重深沉。孔子虽有三千弟子、七十二高徒，却只有年轻弟子颜回一人能够得其精要。可是颜回却过早地病死了。颜回之死，令孔子极度伤心，悲痛地叹息道：是上天容不得你呀！是上天容不得你呀！唐代诸儒，便尊孔子、颜回为先师。

七十二弟子参差不齐。孔子既没，微言大义则绝，等到七十二弟子也各奔东西，孔子之道的精髓已然消弭。在战国纵横的年代里，真伪莫辨。为着名与利，依照自己对儒家学说的一知半解偏知乱解，诸子百家丛起林立，纷纷立说，一时间真真假假纷然淆乱。这是儒家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严重乱法。

其中孟轲、子思、荀卿之流，对儒家学说的破坏则最大。

孟轲（约前372―约前289），邹（今山东邹县）人，生活于战国前期。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据说，孟轲受传于子思，子思是孔子的孙子。俗儒孟轲的为人，自傲自负，锋芒毕露，進進逼人，横行无阻。好辩而且善辩，动辄与人言辞交锋，必欲争胜，不顾其本，苟欲哗众，多设问难，便辞巧说，乱其大体，致令学者难晓。故曰其“博而寡要”，毫无君子风范。可是唐代的韩愈，却很受孟子这种强辩作风的影响。韩愈曾反对迎佛骨舍利、谤佛，被贬潮州。韩愈终于有省，后皈依大颠法师，成为佛门弟子。

孔子之道：道与德，孟子却是以“仁、义、礼、智”为人性四端，主张在理论层次上谈论“道”与“德”。因此，孟子就是“毁道德以为仁义”、“仁义为定名，道德为虚位”后世俗儒的始作蛹者。后世俗儒与孔子的儒家之道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孟子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搀杂了义与道之气，当然就不是先天的自然之气，而是社会的“人气”了，它的成份是既有义，又有道。孟轲把道德理仁义解为“气”之类的东西，说白了就等于是个练气采气层次的小气功师。后世乱法者朱熹对孟轲这点东西也理解不了，却敢于为了自圆其说而肆意地胡乱解释。在此不详述。(见《四书集注•公孙丑章句上》)

荀况，又称荀卿，赵国人，生于战国末期。虽出于儒却又搀杂了很多杂家的东西。否认天有意志而能主宰人间的事务，提出“人定胜天”的观点。“人性恶”也是他的主要观点之一。

经过这些人的败坏，圣人之至德丧矣，先王之要道亡矣。

(资料来源：隋书・卷三十二，志第二十七 等)

儒家的第二次乱法：宋代对儒家学说的破坏

盗法儒家道家

中国的儒家从宋代以后就几乎完全消失了。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儒家文化，充其量不过是宋明程朱理学那一套拼凑出来的东西，基本和孔子的儒家学说没有关系。因此，我们历来所批判的儒家文化并不是儒家文化，而是道学先生们的理学教条；我们历来所弘扬的儒家文化也不是真正的儒家文化，是儒家文化被变异了之后的理学理论。

宋代程朱理学是建立在对儒家正统的歪曲和盗窃的基础上的，并且搀杂了大量的佛教的、道教的东西。它是程朱个人极端思想的反映。理学家们最重视的儒家经典是《周易》和《四书》。“茧丝牛毛，无不辨析。”“我注六经，六经注我”一语，最早出自陆九渊之口。然而综观历史上众多解释经典的著作，虽然解释者多声称是”我注六经”，但实际却几乎是清一色的“六经注我”。朱熹所注《周易本义》近世最是流行，随处可得，可是里面的注解模模糊糊、游移莫测。他自己根本就没有读懂《周易》。自己读不懂的东西就敢于贸然下注，除了这种胆量让人侧目之外，其治学精神真的是让人惊骇不已。

凡是走极端的都会导致恶劣的后果。自战国庄周之始，乃至魏晋玄虚诸人如阮籍等下士，不知道本，苟以异俗为高，狂狷为尚，迂诞谲怪而失其真，放荡形骸，纵欲肆形，完全置俗世人伦道德于不顾，遂滋生恶俗流毒千古；而自从南宋的那些理学家们如程朱陆王，则借口倡“弘扬天理”从“善”，走向病态，走向禁欲的极端雷区，则从另一个极端上毒害中国人近千年。《礼记》里劝善修心的“傲不可长，欲不可从”，到了朱熹的嘴里，竟然成了可怕的“天理流行，人欲净尽”！

道家修炼者陈抟传出的先天太极图传给了邵雍。邵雍别创先天易学，自成体系。朱熹也算是邵雍的追随者，因此邵子也未能躲过朱熹的剽窃之手。朱熹从周敦颐那里弄来了这个先天太极图進行了偷换改造，然后却说这就是本来的太极图。他改造太极图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给自己的“理”说找根据。改造完毕之后，朱熹的义理学就否定了儒家的天命论，推翻了道家的无极生太极为“理”生太极，進而也就不再承认有什么神了。

虚构“道统”

宋代朱熹等理学家出于建构“道统”论的需要，虚构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系谱，即认为自家哲学接续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

他们认为子思出于曾子。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出于子游，非出于曾子。子游是孔子的弟子。有《史记》可查，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因此孟子跟曾子没有师承关系。

而孟子却是第一个开始败坏孔子儒家学说的人。正是经过理学家们的吹捧，孟子从默默无闻陡然攀升到和孔子平起平坐，于是之始，天下咸称孔孟。即使对于孟子，也千万别以为朱熹把他抬上亚圣的位子就真的是孟子的信徒，朱熹只不过是利用他来表明自己也是一个儒家学说的发扬光大者，宣扬自己“义理”的《四书集注》等是终极经典。他所说的“义”跟孔子和孟子的甚至都不是一回事。

孔子学说的根本是道和德，孟子将其降格为低层次的气，到了朱熹这里，甚至只剩下了虚无缥缈的“理”。

程朱理学所编造的十六字心传后来被清儒考定出自伪书《古文尚书》。

篡经乱典

朱熹号称自己继承的是“真孔孟”。但是他完全不知道，孟子的东西已经是孔子儒家学说的乱法者。而他所谓的继承的孟子的东西，也大多是他自己的思想，基本和孟子本人的思想没有关系。朱熹极其喜欢给儒家典籍作注，也就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添枝加叶兜售私家滥货。最主要的是，他把孔子的儒家学说根据自己的要求和认识给彻底改造了，儒家经典经他的高手全部给修理了一遍，全部按照他自己的义理学说给做了解释了，尽管朱熹的注释常常是主观臆断、自相矛盾、逻辑混乱。

他以儒家道统的传承者自居，再三强调自己的训释是为了继承孔孟的真精神、是为了发扬光大之。可是他的大部分认识，已经和经典本来的含义相去甚远。所以他根本的用意并不是真的为了给儒家经典作注，人家也不需要他作注，他只不过是要通过这种搭便车的方式来构造自己的理学理论体系、树立自己的权威。

在他之前，儒家本无四书之说，只有经和《论语》。经就是经，其他的都不是儒生必须学的。汉代以《七经》治国，但主要是《孝经》。唐代以《十二经》诸经治国，但主要是《论语》。可是，理学却排斥《孝经》而将《论语》、《孟子》编入《四书》。在《四书》中，《论语》、《孟子》又只是陪衬，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大学》、《中庸》。《大学》、《中庸》本质非儒家文献，理学以此二篇为主要经典，等于是从根本上取代了真正的儒经。《大学》作者据说是孔子的弟子曾参，而《中庸》作者据说是孔子的孙子子思。把根本不是儒家典籍的东西硬是塞進经典的行列，这种混淆视听的行为无非是为了自己的理论需要，并且可以彰显自己的道统是多么正统。

悔已晚也

朱熹傲气长盛，凡事必欲争先，不肯依傍他人，甚至是对圣人也不肯服气。最好修改他人的文字，时时陷于吹毛求疵，令人头痛不已。研习经典，必欲从己心作注，唯恐落入了他人的窠臼。年纪轻轻之时，只知道在考索著述上用功，完全不懂得需要先切己修心。等到年老，回头看看自己一生篡经乱典，造业无数，方才后悔本末倒置，方才领悟到修身修己才是根本。平日许多错处，皆不及改正。

朱熹自说他午夜听到佛寺的鸣钟，便觉此心把握不定。朱子晚年“颇悟其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悔已晚也，朱熹明白过来，还未来得及赎罪，便在一年内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