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坪堕胎案尘埃落地，撰写此文《不再跪着求恩赐，要站起来行公义》。（此文一并感谢女友对我的持久支持及忍耐，并对此文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只感到在爱里有亏欠。）
挂掉邓吉元的电话，我知道镇坪堕胎案尘埃落定了。尽管有太多无法言说的虽然，但是，这个案件早已超越其本身的内涵，创造出无限的外延，如同棒喝一样，让我们这个似乎沉睡了很久的民族猛然惊醒。我们终于知道应该回头望天，寻找我们出发的地方，这时，方才觉察到，我们已经走得太远，忘掉了回家的路。
接手镇坪案，起于愤怒，过程中却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不断地经历感动。本以为这个民族已经堕落的无可救药，因为每一天都有太多的悲惨故事出现在微博上，有时，我恍惚感受如同身处人间炼狱，内心煎熬，不忍卒读。在我的内心几乎要被绝望啃噬的时候，有幸与镇坪案同行，获得惊喜与感动，使我看到了人性的复苏，在人身上神圣性的回归。
邓吉元，一个被公权力压迫到最底层的农民工。经历了各种压力痛苦和常人无法想像的内心纠葛，终于决定：要和政府打一场官司。
我被他的眼光的深深触动：初次见他，眼光迷离，透露着无奈的绝望。他话不多，而这种沉默的常态比振臂疾呼更让人感受心凉。起初，他不愿意接受律师代理，而寄希望政府的认错，后来，他一言不发，一个人主动逃离政府的监控，千里求助到北京寻找律师。这是权利觉醒的转变，如同一个沉睡了很久的婴儿逐渐开始苏醒一般，这种苏醒是尊严的被唤起、人格的复苏。这是一种从求青天老爷施恩到清楚地意识到政府应该要承担责任的心灵的觉醒。短短20天时间，邓吉元不再跪求恩赐，而是站起来行公义！
邓吉元来到了北京，坦然地回答各路记者的所有问题，他看上去甚至很平静，他参加了家庭教会的周日礼拜，在欢迎新人的赞美诗中，微笑着收下了教会送来的红色康乃馨，那一刻，他的眼睛开始有了新生的光泽。那是一种久违的尊严的复苏。而这种转变恰恰是中国社会的希望，一种由奴役状态向公民社会转变的希望。
除了邓吉元，我看到的希望还来自官员。镇坪案，收到若干官员的电话、信件。虽然他们不愿我公开他们的名字，但是我分明能感受到他们在这个庞大体制内的痛楚，如同身处坚冰，仍希望寻找春天的温度。他们感觉到了：权力，不是他们的救赎，公义才是出路。官员，必须关在笼子里。政府是个张牙舞爪的利维坦，必须关在笼子里接受训练。除了制度上要对其约束以外，同时要鼓励官员的人格独立更加重要，官员不应该是在庞大体系内的一个符号，而是有血有肉的存在。
越来越多觉醒的民众，更是在镇坪案中一直鼓励我前行的动能。他们要站起来说话，各种压力四面八方袭来，无论是清晨还是深夜，关于镇坪案的微博，一经发出，转发、评论瞬间淹没我的手机屏幕，我是如此清晰的感受到了无数人在陪着我，陪着邓吉元，我并不孤单，我们在一起走一条出埃及的路。我收到了不计其数的短信和电话，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目的只有一个：希望给于帮助。这一次，大多数人不再是冷漠无情的看客，而是明白这个道理：今天是邓吉元，明天就可能是自己，维护同胞的权利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利，邓吉元不是一个在山沟里的陌生农民，他是我们的兄弟姊妹，肢体受苦，我们感同身受。为一个陌生人的权利斗争自发地主动捐款，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尚属少有之事。大家目睹这般泯灭人性的做法后，在这件事情上达成共识，那就是——权利不再是你的、我的，而是我们的，大家开始认同，权利可以成为我们连接的纽带。爱弟兄姊妹，也是爱我们自己。
在经历无数感动和期待后，镇坪堕胎案最终以邓吉元与政府私下和解落幕。结果，我已无从知晓，但是，在这场斗争中，我愿意姑且称为战斗的事件中，我看到了希望，我听到了在母腹中胎动的声音，它没有结束，它只是一个开始。生命是不会被暴力打掉的，他会顽强的站在那里，并且接受滋养，我们等待，等待他长大成人。
于2012年7月10日凌晨
（原标题为《镇坪堕胎案：不再跪求恩赐，站起来行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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