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武汉—— 七年内，人们期待已久的纽约市第二大道地铁线路支线将会建成，长约3.2公里；同一段时间里，拥有9百万人口的中国中部城市武汉则计划新建一整套地铁系统，全程长约225公里。
地铁系统还只是武汉市重点工程的一部分，该市市政工程总造价1200亿美元，要建设的项目包括两座新航站楼、一个新金融区、一个文化区、以及一条滨河步行街，步行街里的一座办公楼比帝国大厦还要高一半。
武汉是中国第九大城市，目前全城已进入建设狂潮之中，虽然一队队洒水车不断给街道洒水，但全城依然尘雾弥漫。难怪新近晋升为市委书记的武汉市长被人们称为“满城挖”。
对于这个位于上海西边约684公里处的省会来说，这些计划似乎显得过于浪费。但这并不少见。中国共有几十个城市也在争相建设造价同样昂贵、同样野心勃勃的基础设施项目，有的还更甚于此，都为这个国家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做出了贡献。
过去几年中，城市发展已经使得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行业投入超过对外贸易，成为刺激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换句话说，地铁和摩天大楼正在取代出口家具和iPhone，成为中国国力的象征。
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这些建设狂潮可能会损害中国经济的长期繁荣。当地政府为建设这些项目大举借贷，还通过巧妙地做账来掩盖借贷的实际数目。
专家认为，危险在于，中国的地方政府很可能早已债台高筑，这些隐形债务可能会在未来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中阻碍中国经济的增长。就在上周，中国国务院下属的国家审计署就地方政府借贷行为带来的危险发出了警告（本文最初发表于2011年7月6日——编者注）。周二，穆迪投资事务所(Moody’s Investors Service)北京办公室发布报告称，国家审计署可能低估了地方政府贷款对中国各家银行造成的实际风险。
最近这些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为数不多的稳定增长动力之一，因此一旦中国经济显著减缓，就会对整个世界造成影响。
随着市政工程在中国各地全线上马，所谓的固定资产投资——这是一个严重倾向于政府和房地产项目的关键性建设指标——已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70%。进入现代之后，其他任何大国都不曾有过这么高的比例。
即使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建设高潮时期，这一投资比例也只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5%左右，而在美国，这一数字几十年来一直维持在20%左右。
中国的高比例有助于解释其国内物质水平为何快速提升。但它也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过分依赖政府基础设施支出，已经达到了危险的程度。
“要说中国擅长什么事情的话，那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高级国际研究学院(Johns Hopkins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中国问题专家彼得·P·博特利耶(Pieter P. Bottelier)称。“但是眼下看来，这个投资比例似乎太高。没人知道其中包含着多少无法偿还的不良贷款。”
过去十年中，在经济学家们努力解释中国崛起原因的同时，人们普遍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北京的技术官僚正在对混合着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中国经济进行持续的巧妙微调。但是事实上，地方政府的做法经常与中央政府设定的目标有出入。有些时候，中央政府自身的目标和政策也会相互抵触。
由此而来的结果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比外界看到的更混乱，经济也更脆弱。
具体到武汉来说，仔细看一下这里的资金状况，可以发现武汉从国有银行贷的款已经高达几百亿美元。但这些贷款很少会直接贷给当地政府，借款方都是市政府下设的特殊投资公司，这些实体公司的债务从不会显示在武汉市政府的财政收支平衡表上。
更危险的是，很多贷款的质押品都是价格虚高的当地土地，如果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地价将面临崩溃。过去十年中，武汉的地价增长了两倍。
在武汉市政府设立的独立投资公司当中，规模最大的是武汉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设立该公司是为了给包括道路、桥梁和污水处理厂在内的一些建设项目融资，项目总值达数十亿美元 。
根据该市的记录，武汉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有员工1.6万名，下设25个分支机构，资产150亿美元，其中包括可能存在虚高成分的公司地价。然而，公司的负债是140亿美元左右，几乎与资产相当。
“武汉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欠债很多，”公司发言人孙正荣（音译）在一次采访中坦言。“这可能会引发潜在问题，所以我们正在做一些调整。”他拒绝透露相关细节，并称这家国有企业的经济情况是“我们的核心机密”。
其他几十个城市也在效仿类似的危险举动：政府创建与自身账目无关的公司，让它们背负沉重的贷款，为的是建设一些面子工程。这些工程包括新地铁系统、高铁和奢华的政府办公大楼。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置中央政府控制过度支出的举措于不顾。
为了减少地方城市债务，中央政府早已禁止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债券来给政府工程融资——对于美国城市来说，发行债券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举措。近来，中央政府还严格限制国有银行贷款给地方政府。然而，通过建立账外投资公司，地方政府还是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中央政府的规定。
张东是武汉市政府顾问，同时也在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金融学，他估计武汉市政府的常规预算只占基础设施支出的5%以下。“大部分资金都是来自账外的融资渠道，”他说。
这种做法对中央政府来说不是秘密，目前中央政府称，中国有1万多家这种为地方政府融资的企业。事实上，由于目前中央政府拿走了很大一部分政府税入，地方政府必须自己想办法发展，最主要的做法就是开发土地。
然而，这是个危险的游戏。瑞银(UBS)投资银行的威廉亚洲官网 报告预测，未来几年内，地方政府的投资公司可能会产生高达4600亿美元的坏账。这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比美国7000亿美元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所占的比例要大得多。
虽然这听上去有点恐怖，但很多分析人士却认为不必惊慌：眼下中国还没有面临因经济崩溃引发银行危机的威胁。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持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战略储备（其中大多数投在了美国政府债券上），与此同时，中国国有银行还持有13亿中国居民的大笔存款。
中国政府限制所有这些现金跨越国境的流入和流出，所以中国的银行不可能实现全球化运行。
分析人士称，真正的问题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给全国增长带来了巨大的阴影。中国如果不在增长方面投资，就必须花钱帮银行处理地方政府拖欠的贷款，一些专家认为，到最后，中国可能会陷入像日本那样的长期经济衰退。
衰退的危险
哈佛经济学教授、《这次不一样？800年金融荒唐史》(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一书的合著者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Rogoff)曾经研究过中国的经济繁荣。他预测，十年之内，中国高涨的房地产泡沫以及堆积的债务就会引起亚洲的地区性衰退，使全世界的增长受到限制。
罗格夫称，“你会觉得中国是‘这次不一样’综合症的最佳案例。经济学家称他们有大量外汇储备，还有大笔存款，他们是勤劳的民族。这太天真了。你不可能永远都这么幸运。”
根据北京的估计数据，去年全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为2.2万亿美元，数量惊人，相当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地方政府坏账造成的冲击可能会给中央政府带来巨大负债，而中央政府自己还背负着大约2万亿美元的债务。
美国西北大学研究中国城市债务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史宗翰(Victor Shih)认为，北京可能低估了地方城市的负债情况。他称，2011年初期又有了很多新的贷款，有一些数字还逃过了政府审计，即使这样，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总额仍然更接近于3万亿美元。
“大多数借贷的政府企业连利息都还不上，”史宗翰教授称。
现在，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武汉的建筑工人都在修建造价为450亿美元的地铁线。其中有一段还处在浩瀚的长江底下。
“大部分地方，我们都要挖18到26米，”武汉地铁系统规划的负责人之一林文书（音译）称。“但这一条线上有一段，我们得挖到50米深，因为河流带来的压力太大，淤泥太多，”他说。“市民需要地铁，我们只能尽量加快建设速度。”
武汉市领导称，武汉一共有5700多个在建项目。有些街区，工人只能用大锤和双手来拆迁老房子，为将来修建商场、高层公寓楼和新高速公路做准备。
看到北京、上海和其他一些沿海大城市依靠大型基建工程取得了迅速发展，诸如武汉之类远离海洋的的内地城市也开始效仿。武汉想要成为内地制造业中心和交通枢纽，成为中国版的芝加哥。
但这个梦却构筑在债台之上。今年，武汉计划用于基础设施工程的投资为220亿美元，是该市去年税入的5倍，资金的主要来源就是贷款。尽管目标宏大，武汉依然相对贫穷。居民年均收入约3000美元，只相当于上海市的三分之二左右。
但武汉却从不断飙升的地价中大举获利。比如，在该市的西北部，推土机已经清空了一片面积是纽约中央公园两倍多的空地。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军用机场。
巨幅广告牌上描绘着这片土地的新用途：未来的王家墩中央商务区，主要建筑是办公大楼和可以容纳20万人的高级公寓。当然，这一切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上：这个项目的融资，也就是主要基于这块土地潜在价值的贷款和交易网络，能够撑得住。
该项目于1999年上马，因为武汉市决定搬迁该机场。2002年，武汉市资金不足，便将其转手给财大气粗的北京开发商泛海集团。泛海集团同意投资2.75亿美元，并支付部分基础设施成本，以换取这里的一块黄金地段。
从那时起，武汉市就开始把这个老机场的土地大片大片地出售给各种开发商，同时还标出其他待售区域，帮助筹集这个新商业区的建设资金。
毫无疑问，中国需要建设新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这样才能实现将众多人口变成城市居民的目标。不太确定的是，中国是否有能力以这样的速度进行建设，从建设是为了支持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还不清楚很多这样的工程究竟能不能带来相应的回报。
2009年初，全球遭遇经济衰退，中央政府为建设热潮推波助澜，不但敦促地方政府树立远大目标，还宣布了规模庞大的刺激经济计划，由此催生了一系列由政府支持的银行贷款项目。
“我们现在看到的景象，在2008年以前并不常见，”财政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傅志华称。“现在，所有城市都在往这个方向冲。”
现在，中央政府虽然多番努力，似乎也不能阻挡这股争前恐后的潮流。
导致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由政治驱动经济的发展机制。简单来说，中国地方政府官员要通过短期内的经济增长来保住职务并获得晋升机会。
“事实上，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上相互竞争，目的在于使政府官员能够得到晋升。”北京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系教授曾康华称。
54岁的阮成发原来担任武汉市市长，今年晋升为该市市委书记，毫无疑问，他从“满城挖”的名声当中收获了政治上的好处。
阮成发拒绝接受这篇文章的采访。但他在今年2月份的一次发言中称，“武汉要实现跨越式发展，人们要增加幸福感，要修地铁，要建桥。”
来自北京的压力
武汉市已经显现出了资金压力带来的各种症状。
纽约研究机构真实资金分析( Real Capital Analytics)的数据显示，尽管武汉在过去五年中卖出了价值约250亿美元的土地，该市在支付项目资金时仍有困难。市政府官员已经宣布大幅上涨过桥费。面对中央政府减少债务的要求，武汉承诺今年向国家支持的借款者偿还23亿美元的贷款。
目前还不清楚，武汉的还债手段是借入更多的钱，还是继续出售土地或其他资产。但旧债未还又添新债的做法在中国地方城市中并不罕见。比如2009年，武汉的大型投资公司，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从投资人手中借贷2.3亿美元，其中有将近三分之一就是用于偿还部分银行贷款。
尽管一些分析人士预测，武汉的房价即将崩溃，但该市领导的主要希望仍然是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
今年，瑞信(bank Credit Suisse)投资银行发布的一项报告将武汉列为中国境内“应避免涉足的十大城市之一”，报告称该市的住房存量过多，需要八年时间才能将已建成的住宅楼售完，更不要说还有数以十万计的在建住房。
但批评并没有吓退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他发誓将继续挖下去。他在2月份的发言中称，“如果不加快速度搞建设，武汉的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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