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豫北某地一大型棉纺织厂工作，一次干部会议上，一位张姓领导在讲话中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啦！再用社会主义的眼光看问题就落后啦……”，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上大学时，向苏联是一边倒，“苏联老大哥”啥都好，你要敢于说个不字，不是右派就是反革命。教材是毫无例外地照搬，政治课本就是《联共党史》。当时记得其中谈到过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有两个条件：一是物质极大的丰富，二是思想极大的提高，现在二者一个也不具备，怎么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啦？怎么“苏联老大哥”教科书上的话也不算数啦？不过，在那个年代里，也只能是心里想一想，绝对不敢提出质疑。既然说是到了共产主义，我就谈谈那几年过“共产主义社会”的滋味吧。
我工作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挨饿。粮食定量是每月25市斤（其中细粮1斤），油1两.。单身，吃食堂，清水煮菜，见不到油星，更见不到肉。平均每天不到1斤粮食，肚里又没有油水，年轻小伙子饭量大，天天饥肠辘辘。进入五九年后情况更糟，不仅粮食少发1斤（名为节约），一天多的口粮，在当时是天大的事情。同时粗粮又换成了豆饼面，吃下去之后胀肚放屁，所提倡的瓜菜代的瓜菜也极少吃到了，为了填满肚子，白菜疙瘩、干白菜帮子、玉米芯子面等，逮着啥吃啥。业余时间只要不开会就是睡觉，多数星期天是一顿饭，饿的骨瘦如柴。当时人们到一块的唯一话题就是“吃”，最大希望就是能吃上一顿饱饭。五九年的一天，机会终于盼到了，厂方组织去农村劳动，午饭放开吃，这一下大家欢呼雀跃。人民公社送来的是黑窝头，咸菜，白开水，大家蜂拥而上，抓着就往嘴里塞，狼吞虎咽，有的噎的抻脖子瞪眼，虽然上面趴满了苍蝇，也是视而不见。黑窝头每个足有一市斤，吃的时侯不时发现有死苍蝇，吃到了就抠出来，甚至还吃到了一个死蝎子，也是抠出来继续吃，当时根本顾不了那么多。我一口气吃了四个之后，还想接着吃，这时犯起了嘀咕，别撑死了！于是不甘心地停了下来。幸亏没有喝水，即使如此，肚子依然难受了好几天，并终身落下了胃病。这件事至今想起来还是后怕，如果当时随即喝上一碗水想来必死无疑，像这种情况撑死（实质是饿死）的，我知道的就有。什么叫“饥不择食”？我那时是切身体会到了。
纺织女工的情况就更糟，早、中、夜三班倒，上夜班时，白天很难睡好觉。工作环境差（夏天温度高，一般在摄氏38度上下，一年四季湿度大，空气污浊，噪音大），劳动强度大，机器24小时不停（每周20—21个班），一般是每周要上七个班，一个月难得休息一天。班前会、班后会，一般是一天两会，还得提前15分钟做清洁、交接班，简直与机器人没什么两样。像布机和细纱挡车工等为了赶产量，多半是在小跑中干活，几乎个个腿部静脉曲张。在这种情况下，肚子吃不饱，腹内无油水，营养跟不上，致使纺织女工们几乎是全部闭经，所以在1959—61三年中，纺织女工几乎没有怀孕生子的。
因当时没有研究生制度，大学本科毕业就是最高学历，大学生在全国可谓是凤毛麟角，按常理讲，我这样的人，应该有较好的待遇。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与同年龄的技工相比，差异就很大。首先是政治待遇：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中坚力量；而知识份子是团结改造（实为奴役专政）的对象，不信任，不重用。工程师本应在技术人员当中晋升，可在58、59年却在技工中提拔了一大批工人工程师。这些人大都是49年前后参加工作的，扫盲班毕业。工程师的头衔，永远也不会轮到我们。其次是经济待遇：（1）我实习期满转正后是技术13级，月工资51元（地区级别提高后改为52.5元），比同年龄的技工少30元。（2）我的粮食月定量是25市斤，比专业技工少10斤。别小看这10斤粮票，在当时，它比30块钱重要的多，你钱再多，没有粮票照样挨饿。像陕西、四川等地，在当地找不到老婆的光棍汉，只要有几十斤全国粮票，在豫东地区就可以换个老婆带回家。粮票是命根子，在当时就这么重要。我的工资待遇和粮食定量如果和技工一样的水平，也不至于饿到那种程度。
我于六一年元旦结婚，同年九月喜得千金，女儿体重只有五市斤，分娩前母女加在一块还不到七十市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其母所得到的营养，也只能是勉强保命，基本上没有奶水供给女儿。奶粉之类的代用品，更是闻所未闻，所以女儿从一出生就挨饿。大人可以忍着，孩子不知道忍，天天饿得张着小嘴哭。我这个三口之家每月所供给的三市斤白面，成了女儿的救命粮。这三斤白面每天平均一两，大月一两还不到。我们每天就用这一两白面熬汤喂给孩子。白面熬汤，总得有点糖啊！这又成了难题，市场上根本买不到糖。无奈，跑遍了大街小巷，总算找到了一家卖块糖的商店。块糖属于特供，无论如何也不卖给。经过再三恳求，得到了营业员的同情，同意把碎糖渣卖给我，并答应以后也给我留着。每市斤4.8元，几乎相当于我工资的一成，再贵也得买。回家后把糖渣化成水，渣滓沉淀后，清水倒入面汤里。面汤不敢熬稠，一两面要分成六，七顿吃，每顿只有一钱多面粉。孩子吃不饱，每次往外取奶嘴时，总是咬着不放，一旦取出，就放声大哭。刚出生的婴儿，面汤消化不了，天天拉稀。一百天时，女儿只长了一市斤，体重才六市斤，到了八个月还不会坐，脖子直不起来，身上是皮包骨头。两个“国家干部”，竟然不能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吃顿饱饭!
我妻子家在豫东农村，那里就更苦了，大锅饭刚开始时还可以，尚能吃到个窝窝头，进入60年以后，一天不如一天，经常一天见不到一粒粮食，天天是清水煮野菜，老百姓叫“照人汤”，顾名思义，即可以照出人影来。先是老人和小孩饿死，紧接就是饿殍遍野。像我的岳丈家，第一个饿死的是我妻子的祖母，临死前向子孙们提了一个要求；能不能叫我喝一碗面汤再走！一大家人谁也不能满足老人的要求，只有默默流泪……就这样老人带着遗憾闭上了眼睛。
我妻子的堂叔赵**，当时也就40岁上下，四胎生了五个孩子，前四个是女孩，第五个是男孩，老大、老二，十五岁左右，老三、老四双胞胎，也就七、八岁，小男孩不满一岁。大概是五九年，看到形势不妙，老大、老二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去了新疆，找了婆家，算是保住了性命。剩下的五口可就惨了，家庭主妇首先饿死，把三个孩子撇给了丈夫，其中一个尚在吃奶。每天从公社领来的“照人汤”，根本不解决问题，孩子们饿的是齐哭乱叫，后来小男孩饿的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当父亲的毫无办法，自身都难保，在妻子死后不到一个礼拜，也饿死了。孩子们不知道爸爸已经死了，哭着、喊着、拉着躺在床上爸爸的手要饭吃。四邻们看到这种情况，无不垂泪。大伙找了一领破席将尸体草草掩埋之后，就轮流照看三个孤儿。但是大家都挨饿，也无力养活三个孩子。不得已，两个不满十岁的女孩在大雪天光着脚出去要饭。就在附近的村庄，两个女孩都在娶不起媳妇的光棍汉家里当了童养媳，算是保住了性命。那个不足一岁的小男孩，四邻们你给一口，她给一口，勉强没有饿死，但三、四岁了还不会走路，只能在地上爬，个子很小，所以大家给他起了个名字，就叫“矮子”。
60年，我在新乡第一钢铁厂劳动时，认识了一个从信阳地区死里逃生的约十七、八岁的女孩，名字已忘记，她家老少三代近十口人，除她之外全部饿死。她给我讲述了家乡的情况：大办钢铁时，为搜集炼钢铁的原料，农民家里的锅、杓、门鼻，柜鼻，箱鼻、锁、盆等只要是与“铁”字沾边的物件全部洗劫一空，一律吃大锅饭，喝“照人汤”。老人小孩先受不了，于是有的人就在夜间，利用偷偷藏起来的脸盆给老人或小孩偷煮野菜吃，一旦被村干部知道，就要带来塌天大祸，天亮以后就拉出来斗争。斗争会方式也是别出心裁，如果有两家犯了这样的“错误”，就叫两个人对打，你先打我，我再打你。本来都是饿得半死的人，怎么有力打别人，一会儿就无力打了，这时，村干部就让参加斗争会的群众把他们围起来斗争，亦名“辩论”、亦名“筛糠（就是你推过来，我推过去）”，直至把人折磨死为止。如果是一家犯了这样的“错误”，就直接拉出来“筛糠”，直至整死算完。今天整死几个，明天整死几个，久而久之，一家一家，一个村一个村，先先后后都被村干部们整死、饿死了。在当时你只有在家里等死，如果你想出去逃生，这就等于给社会主义抹黑，一旦被村干部抓到，那就死得更惨。信阳地区在河南搞得最左，除村干部外，全家死绝、全村死绝的现象非常普遍。
我所在厂属于省管企业，每月总有几次去郑州出差的机会。那几年在郑州火车站，逃难来的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的饥民是人山人海，这些人以要饭为生。他们是要得来尽量要，要不来就抢，在饭店里、马路上等公共场所，欻（音：chu□，方言，借用一下这个字，因实在查不到，意为趁其不备一把抢走）饭现象屡见不鲜。只要欻到手，拔腿就跑，有的被抢者也理解，食物抢走也就抢走啦！有的被抢者本身就饿急，就想把抢走的食物夺回来，于是抬腿就追，抢饭者为了保住抢来的食物，就往上吐上唾沫，有的被追上后，紧吃慢吃，不管你怎么打，能多吃一口是一口。
六一年的一天，妻子在郑州纺干校学习，我去郑州出差，有一天两个人在马路上闲逛时路过一家饭店，橱窗里摆着几块高价肉，已经两、三年没尝到过肉星啦，口水马上流了出来，那几块肉就像吸铁石一样吸住了我们，就是不想走。经过反覆考虑，再三商量，终于下定了决心，只要吃上这顿肉，哪怕今后再饿死也心甘情愿。记得花了十几块钱，买了一盘肉，两个馒头，边吃边提防，总算是全部吃到了自己的肚里。比邻桌的顾客就幸运得多，他们最多吃了一半就被抢走了。真香啊！觉得从来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东西。
河南在全国是最左的省份，饥民乞讨非常困难，就离乡背井往情况较好的江南跑。像豫东我妻子的四姐夫，带着最小的儿子(容易取得同情)偷偷爬上运煤的火车往南方跑。因在陇海线上，扒车时，认准是南下的就上，至于拉到啥地方，听天由命，哪里停车就哪里下。如果乞讨比较容易，就停下来呆一段时间；如果情况不妙，就继续南下。遇到过年也不例外。因家里无一粒粮，活命要紧，就专门趁过年老百姓改善生活的机会往南方跑。也确实见到了成效，乞讨的结果，除当天能果腹外，有时还少有剩余。剩余部份晒干后就装到讨饭袋内带回家，以备全家人分享。
这就是我在59—61三年的时间里所尝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滋味。
山东李鲁翁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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