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在国际红十字会的历史上写下了特殊的一章，西方民主又被认为不适用于香港，那么西方人到底要从中国学习什么呢？
四川雅安地震的筹款，与五年前的汶川地震不可同日而语。香港《明报》发表张文光的文章《不信任票》，用他的亲身经历，提醒人们要算账的不止中国红十字会，还有中国政府和它的贪官们。
汪洋亲临灾区，也无法挽回民众的不信任
作者回忆说，华东水灾之后，港人经历过很多的筹款，像送暖行动、希望工程等。那时，自己还是教协会长，是筹款的发起者，当中最难忘的有两件事。其中第一件是送暖行动。华东水灾后，很多灾民失去家园，冬天仍住在河堤，苦不堪言。有心的教会朋友，想给灾民送上暖包。内地朋友向作者保证，暖包会直接送到灾民手上。稍后，却传来令人沮丧的消息，个别地区的干部，在义工离去后，便立即按灾民名单，收回先前的暖包。第二件是希望工程。作者说，希望工程的动人之处，是每捐三百元，便可义助一个孩子，完成六年的小学。教协立即筹集了六百万，帮助二万名孩子读小学。但希望很快便落空了，最初是通信没有了，接着更出现真假难辨的丑闻，说捐款移作高风险的投资，烂尾收场了。
到了汶川地震，作者说，“我们看见人性的美丽，也看到了对贪官的包庇，更看到追查豆腐渣的谭作人，被关进四川的监牢”。因此，“这次雅安地震，我冷静的告诫自己：不要捐给政府，连同中国红十字会。倘若要捐，就捐给有往绩的志愿机构”。
香港人向往真正的民主
西方民主也不适合香港？
中国内地人经常被告知，西方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现在这种教育也被用于香港，于是香港的教授们也要跟中国的公知一样，不得不进行一些关于民主的基本问题的辩护。香港中文大学陈健民教授，针对中央官员说“西方的花不适合种在自己的花园里”，在《苹果日报》发表文章《何以在沃土上广种荆棘》，指出民主的基本前提是多党政治的竞争，而且绝不能对不同性别、种族、宗教、政治信念等的人士作出不合理的参选限制。
陈健民指出，“没有真正竞争的普选违反了民主的政治平等原则，像中国地方人大选举即使容许一人一票，因为候选人绝大多数控制在中共手里，国际组织如Freedom House等一直不认为中国已实行自由的选举。在全球195个国家中，中国被评为政治权利最差的17个国家之一”，“除非提名门坎非常低、又或者提名委员会用非常民主的方式产生，否则香港特首选举只会变成中国地方人大选举的翻版”。
西方的花不适合种在我们的花园吗？陈健民说，事实上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以至台湾已实行普选，民主之花早已落地生根。根据一项民意调查，连非洲也有七成人认为民主便是追求人权，参与决策和投票权，有七成半的非洲人民支持发展民主。“民主已成为普世价值，怎会是只适合在西方花园生长的小花？”
西方人向中国学什么？
黑石集团创始人施瓦茨曼在清华大学设立3亿美元奖学金，每年将资助200名学生到中国留学，其中主要为美国学生。中国作家余华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提出疑问：“向中国学习，但是学什么呢？”
关于施瓦茨曼捐赠，中国有人发出骄傲的声音：“我们教育他们。”余华说，这是一个双关语。一方面是角色互换，从大量的中国学生留学美国和欧洲国家，到越来越多的西方年轻人来到中国。另一方面是教育西方的商人，要想在中国挣钱，必须学会服从政府和讨好政府里的官员。西方商人早就明白了，“要想把自己的产品推销到中国去，首先要让中国的政府官员们吃好玩好”。现在他们似乎还需要明白更多。
前不久，中国政府发起了对苹果公司的围剿。这个围剿从中央电视台的3.15晚会开始，随后官方媒体发表了一百多篇抨击苹果售后服务的文章。余华认为，原因在于“苹果却没有给打假晚会投入广告费”。最后，苹果公司选择了合作的姿态，不同寻常地做出正式道歉。
余华说，“这次事件有点像三年前的谷歌事件”，当时谷歌选择了强硬的立场，拒绝在中国大陆自我审查，将用户定向到谷歌中国香港网站。余华问道，今天谷歌是否感到后悔？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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