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共党媒高调报导了水稻专家袁隆平栽培的水稻达到了亩产900公斤的记录。据说,袁隆平之所以如此潜心提高水稻产量,就是因为看到了几十年前几千万人由于“缺粮”被饿死的惨剧。而这场饿死至少四千万人的惨剧恰恰是此前经济“大跃进”的后果。
1957年“反右”结束后,毛和中共即在1958年初提出了“全面大跃进”的战略决策,以推动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在毛和中共看来,只要利用中国人多的优势,调动人们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中国的经济就一定会有飞跃的发展。
由于在“反右”运动中,许多敢言的经济学家和知识份子被打倒,因此对于毛和中共发动的这场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运动,反对之声几乎不见踪影。听假话、说假话、做假事,逃避事实、歪曲事实成为世风。更为可悲的是,在这场自欺欺人的运动中,一些科学家也政治当先,发表了若干不切实际的言论,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有着中国“飞弹之父”之称的钱学森。
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钱学森在火箭、卫星等领域为中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政治上的幼稚让他在“大跃进”期间也丧失了起码的科学精神。
1958年,钱学森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粮食亩产会有多少?》的文章,用植物光合作用的原理,解释了亩产百万斤的可能性。文章表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假设植物光合作用30%的效率可以达到,并假设植物中的1/5能转换为可吃的粮食,也就是说,只要必需的水利、肥料、劳力等等条件能满足,那么粮食产量的不断提高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可达到“2000斤的20多倍”。
上述观点不过是并非农学家的钱学森的一种推论,其实在农业和生物学上的事情,远没有工业生产过程和弹道导弹计算那样来的精准。而问题就出在那个光合转化效率的30%上:以目前的生产力水准,高产农田植物的光合转化效率也不过0.5%,50年代,也不过0.3%,钱学森有何科学依据就把0.3%提高到了30%呢?
1959年,钱学森又在《农业中的力学》一文中,使亩产潜力精确为5.85万斤,从而为“大跃进”和粮食产量“放卫星”作了科学上的背书,并使千千万万中国人相信“大跃进”是科学的。虽然一些农学家秉承着良知撰文反对“亩产万斤”的说法,但由于钱学森在科学界的重要地位,其观点广为传播,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至少有意无意为毛和中共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据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在《反思大跃进》一文中记载,毛的秘书田家英问毛:“你也不是没当过农民,你应当知道亩产万斤是不可能的”。毛说:“这是我看了大科学家钱学森的文章,才相信的。”而中共另一位高层领导陶铸的《驳“粮食增产有限论”》一文也引用了钱学森的文章。
而那些心中充满疑惑的知识份子,却因为害怕被打成右派,争先恐后地加入到深翻土地和放人造卫星的群众运动中去了。这场“大跃进”闹剧最终以饿死至少四千万农民而落幕,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毛在世时,中共一直将灾难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可是,那三年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灾害。诚如后来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所言:“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像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
诚然,毛和中共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身为科学家的钱学森显而易见也难辞其咎。这样以政治为优先考虑的钱学森,我们在“东方红”上卫星、在89学生运动中,都一再看到。好在在其晚年,他终于保有了知识份子的良知和骨气,拒绝了江泽民的直接诱惑和压力,拒绝在法轮功问题上表态,而是选择了沉默。也许,此时的他,终于醒悟:不要再成为中共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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