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聊天室，我不止一次地听人说：“我们这个民族是邪恶的，就得这个邪恶的党来领导，来改造，由这个邪恶的党领导着一步一步变成善良的。”如此说话的有佛教徒，也有基督徒，还有什么教也不信的无神论者，都要宽容邪恶。这实际是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众恐惧和依恋“非友即敌”的中共邪教的心态。
今日中国大陆，很多人都说信佛教，讲慈悲为怀，推论：宽恕中共的历史罪恶。这些人认为：缘起性空，中共魔也好鬼也罢，都是人世间的恶业所招；我们与人为善，应该要给中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机会。这样理解佛法，叫我看还是这样思考和说话的人加入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组织填表、宣誓（签约）时，灵性智慧被封后一直没有开封，思维如同一个人掉进党文化的魔窟，灵魂好似卖给了阿修罗。观念变异得纵容邪恶失掉威严，还以为是慈悲，要把对迫害亲人的具体参与者真诚悔罪后应给的宽恕，很不恰当地要给予发动迫害的共产党。
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也有类似的问题，他们讲博爱也是把私人的仇敌跟中共这个社会公敌混为一谈。这也是某个时候被逼或骗，入队、入团、入党时应约而灵智被封呈现的魔障。人被魔障（党文化思想笼子）笼罩住之后，在共产党迫害法轮功问题上容共犯罪，指责修炼人去天安门讲真相是违背了修忍的原则，理解不了给他讲真相是在救他，是“真善美”追求之善的体现，他谴责迫害是讲公道。
更多的人的确什么教也没加入，但偏偏就在小学加入了少先队、中学入了共青团、大学入了共产党。有的一入，有的两入，有的三入，入前就被父母、老师等他人以“要求进步”、“不要跟学校别扭”、“入党有利于做官”等观念洗脑了，甚至还以给班主任当密探、办黑板报、认真上历史、政治课等行为表现“进步”，其实这在西方看来就是入教。只是这个教冠以党名而中国人被蒙骗了，无知地以为跟参加生日party差不多，以后不参加活动了就不在那个party中了。我这个过期的队员、团员初次听劝退时脱口拒绝，说：退什么退，我早就不是了。以德国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解共产党是邪灵后，我出了一身冷汗：中共太邪恶了！
初次听人说汉族人邪恶时，我非常吃惊：什么时候有人敢这样明目张胆的说“我们这个民族是邪恶的”？我研读过世界历史，见过民族之间打嘴仗时说对方邪恶，也见过邪恶的个人自认邪恶，从没见过这么说自己民族的。咋回事？后来隔三岔五总有人把类似的话，箭似地射入我的耳鼓，惊诧过后明白了：党教育的！
自由宪政的国家的不纠结政治和文化，每个多党竞选制的政党都只谈论自己和批驳他党的政见，没人会愚蠢地去贬损民族破坏自信。中华民国初期，由于科举被废除小人儒专干这事。但他们从古代“华夷之辨•中央之国”说汉族狂妄自大、不思进取，也就是反证中华祖先很自信，在大东亚文化圈中最先进。多国和万国来朝的汉唐，甚至到重文轻武的宋朝，到亡国的元朝、清朝都依然自信。事实上，瓦特蒸汽机出现的乾隆年代以前，中国礼教农耕文明一直如同今日美国。
失去自信是新文化•五四运动中激进的全盘西化论者，代表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毛泽东，想用欧美的民主或专政制度与科学或基督教文化迅速改变中国。这些全盘西化论者，稍稍有些西方人的时态意识和精确思维，就知道中国礼教农耕文明在晚清的落后只跟晚清失去修养和修炼内涵的儒道佛文化有关，并非中国文化五千年的问题，只是应对西方现代文明冲击中的中国晚清人的问题。或者说，所谓中国文化不行或国民劣根性实乃中华民国时代激进者的自卑感。
就是这些激进者的自卑感在中华民国也不多，中国人有中庸传统，偏激者从来都少。就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人，性情不激烈而理性温和者也不自卑，例如胡适。这些自卑感，以英国洛克与罗素、法国伏尔泰与孟德斯鸠、德国莱布尼茨、康德的理性视角来看，是面临变局、乱象时个人心智不成熟的手足无措、词不达意似的应对失常，完全乱了方寸，是一种成年人的幼童心态：应变能力低而呈现的焦虑症，好似抑郁症、精神分裂，成为辛亥革命后没落儒生的社会变革焦虑症。
具体呈现为儿女反父母、妻子反丈夫、族人反宗族、个人反民族等成年人的政治幼稚病，这跟青春期的骚动或台湾1980年代“丑陋的中国人”的自我贬损，也就是一阵风，却由于1920年代苏共扶植的中共利用民国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民权，煽动文痞、流氓之类邪恶小人贩卖苏俄“暴力革命”猛药，非理性地激烈批判民国初年的儒道佛三教传统，引愤青步入共产暴乱邪道成了疯病。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共工酋邦里，反对父母、丈夫、宗族、民族的愤青病从个人自发的婚姻、恩怨问题上扩散，跨越江南、河北乡村的小范围，以新文化的名义和党文化的实质，从所有教育文化领域普及到全民，言行苏联化或共党化：损传统，斗为乐。如此苏联化的假中国人自轻自贱到极度，把中国共产党视为中国人，把中国民族五千视为邪恶的历程，只能在邪恶的中共领导下同步改邪归正。
历史上有犯罪不清算就放过的邪恶吗？没有。宽容是对个人私敌，绝非邪恶。
摘要：中共统治中国大陆62年，使几乎全民容共犯罪并因加入“成青少”共党而灵性被封，被邪灵附体辱骂中国民族“邪恶”。中国人在晚清丧失的民族自信心，在民国初年滋生的民族自卑感、没落儒生的革命焦虑症――反父母、反丈夫、反宗族、反民族等成年人的政治幼稚病，被大陆开展的敌我斗争的群众运动和马列邪说的文化教育普及。全民被服用苏俄“暴力革命”猛药的文痞、流氓和愤青引领和带动，步入共产暴乱邪道。不能宽容中共羞辱中华文明的邪恶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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