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大的喜事(图)

人民日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网络图片/williamhill官网 配图）

文章核心提示：毛泽东最开心的事，就是看如何死更多的人。他最大的喜事，是拿到了朝思暮想的原子弹技术。拿到原子弹技术，是为了保权；保住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

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曾用拖着朝鲜战争不停战的办法，想要苏联人给他核技术。但苏联人不点头，毛泽东只好停战。1954年7月，毛泽东作出一副要打台湾的样子，利用苏联担心被拖下水，来实现他的目标。台湾与朝鲜不一样，打不打由他说了算。周恩来被派赴莫斯科告诉苏共领导人，毛泽东决心要“解放台湾”。

9月3日，毛泽东军队向国民党占领的金门岛开炮，引发了第一次台海危机。炮打金门不久，苏联头号人物赫鲁晓夫来北京参加毛泽东建国5周年庆典，还带来好些苏共领导人，这在斯大林时期是不可思议的。赫鲁晓夫想消除两国间的芥蒂，主动提出取消斯大林同毛泽东签订的条约中损害中国利益的秘密附件。他还答应除现有的141个项目外，再卖给中国15个大型企业，同时给中国一笔5亿2千万卢布的新贷款。

毛泽东就势提出要赫鲁晓夫帮他造原子弹，说是为了抵御美国人。赫鲁晓夫问他美国为什么要朝中国扔原子弹，毛泽东说因为“台湾危机”。赫鲁晓夫没有劝毛泽东不要因台湾问题而引发核大战，他在回忆录里写道：“原因是；我们认为统一中国领土的举动是无可非议的。”赫鲁晓夫只劝毛泽东不要造原子弹，说：我们这个大家庭有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须知那东西既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假使目前要搞核武器，把中国的全部电力集中用在这方面是否足够，还很难说。那么其他各项生产事业怎么办？国计民生怎么办？

毛泽东摆出一副样子，好像赫鲁晓夫的话伤了他的民族自尊心。赫鲁晓夫虽然心里不痛快，但还是答应考虑帮中国建设一个核反应堆。

赫鲁晓夫走了以后，毛泽东加紧了对国民党控制的沿海岛屿的轰炸，导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毛泽东继续攻占沿海的一系列岛屿，扯开架式准备进攻金门、马祖，给人他不惜一切要打台湾的印象。1955年3月16日，艾森豪威尔暗示他可能使用核武器，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为什么不能像用子弹或者别的什么弹一样使用原子弹。赫鲁晓夫不想卷入跟美国的核武对抗，将来也不想卷进去。他答应向毛泽东提供核技术。毛泽东的目的达到了，台海危机很快结束了。

造原子弹毛泽东也有了原料。这时苏联专家刚在广西省发现了铀矿。毛泽东兴奋已极，把它称作“福音”，马上召来地质部负责人刘杰。刘杰回忆道：“寒喧以后，主席让我汇报铀矿石的情况。我把铀矿石放在桌上，又用计数器对著铀矿石作表演，当计数器在铀矿石上面晃动便发出“嘎、嘎、嘎……”的声音时，毛泽东主席感到非常好奇，他天真地笑了，并自己拿起计数器，也学我的样子在铀矿石上晃了晃，于是又听到了“嘎嘎”声。总理也在旁边乐得合不拢嘴。”“临走时，毛主席、周总理把我们送到门口。毛主席拉着我的手说：‘刘杰啊……这是决定命运的事哟，你可要好好地干啦！’”事后开庆祝宴会，毛泽东举杯祝酒：“为了我们能尽早有自己的原子弹，干杯！”

4月，苏联正式签约帮助中国搞两个发展原子弹的必需之物：一座重水反应炉和一台回旋加速器。中国成为核大国就此起步。一组组中国科学家立即赴苏受训。12月，在苏联科学家协助下，1956年至1967年，12年发展核工业的大纲订出毛泽东的喜悦就不用说了。他对秘书说：“他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

他感到自己已在世界之巅，气概冲天地说要“把地球管起来！”

要实现核工业的12年计划，毛泽东需要更多的农产品来偿付。他制定了个有关农业的12年计划，即《1956年到1967年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要求农民到1967年时年产一万亿斤粮食。这个数字是毛泽东根据12年中需要多少农产品出口推算出来的，比历史最高年产量1936年的三千亿斤，高出两倍多。这个指标完全不切实际，遭到几乎整个政治局的反对。出声最高的是负责编制国民经济计划的周恩来，为他撑腰的是刘少奇。大家都很清楚，如按《纲要》征粮，在饿饭的千百万农民就得饿死。

1956年2月，一向顺从的周恩来把计划中的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投资砍掉大约四分之一。周知道中国没有条件买毛泽东要的所有的东西。他的打算是集中资金发展核工业和主要项目，把次要项目放一放。其实不放也不行，中国没有足够的钢铁、水泥、木材等物资。周的这一举动，被称为“反冒进”。

毛泽东要的是所有项目一齐上马。毛泽东对经济是外行。薄一波说，毛泽东那时要听管经济的部委汇报，但听得非常吃力：“毛泽东主席十分疲劳。有次听完汇报，他带著疲乏的神情，说他现在每天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听完汇报就上床休息。”累的原因是：“汇报材料很不理想，只有干巴巴的条条或数字，没有事例，使他听起来非常吃力。”一次，听一位部长汇报，毛泽东紧皱眉头，抬起头来说，这是使他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周恩来某次检讨说，他给毛泽东的报告是材料数字一大堆，没有故事性。

数字跟毛泽东无缘。南斯拉夫第二号人物卡德尔跟毛泽东打交道后说：“数字对他是不必抠死的。比方说，他说：‘要两百年的时间，或者四十年。’苏联在华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对我们叹着气说，毛泽东对经济“完全不通，一窍不通”。

毛泽东对自己想达到的目标却一点儿也不糊涂。四月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叫把砍掉的部分加回去。政治局没有从命，坚持他们的意见。毛泽东怒而宣布散会。会后周恩来去找毛泽东，想说服毛泽东，最后实在无法时冒出一句，说他“从良心上不能同意”毛泽东的做法。周恩来跟毛泽东讲良心，使毛泽东怒不可遏。但毛泽东无可奈何。

毛泽东的同事们跟他顶撞，原因是毛泽东的要求太过分，后果太严重。这时莫斯科发生的一件大事，也使他们的胆子格外壮。这年2月2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秘密报告反斯大林，谴责斯大林的肃反杀人、独断专行，还有斯大林的工业化措施。中共领导人现在纷纷就这些问题批评斯大林。刘少奇说斯大林的错误第一是“肃反扩大化”，还有“农业上犯错误。苏联至今没有解决农业问题”。张闻天说：“苏联内政主要错误是没有把农业搞好，粮食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太偏重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苏联轻工产品几十年无改进，我在苏联当大使时去商店几乎没什么可买。粮食也一直很紧。……值得从中吸取教训。”四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国务院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对的，但忽视了农业就会犯大错误。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些问题上对斯大林的批评打在毛泽东身上。毛泽东反守为攻，规定对斯大林必须“三七开”，“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错的三分不是别的，仅是斯大林怎样虐待了毛泽东：“这些事想起来就有气。”

但毛泽东不能公开跟赫鲁晓夫翻脸。赫鲁晓夫代表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哥”。毛泽东离不开赫鲁晓夫，他的军工项目、原子弹，都得从赫鲁晓夫那里来。赫鲁晓夫出其不意地大反斯大林，也让毛泽东对他刮目相看。毛泽东觉得这个人不简单，多次若有所思地讲：“赫鲁晓夫有胆量，敢去碰斯大林”，”这确实需要点勇气。”毛泽东拿不准赫鲁晓夫，他得小心从事。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当他的同事们赞同赫鲁晓夫而反对他的政策时，毛泽东没有一榔头打过去。他忍下了。无从发泄的怒火使他拂袖而去，离开北京到了外省。中国各省的“第一书记”，都是毛泽东特别挑选的。

毛泽东这次离开北京的方式不同以往。他在深夜亲自给空军司令刘亚楼打电话，要他准备飞机。毛泽东一向认为飞机危险而不愿意坐，上次还是在一九四五年，他不得不飞到重庆去跟蒋介石谈判。毛泽东这次要坐飞机了，可见他是多么迫不及待地要离开北京。

毛泽东第一次坐由中国人驾驶的飞机。为了照顾他的生活习惯，机舱里放了张木板床。登机前一刻，机组人员才得知乘坐飞机的是毛泽东。这是5月3日早上，一个难得的好天气。毛泽东跟机组握手，接着站着不动，良久不作声。刘亚楼提醒他上了飞机后，他坐下再度陷入沉思，手里夹著的香菸菸灰结得老长也未弹去。突然他像醒过来似的命令起飞。

首站是武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在候机大厅里立了座毛泽东的立体塑像，这大概在全中国尚属第一。当时赫鲁晓夫刚谴责了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毛泽东对塑像表示不满意，叫王任重“一定要搬掉，不然唯你是问。”王翻来覆主地想，搬好还是不搬好，最后决定不搬，塑像就留了下来。毛泽东从武汉飞往广州，接他的是另一个对他五体投地的省委书记陶铸。江青也在那里。毛泽东的别墅是美丽的大庄园“小岛”，靠在珠江边上。因为毛泽东来了，江上交通运输都停了下来，附近江面也封锁起来。毛泽东的随从奉命不许见客，不许写信，不许打电话，更不必说出门走一走了。天气又闷又热，毛泽东的房间里放了5桶冰块也无济于事。花园里的热带花草茂盛，蚊子到处乱飞，从香港买来灭蚊的DDT杀虫剂，但漏网分子众多。毛泽东怪工作人员灭蚊不力，发了脾气。

真正使毛泽东心情烦躁的是北京。刘少奇、周恩来继续地不听话，还在那里砍军工项目。5月底，毛泽东离开广州飞回武汉。他要用游长江的方式，给刘少奇、周恩来们发出一个严厉而又意味深长的警告：他身强力壮，有体魄、有决心斗到底。
长江宽阔流急，游泳似乎有风险。但就像毛泽东的警卫所说，毛泽东游泳“是有限度的，没有把握和冒风险的事他是不会做的”。后来他想游三峡，警卫告诉他那里的水情险恶，他就没有游。在武汉，王任重带领几十个人先试游，找暗流，探漩涡。当毛泽东游泳时，若干训练有素的警卫按照规定的位置，把毛泽东围起来，使他万无一失。旁边还有三条船，以便他略感不适或有任何不测时，可以随时上船。

毛泽东连游了三天。风大，浪也高，但是毛泽东怡然自得，写了首词，称自己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最后那天下着小雨，长江两岸组织了几万人从远处观看毛泽东游泳，“毛泽东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不断。

在北京，6月4日，政治局进一步决定更多的项目下马。毛泽东在这天下午回到北京，他的“回銮”并未影响同事们的决心。12日，刘少奇把他安排写的“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送给毛泽东看。社论批评说：“一切工作，不分轻重缓急，也不问客观条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齐头并进，企图在一个早晨即把一切事情办好”，“贪多图快而造成浪费”。社论还说：急躁情绪“首先存在在上面”，“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毛泽东后来说，社论“尖锐地针对我”。他在稿上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就退给了刘少奇。尽管毛泽东明显恼怒，社论照样20日登出。

这时的毛泽东心里很不踏实，甚至比跟斯大林较劲时还不踏实。毛泽东了解斯大林，但赫鲁晓夫是个未知数。赫鲁晓夫摒弃了斯大林主义，天晓得这个莽汉下一步会干什么。特别是赫鲁晓夫刚把匈牙利的斯大林信徒拉科西弄下了台。金日成的同事们，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所鼓舞，也差点儿把看去地位牢不可破的“伟大领袖”在8月党的全会上选下台。

毛泽东本人面临他掌权以来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八大”。大会即将在9月召开，改期是不可能的，赫鲁晓夫时期的新精神是按章程办事，大会宣传也已作出。毛泽东担心他要是跟政治局闹翻了，逼急了他们也许会在党代会上对他来这么一手，比方说给他一个有职无权的职位，或者是把他的政纲的灾难性后果在大会上公开，这样一来把他选掉也未可知。共产党的党代会当然部是精心操纵的，但问题是谁来操纵，毛泽东平时都是靠政治局，现在政治局跟他处在“交战”状态。莫斯科派来参加“八大”的代表又是米高扬，正是此人在几个星期前具体策划把拉科西拉下马。

为了使“八大”不会危及自己，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提醒同事们不要想入非非。9月10日，“八大”开幕前的一次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彷佛推心置腹似的说：“有些话我过去也没有讲过，我想在今天跟你们谈一谈。”接着他长篇大论地讲起从前他受到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20次。”毛泽东承认：“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毛泽东还说：“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如此等等。毛泽东的坦诚并非心血来潮作检讨，他是在强调：再犯错误，造成再大的灾难，我毛泽东也垮不了，谁也奈何不了我。

毛泽东的主要步骤还是表现得通情达理，愿意让步。他同意在党章中不提“毛泽东思想”。当然，他用别的办法来补偿。党章报告中把他称为英明领袖，“从来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反个人崇拜的潮流被他导向对他有利的方向，“朱总司令万岁！”这类口号一律不准喊了，毛泽东其他领导人的肖像一律去掉，只留他一个人的肖像。毛泽东对外国人说起时，好像他是不得已而为之：“过去我们游行中拿着马、恩、列，斯的像，拿着几个中国人——毛、刘、周、朱的像和兄弟党领袖的像。现在我们采取了‘打倒一切’的办法：谁的像都不拿……但是有五个死人——马、恩、列、斯、孙的像，和一个活人——毛的像还挂着。挂就挂吧。”

毛泽东在别的方面也给人印象他在妥协。“八大”推崇法制，刘少奇的政治报告说要“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毛泽东统治的法宝“搞运动”被批评为：“助长人们轻视一切法制的心理”。不过，“八大”一完，法制也就完了。

毛泽东最大的让步是同意他的以军工为核心的工业化走得慢一点。在政治报告上，毛泽东删去他喜欢的口号：“又多、又快”；允许把他“十五年”内实现工业化的提法改成“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忍耐了对他的批评，如暗示他犯了“‘左’倾的错误”，“冒险主义的错误”，“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的负担过重”，“造成浪费”。
由于毛泽东的退让，军工项目减少，1956年人民吃粮水准是毛泽东27年统治下最高的：410斤。1957年，经毛泽东点头，军工投资继续下降21%。

毛泽东的忍耐，出于对赫鲁晓夫的忌惮，但这种忌惮也获得优异成果。对毛泽东来说，他最大的喜事，是拿到了朝思暮想的原子弹技术。

不过，时间仅仅过了一年，毛泽东又卷土重来，更进一步悲剧产生了：大跃进“放卫星”在中国大陆的谎言虚假盛况空前——连“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都放出亩产10万斤稻谷“科学论证”卫星。再接着，就是史无前例的惨绝人寰的人祸——5千万人活活饿死。有资料统计，毛泽东执政期间，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近一亿人！据大陆官方资料说，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到达了崩溃的边缘”。

毛泽东统治中国大陆时，曾在在莫斯科的共产党峰会上说，“我们不应当害怕战争。我们不应当害怕原子弹和导弹。无论什么样的战争爆发，常规战或核大战，我们将赢得胜利。对于中国，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可能损失三亿人。那又怎么啦？战争就是战争。不消几年，我们将比过去生产更多的婴儿。”全场听众无不震惊，唯有宋庆龄笑出声，全场一片死静。无人料到毛泽东会说出此疯狂的狂言。波共总书记Gomuka对毛泽东的发言极为反感，捷共总书记Novotny说“毛泽东说他准备牺牲三亿中国人，那我们呢？我们捷克一共只有1200万人，我们将在核战后死得一个不剩，将不会有任何活人，留下来传种接代。”

由此可见，毛泽东最开心的事，就是看如何死更多的人。他最大的喜事，是拿到了朝思暮想的原子弹技术。拿到原子弹技术，是为了保权；保住了权，就可以为所欲为。不过，尽管毛泽东死去了30多年，但“毛泽东思想”的幽灵在中国大陆仍然飘荡着，比如解放军某少将就放言：准备让西安以东的中国大陆化为焦土，和美国大打核战。其“豪气干云”直逼毛泽东。他从考虑，西安以东的10多亿人民愿不愿意为这样的狂人殉葬。他也不考虑，当中国大陆官方将美国当做“潜在敌人”时，究竟是谁用世界上第一个原子弹将中国和中国人民从日本的侵略中拯救来；更不考虑美国为什么会对中国大陆动用原子弹（史料可查的是，当前苏联准备对中国大陆实施核打击时，恰恰是美国出面再一次拯救了中国）。当然，这样的狂人，也绝不会考虑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为什么都没有原子弹但美国从来不侵略他们，尽管他们更多的时候和美国在经济利益上冲突更激烈。

毛泽东要原子弹是为了保权，在他有生之年目的达到了，他可以为所欲为。但毛泽东的后来人向效法毛泽东只能螳臂当车。君不见，世界上第二个拥有核武器的苏联，居然在一夕之间轰然垮塌，可见原子弹最终也是保不了权的。以权为本者，总会被推翻——即使侥幸善终，也逃不了历史的清算；而以人为本的掌权者，将长久地为人民尊敬和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