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hill官网 2013年06月09日讯】我的《余杰步刘晓波撕裂后尘》一文发表后，收到许多朋友和读者的反馈，更有人传来几年前余杰排斥郭飞雄跟美国总统布什会面那件事的资料。“排郭”争议时，我正忙于其它写作等，虽有所闻，却没详细关注。现在看当年那些资料，觉得余杰等人在这个事情上确实有错误，我大致概括了一下，认为起码有三点主要错误。虽然该事件已过去几年了，但还是觉得应把这几点看法写出来，不仅因为这跟《余杰步刘晓波撕裂后尘》中指出来的问题有相关性，也因为批评任何人都不是目的，而是借批评对象说事理。写作者并不是经常能碰到很典型的、可以比较清楚地说事理的例子。
一般人都认为，这件事的关键是“排郭”。但我认为这还不是主要问题，余杰在这个事件中的最主要的错误，是故意降低美国总统通过会见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而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政治意义；而把它窄化为只是接见中国的基督徒，是教徒之间的私人交流。
众所周知，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旗手。美国总统在白宫接见任何专制国家的人权活动人士，不管是基督徒，还是达赖喇嘛，或是穆斯林人士等，都是传递政治信号——关注那个国家的人权，支持那个国家的反对力量，批评专制政权。这是再简单不过的常识。
虽然布什是基督徒，但是，美国总统到中国访问时，去北京的某个教堂做礼拜，也绝不是仅仅参加查经祷告，而是具有明确、清晰的政治意义——支持那片土地的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权。这是发出政治信号，而根本不是什么纯宗教活动。
更清楚的是，美国国务院就此发表的新闻公报，明确写着：“布什总统接见中国人权活动人士”（President George W. Bush meets with 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s）。这里没有一个字提到这是宗教活动或跟中国基督徒的私人交流。
但是余杰事后撰文硬是说，“我把会谈看作是一位美国基督徒与三名中国基督徒之间美好的分享”、“作为基督徒的布什与三位来自中国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之间的私人交流”。这种窄化布什会见的做法，是降低美国总统和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关注的分量。
明摆着，如果只是“基督徒之间的私人交流”，为什么布什总统当时会提到“能不能有其他什么方法让中国国内的民众知道我们见面的情况？比如互联网？”他为什么要把他们几个基督徒之间的“私人交流”公开、并希望尽量大面积地传播呢？而余杰本人又为什么要高调宣扬这种“私人交流”呢？说什么这是破冰之旅，是多少年来的第一次。正常道理是，要强调“私”就不能公开；要高调宣传就不能一再表示这是“私”。总不能需要哪头说哪头，两头的益处你都占吧？
更重要的一点是，如果只是基督徒之间的交流，布什总统会见他们时，为什么会带着副总统切尼，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白宫办公厅主任博尔顿，总统资深顾问麦克吉森，白宫发言人斯诺等高层官员呢？莱斯国务卿也在会见的新闻名单上，后因有事无法出席。美国之音的报道说，“如果用接见官员的级别来衡量，那可以说是美国白宫的政要几乎悉数出席了这次会见。”这哪里是“一位美国基督徒与三名中国基督徒之间”的见面呢？如果仅仅是四个基督徒，应该在教堂见面呵，为什么要选择白宫，这个美国权力象征的地方见面？余杰真的连如此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吗？
而且布什总统当时还特别强调，就在这个白宫客厅，他曾跟达赖喇嘛两次会面。这又是什么“教徒”之间的会面呢？这不是清晰地发出关注西藏人权的政治信号吗？
但是余杰们为什么要降低这个政治意义，而故意把它说成是美国总统跟中国基督徒之间的私人交流呢？承认并强调这次见面的政治意义，不是对推动中国的民主运动、对激励中国的人权事业有明显的好处吗？这种任何人都懂的道理，一个在中文世界颇有名气的作家怎么可能不懂？当然不可能。但为什么要那样做？根据余杰的话，我只能做出如下两点推断：
第一，自我感觉基督徒站在高人一等的位置上。这从余杰跟布什总统见面时强调的重点就可以看出。他说，“在中国出现了一批为自由和人权而奋斗的基督徒，我们与以前那些没有信仰的民运人士之间有了根本的不同。”
什么根本的不同呢？这里表达的思维状态再清楚不过，那就是：和没有信教的民运人士相比，信仰基督教的余杰们“更高级”，因为余杰还跟布什总统说，中国需要“属灵”的领导人。也就是说，这种“属灵”人物们的聚会，比俗人们的见面性质更高级，未来中国应该是“余杰们”做领袖，而不是没有信教的民运人士。
难怪要把这个本来是传递（关注中国人权）政治意义的总统会面，窄化为基督教徒之间的交流，余杰把白宫当作了天国，当然就对世俗世界有居高临下的俯视心态。这种心态，让我想起海外有个民运人物（也在中国坐了几年牢）一上台讲话，先要宣称一句“我是一个基督徒”；这就等于表白一下“我是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
余杰把刘晓波的“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我们没有敌人”，捧成“大爱”的高级宣言，都和这种“在道德上高人一等”的心理有关。
而且中国未来要由“属灵者”领导也是错误的思路。谁领导中国，要由选民决定。如果规定和要求必须是基督徒，那不仅剥夺选民权利，更是要走向政教合一的危险方向。当然，余杰这种一厢情愿实现的可能性几乎没有。
另一个潜在的原因是，强调这是教徒间的见面交流，可以在回国后降低中共当局迫害他们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不是去“传递政治信号”，我们只是“教友间交流”。所以余杰在跟布什见面之后的声明中说，“作为基督徒的布什与三位来自中国家庭教会的基督徒之间的私人交流”。好像他跟布什只是教友或朋友，私下见面团契了一下。
据郭飞雄的文章，当时王怡清楚地对他说：“飞雄你搞政治，与民运弄到一块。我是捍卫宗教自由的，所以不能让你去。”这里意思很清楚，郭是民运人士，沾边了，可能连累他们。后来郭飞雄因为从事民运被中共判刑5年。看来余杰们还真有“先见之明”，“排郭”是有自保效益的。
王怡事后强调《圣经》说要“服从权柄”也让人感觉，这话像是说给胡锦涛们听的，我们服从你们的权力，我们没有挑战中南海，我们只是去美国跟白宫的宗教徒们私下交流一番。
这种用强调“服从掌权柄者”来保护自己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余杰、远志明以及被洛杉矶牧师李戴维称为“中共官方学者赵晓”等人2008年底起草并通过的《旧金山共识》就呼吁中国百姓“以百般的忍耐、温柔、谦卑，顺服上帝赐予执政掌权者秉公行义的权柄”。“中国基督神学领袖们”的宣言虽然在“执政掌权者”旁边加了个定冠词“秉公行义”，但中共掌权者是“秉公行义”的吗？而且该宣言还为中国的独裁者祈福，说“我们祈祷，愿上帝赐福中国的执政掌权者，使他们更有治国的智慧与能力……”
做了这番宣言宣示后，远志明们就更可自由地出入中国，余杰更是从美国到欧洲、到台湾，畅通无阻（还有刘晓波从笔会费用中提供的出国经费），直到他自己说被警察毒打了而去国（用合法护照获当局同意而全家离境）。
概括一句话说，余杰“排郭事件”中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错误，不是“排郭”，而是扭曲了布什会见中国人权人士、发出“美国总统关注中国人权”这个政治信号的性质和意义。这样做一可以展示“我”比你们“高级”，二可以自我保护。否则我找不出他们要扭曲那次总统会见性质的理由。
余杰们的第二个错误，是没有为法轮功团体说一句话。
在跟美国总统会面之后，余杰发表声明说，他们谈的“核心是宗教自由问题……我们追求和捍卫信仰自由”。那就从我上面指出的应该是“关注中国人权”这个更广泛的意义上退一步，这只是关于宗教自由问题的见面交流。那余杰们又是怎样做的呢？
任人皆知，法轮功学员是一个在中国遭到最严重迫害的群体。无论法轮功是不是一个宗教，它是一个带强烈宗教色彩的民间团体，其信仰者在中国遭到的镇压最严重、最残酷。但是号称追求“宗教自由”的余杰们，在唯一这样一个呼吁美国总统关注中国宗教自由的机会中，从始到终，对法轮功学员的遭遇却连一句话、一个字都没提。是余杰们完全忘记了《圣经新约》里反复地、特别地强调的对弱者和被迫害者的关注、同情和怜悯，还是他们回到了黑暗的中世纪时的基督教那种严重排他的思想状态中去了呢？
在今天这个现代文明社会，连罗马教皇都去关注犹太人和穆斯林人社会的人权状况，更别说美国总统，即使在美国一再遭到极端伊斯兰分子恐怖袭击的情况下，以基督教为主的美国仍对穆斯林世界的人权状况给予最大可能的关注和帮助。
而中国的法轮功，不仅没有做伤害基督徒的事情，还在他们的各种网站对中国迫害基督徒的事件给予报道和专注。至于双方信仰内容的不同，到底谁对、谁错、谁更高级，这不是一个“需要”或者“能够”探讨清楚的问题。而余杰们如此心胸狭窄，如此排他，不仅有点吓人，也有损基督教和基督徒的形象吧？
在布什总统的邀请名单中，除了郭飞雄被余杰们阻止没去成之外，本来还有高智晟等其他三名中国维权人士，但他们被中共当局阻扰无法赴美。我们设想，如果高智晟到场，他一定会提出法轮功被迫害的问题，会呼吁美国政府关注。高智晟不是法轮功学员，是基督徒，但他能够跳出自己的宗教设限，为遭到强权迫害的另一宗教团体仗义执言，这是远高于余杰们的水准和勇敢。在中国的维权人士中，高智晟遭到的迫害最严重（数次被毒打等），就是因为他为法轮功群体大声疾呼。这点无法不令人联想，在那么一个难得的、被余杰称为“捍卫信仰自由”的和美国总统见面的机会中，他们居然没有为法轮功学员、没有为高智晟说一句话，这里除了“排他”之外，没有自我保护的考量吗？
余杰们的排郭，除了自视“高级”，要跟民运划清界限、洁身自保等之外，很可能还有防止郭飞雄去白宫谈法轮功被迫害一事。也就是说，他们不仅自己绝口不提法轮功，还想阻止其他人提。对此高智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郭飞雄去肯定要提出法轮功问题，这也正是他们（指余杰们）所谓的郭飞雄去了之后要释放出很多混乱信息的想法。所以，你想，他们见到布什总统以后，按照他们自己说的，这是一个纯粹带有宗教色彩的会见，而恰恰目前对作为信仰被迫害得最为惨重的（法轮功）问题，他们却一个字都没有提。”
该提的没提，余杰们反而批评了到中国投资的美国公司，建言美国总统应对这些公司在中国的行为有更多的约束和监控。余杰居然把布什当作了胡锦涛，以为美国总统也可以对私营企业发号施令。布什总统当面告诉余杰，对于私人公司，美国政府不能施行监控。中国的“著名异议作家”（我猜推荐他们进白宫的人一定是这样介绍余杰的）就给美国总统以及他的主要内阁成员们留下了一个如此不了解美国体制的印象，也真有点太寒碜中国作家了。
余杰们的第三个错误，才是阻止郭飞雄跟美国总统见面。
很多人批评余杰王怡用威胁主办人的方式（郭去我们就退出）蛮横。当然那种方式不地道，但从权利角度，余杰们有这个选择自由。不管是因为不喜欢某个人的观点或行事作风，任何原因，他们都有权选择不跟某人一起参加一项活动。但是他们排郭的方式，却是通过几个人环抱祷告（包括傅希秋牧师），得出“是神的旨意”让他们把郭飞雄排除出去，这才是严重的问题——假借神明排斥异己！一种非常可怕、可以走向邪恶的东西。
祷告是个人跟上帝的关系。祷告的内容，应是关于自身的；而不是去决定别人的事情。你可以为别人祈福，例如为生病的亲友祷告，但那只是单方祝福，而不是通过自己或某些人祷告作出决定：这个亲友必须去（不去）医院，做（不做）手术等等。你可以祷告，却不可以替“神”做决定。也就是说，你可以祷告，希望“神”的大能让郭飞雄自己做出放弃去白宫的决定，但却不可以替神命令郭飞雄不能去。
余杰们的“排郭”祷告，让我想起太平天国的东王杨秀清，他本是天王洪秀全的下属，却以祷告之名，说上帝附体，让洪秀全跪下接神旨，还当众杖打天王，意在降低洪的王威，要取而代之。洪秀全当然清楚杨的意图，所以暗中调兵进城杀了杨全家和所属将领（二万人）。太平天国军由于这场内讧自残实力大削，才遭清军击败。
这种用“祷告”方式来决定别人的事情，是清楚的骗人行为！余杰曾写过“洪秀全是基督徒吗？”对这段历史很熟悉，是从杨秀清那里得到了假借神明的“灵感”吗？
如果余杰不服气，那我明天“祷告”一番，然后说上帝的旨意是，需要余杰回中国，跟刘晓波呆一个牢房（受试炼）。余杰同不同意？当然余杰会质问，怎么证明你说的是上帝的意思？那我现在就问余杰，那又怎么证明你当时的排郭要求是祷告结果，是神的旨意？
在这个“排郭事件”半年之后，余杰在“自由亚洲电台”撰文说，他回到中国后，受到美国驻北京大使雷德的邀请，到其官邸做客（这是余杰见布什总统时建议的）。当时“雷德大使还表示，他十分清楚我们在白宫与总统的会面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他正式代表总统先生向我表示感谢，因为我和王怡的建议让总统避免了与不该会面的人会面。”
余杰这话简直是在哄幼儿园小朋友。即使对美国政治一窍不通的人也清楚：美国大使根本不会主动介入这种争议，更别说美国总统。布什总统事先完全不可能知道余杰王怡郭飞雄等是谁，他们之间有什么争执等；“会见名单”是傅希秋牧师定的，他说是谁，就是谁。美国驻华大使怎么可能清楚郭飞雄是谁，怎么争议的，甚至还主动代表总统感谢余杰，使布什没有见“不该会面”的郭飞雄？
这番所谓的雷德的话，不排除是余杰自己添枝加叶的。如果真是雷德的原话，那基本的逻辑是，余杰给美国大使介绍了整个事件，而且说了郭飞雄的坏话，诸如描绘他是反美的民族主义分子等，这样才导致美国大使说出那番话。我对自己的推理不仅自信，而且负完全的责任，更愿意有机会和余杰一起跟雷德当面对证。
余杰到雷德官邸时，排郭事件已沸沸扬扬，余杰也跟雷德说，“我为此受到了各种猛烈的攻击和辱骂”（这句话本身就证实余杰给雷德介绍情况），但他不仅毫无反省，甚至还要在美国大使面前继续“排郭”。自己已经假借神明强行剥夺了别人跟美国总统见面的机会，事后还要继续诋毁。难道不是太过分了点吗？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做法，诋毁的是他自己和基督徒的形象。
当年跟余杰王怡抱在一起“祷告”作出不许郭飞雄参加跟美国总统见面决定的傅希秋牧师，后来醒悟到这是错误的。去年初他在推特上说：“多人希望我表态‘拒郭’事件，我认为完全做错了，并且希望将来余杰王怡弟兄能当面向郭飞雄道歉。基督徒应该有勇气认罪悔改。”
但不要说悔改，余杰们至今都没有认错。余杰在《关于与布什总统会面情况的声明》结尾中说：“对所有的攻击和辱骂不作任何回应，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自己不知道。”还是那副居高临下的“高级教徒状”。我真想问问其他的基督徒们，你们说说，余杰所做的，他自己知道吗？（caochangqing.com）
2013年6月6日于美国
——原载“曹长青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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