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为“社会主义整风”实为“反右斗争”的运动开始于57年，结束于58年。57年我在天津某名校读大三，正好参加了这一运动。我就把我所经历的以及事后所接触到的有关人和事写出来,以便后人能进一步了解当年反右的真实情况。
运动之初，中央和地方报刊是连篇累牍，学校等单位大会小会作动员报告。大致内容都是：我党搞社会主义整风运动，大家要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为了帮助党整风，希望广大知识份子要献计献策，多提宝贵意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我们保证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抓辫子，不打棍子……真是情真意切，让人心里热乎乎的，大有不照办就有对不起党的感觉。于是有的学生就在党组织反覆召开的整风动员座谈会上善意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我所参加过的座谈会所提意见内容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学习苏联过于教条，应当有所选择。当时是一边倒，苏联啥都好，课本和考试制度全部照搬，一律改学俄语，政治就是“联共党史”……同学们十分不情愿。第二.对个别党员的缺点提出了批评意见。第三.处理问题时，有时党员和一般同学不能一视同仁。第四.北洋大学历史悠久，能否恢复原校名等，并无有一人对共产党的领导权提出质疑。
不料，风向突变，整风立即变成了反右，这时大家才如梦初醒，方知上当受骗，尤其提意见的同学悔之莫及。而毛泽东却十分得意地讲，有人说我们是阴谋，不对！我们是“阳谋”。就这样，在毛泽东所划定的“百分之五的一小撮里”里又多了一个人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
我所在班定了两个右派份子：一个是纪XX，据说被送往天津某集中营改造。一个是霍XX，1958年与我们同时毕业，被分配到吉林省某县的一个工厂监督劳动。两个都是品学兼优的同学。
当时发生了哄动全校直至全市的一个大事件。事情是这样的，建筑系的某同学（归国侨胞，姓名已记不清楚）被定为右派。这位同学肯定是听党的话提了意见，才被定为右派的，心中不服，这完全在情理之中。但他年轻气盛，采取了过激行动，把怨气集中在了积极分子李珍禄身上，某天下午用刀刺伤了李。这还了得，有海外关系，还敢提意见，打你右派是理所当然，你不老老实实接受，反而敢动武伤人，岂能饶你！于是立即逮捕，很快便在全校开公审大会并执行枪决。这是一个爱国爱掉了脑袋的典型事例！积极份子李珍禄则宣布火线入党（注1），本人觉得光荣异常。
我知道的就有不少这样的学生和老师，有的甚至于不顾父母的劝阻，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毅然回到祖国参加学习和建设，这是非常可贵的爱国行为，如：化学老师孙鲁教授和我的同班女同学张XX等。孙鲁教授也未能幸免，同样也被打成右派。这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爱国爱成右派的典型事例。
1958年下半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河南省新乡地区某大型棉纺织厂工作。恰好又赶上了批斗漏网右派。对象是王XX，天津人，55年毕业于天津纺校。先是在干部会上批斗，坐飞机，几个积极份子像凶神恶煞一样，揪着头发一会儿往墙上猛磕，一会儿往桌子上猛磕，没完没了，王的惨叫声不止。这并不算完，待早班工人下班后，又叫来几十名“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把王拉到他们面前说道：这就是右派份子王XX，他就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毛主席领导我们翻身得解放，过上好日子，他不甘心……大家说该咋办？有人带头喊到：“打！”于是几十号人蜂拥而上，拳打脚踢，顿时王口鼻流血……其惨状实令人目不忍睹。王到底有什么右派言论，我始终没有听到。事后经过多年接触，王其实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
反右派运动总算是过去了。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我结识了不少“右派份子”，有的是好朋友，还有的是我妻子的本家和亲戚，我再把他们的情况逐个介绍给读者。
王孝忠,富农出身，河南省通许县人，1960年毕业于华东纺织工学院，郑州国棉六厂厂长，已故。在校时任班长，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1957年社会主义整风刚开始时，系某领导找他谈话说，听说河南浮夸风很严重（注2），你写个书面材料交上来，以便校方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党员嘛，当然得服从组织安排，于是把在家乡看到和听到的有关情况写好后交了上去（并未写大字报）。本人万万也没想到，这却成了攻击党的铁证。于是王稀里糊涂的成了右派。
秦XX，天津人，与王孝忠是同班同学，新乡地区某大型纺织厂的副厂长。当王孝忠被打成右派后，因想不通，只是随便说了一句：“这么好的同学怎么会是右派？！”这句话很快被积极份子汇报给有关领导。那还了得，你胆敢替右派说话，同情右派，那就是当然的右派，反正右派越多，有关领导的成绩越大。
黄金波：河南人，任平顶山某纺织厂总经济师，已故。1957年反右时，在安阳某大型纺织厂劳资科工作。当时厂领导已把某人定成右派，尚需黄按领导的要求去构陷并在批斗会上揭发，黄不愿干此缺德之事，经厂有关领导软硬兼施也不妥协。就这样他被打成了与右派划不清界线的右派，开除出厂，送回农村监督改造。当个好人竟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张新:河南人，1955年毕业于郑州纺校，反右时与我的妻子（那时尚不相识）同在郑州国棉二厂劳资科工作。在闲谈中随便说了一句：“所有的成绩都是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出问题的时候是不是党就没有领导？！”就这么一句话，便被打成右派，反覆批斗后开除出厂，送回农村由贫下中农监督改造。
兄弟、父子右派：老二，赵XX（老大民国年间病故），老三，赵礼贤，老二之子赵XX，河南民权县赵庄人、地主出身，三人同为农村小学教师，是我妻子未出五服的二叔、三叔和堂弟。反右运动实际上就是“文字狱”，按理讲，文字狱应当是以言获罪。可是当时的文字狱无“言”照样获罪。因三人出身地主，自然低人一等，终日夹着尾巴做人，除教好学生外，大气都不敢出一口，在整风座谈会上，根本就不敢发言。划右派学校有指标，你是地主出身，发言，右派是你的；不发言，右派也是你的，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就这样三人均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老二、老三送回农村由贫下中农监督改造，老二之子送往民权县林场集中改造。
老二劳动改造的具体内容是在赵庄去各家各户挖大粪、挑大粪，因年龄较大，实在完成不了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大队（当时的农村社会组织是：公社、大队、小队。）领导高抬贵手，由另一个儿子代为受过，本人参加一般的劳动。终于熬到了1979年右派平反。老子平反了，按理儿子挑大粪的生涯也该结束了，儿子找到大队领导，大队领导的答覆是：“不挑大粪可以，但你必须得找个接班人！”，挑大粪这个接班人哪里去找？！父亲刚刚平反，又怕节外生枝，只有继续挑下去。人民公社解体，大锅饭散伙，土地分配到户，当时化肥十分紧缺，大粪又成了宝贝，你再去农民家里挖大粪，人家还不愿意呢！就这样，挑大粪生涯才算结束。老子当右派二十二年，儿子挑大粪却挑了二十二年又几个月，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理”！
老三赵礼贤的命运最苦。转眼到了1959—1961年神州大地饿殍遍野的三年，在那个年头不偷根本就无法活命，地主兼右派,三天两头挨斗，“偷”字连想都不敢想，也就是在五十岁上下，夫妻两个大约在十天之内先后被活活饿死，由乡亲们各用一张破席一卷草草掩埋了事。老三妻子的妹妹（地主），就在邻近的王庄，听到姐姐饿死的消息后，非常悲痛。若向大队请假给姐姐奔丧，根本没有批准的可能，于是私自决定，到了姐姐的坟地大哭一场。冷静下来一想，回到王庄后决不会轻饶，已经饿得离死不远，几场批斗会下来必死无疑，这种牛马不如的生活，生不如死，于是在回王庄的小路上，吊死在一棵小树上。死了也不会放过，还落个“畏罪自杀，抗拒改造”的罪名。
老二的儿子，被送民权县林场劳改队改造后，先摘帽（注3）后平反。
这个家庭是农村典型的诗书门第，以诗书传家，靠勤劳致富。在民国时期，当青黄不接（注4）或遇到灾荒年时，总是尽力资助周围的贫苦百姓，多么好的一个家庭！然而，在1949—1976年好坏颠倒的二十七年里，却容不得这样的家庭，直至搞得家破人亡，这真是我们国家的一大悲剧！
郑永起：河南民权人、地主出身、农村小学教导主任兼教师，我妻子的姐夫，已故。在反右斗争中，地主被打成右派的情况大同小异，很少有例外，当然郑也在其中。只是此人胆量大，有智慧。在饿殍遍野的那三年，仅有的一岁多的儿子，已经饿得奄奄一息!怎么办？!坐等，眼看着儿子撑不过三天就要活活饿死，自己可以死，儿子的命要保住。无可奈何，决定铤而走险——到粮仓去偷，这是唯一能活命的一条路，可是一旦被抓，你一个地主又是右派，结局可想而知，必死无疑。即使如此，也决不后悔，长痛不如短痛，任人蹂躏，做个好人都难的日子，死反倒是个解脱，至于死后孩子老婆的命运如何，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决心一下，立即行动，很快准备好了开锁工具等有关东西。后事安排好以后，某天深夜夫妻洒泪诀别后，丈夫狠了狠心、咬了咬牙，毅然地走上了拿人头换粮食的行窃之路。到粮库翻墙、开锁，然后偷了几十斤玉米，……整个过程竟然没有被人发现，也没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真是苍天保佑。玉米偷回家后也不敢放在家里，怕一旦事发后来家搜查，当时就趁着夜幕由妻子用独轮车推着儿子和到手的玉米躲到了赵庄的娘家，并把粮食隐藏起来。如有人问起，则慌称孩子突然发烧，去娘家找孩子他舅看病回到娘家后，为避免被人发现，只有到夜间才敢抓出一把玉米，用蒜臼捣碎，然后熬成稀粥喂孩子。就这样，才算保住了儿子的性命。这真是典型的逼良为盗！
经过多年的接触，使我充分认识到了右派这个人群是我国知识份子中的精英，在他们身上有许多闪闪发光之处：
第一.是一批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知识份子，正因听党的话，才善意地提出了意见，目的是希望祖国尽快繁荣富强，永不受列强欺侮，这是多么可贵的爱国热情!遗憾的是由于这部份人当时过于天真，模糊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爱“党”决不等于爱“国”，“党”和“国”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第二.是一批心地非常善良的人，同情好人，敢说实话，不管自己付出多大的牺牲，决不去构陷一个好人。
第三．都是所在单位技术等方面的骨干，甚至有发明创造，我知道的在纺织技术方面就有两项，他们都为祖国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右派份子的结局，令人同情，让人心寒，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相当一部份年老体弱者,在二十二年牛马不如的右派生涯中，经不起残酷的肉体和精神折磨，相继含冤死去！
第二．这个人群是属于黑五类（指地、富、反、坏、右）中的一类。有运动，当然要拉出来批斗；没有运动，尚有阶级斗争新动向（注5），也要拉出来批斗。批斗实际上是打骂、凌辱，没完没了。士可杀不可辱，一部份人在极度绝望中自己走上了绝路。这部份人即使死了也不放过你，还得说成是“畏罪自杀”的反革命分子。
第三．“毛祸”1959——1961饿殍遍野的那三年，起码是长江以北大半个中国的农民，不偷就没有活路，除老人小孩外，几乎人人是“贼”。不管是小麦也好，秋庄稼也好，从粮食颗粒尚嫩但可以果腹时就开始，直至继续成长、成熟、收割、运到场里晾晒、打场等过程是边偷、边吃、边藏，等到“人民公社”组织场净入库时,那只不过是剩余的一部份，逼良为盗竟到了这种程度！本来1958年的庄稼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成熟的庄稼不让收割，硬是逼着农民大办钢铁，父老乡亲们，痛心疾首，流着眼泪，眼巴巴地看着已经到口的粮食烂到了地里！这是造成其后三年饿死人的主要原因。
当年的右派份子是专政对象，一般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他们除了和大家一样挨饿之外，还要经常拉出来批斗，被人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所以在农村首先饿死的就是这个人群。
第四．历经磨难和坎坷，大难不死，有幸活下来了。
死者也好，生者也好，他们的家人和亲戚都受到了牵连，反革命家属，低人一等，孩子升学困难，找不到工作，不好找对象，更谈不上参军，甚至有的老婆（或丈夫）离婚而去……
就是这样一个人群，只要离开毛泽东领导下的国度，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受到重用和尊重，过上幸福的生活，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却遭到了如此残酷的打击和迫害，这样的人间悲剧我们决不能忘记！
注：
1：火线入党：历次运动如同两军对垒，一方是毛泽东领导下由贫下中农（或工人阶级）组成的官兵；另一方是黑五类中的某一类，批斗场地就是战场。每次运动总有那么几个人，在批斗会上，上蹿下跳，对斗争对象，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直至拳打脚踢。被有关领导欣赏后，就成了积极份子。有关入党手续从简从快，甚至于候补期都不要，几天之内就宣布为正式党员。
岂止是火线入党，紧接着就是火线升官。一般规律是每逢运动后，这部份人不仅入党，还会紧接升官。时间一长，投机钻营者就看出了这个门道，原来这才是升官发财的捷径，比在工作岗位上实干要强得多，实干又苦又累的，领导还不一定看得到。于是在运动中就竭力表现，以达目的。在党政干部中，有相当一部份就是这样踩着别人的肩膀甚至双手沾满了鲜血爬上来的。这就是“工农干部”的主要来源渠道。
2：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吴之圃，左中之左，搞浮夸风堪称全国之最，驰名于大江南北。始于1957年，1958年达到顶峰，故河南饿死人最多，信阳地区全村、全家被饿死光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
3：右派份子在改造期间因表现比较好，可以被摘掉右派帽子，再有问题就当做人民内部矛盾对待，但过去的错误定性不变。这就是摘帽右派。而没有摘帽的右派份子仍属于敌我矛盾。
4：青黄不接：我国的农业，在采用传统方式耕种的年代，与当前相比，粮食单产水平很低。每年春夏之交，相当一部份农民前一年的秋粮吃完或所剩无几，而当年的小麦尚未成熟，二者衔接不上是常事，故在北方农村谓之“青黄不接”。
5：阶级斗争新动向：有运动，黑五类当然要拉出来批斗。因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没有运动时，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决不能放松阶级斗争这根弦，批斗会也得定期不定期地召开，于是积极份子们就鸡蛋里挑骨头，任意给黑五类中的某一分子加个罪名，如：不安心改造等，这就是出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
火线入党和阶级斗争新动向是在毛泽东阶级斗争哲学里派生出来的名词，没见过他的具体定义，我是在多年的运动中，身临其境体会出来的。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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