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三座大山非几代人不能搬动

本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仿佛让手握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看到了希望，而在全球性的危机高峰期，欧亚峰会在中国的召开，更似乎造就了“中国盟主”的假象。先拯救，再主宰，是很多人关于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之王的美好设想。

但是，大国的兴亡，绝不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样的简单轮回。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仅无法成为救世主，而且在近期更是面临深刻的危机。

中国更需要自救。

这绝非危言耸听。

中国经济的三座大山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面临着三座大山，此三座大山高耸入云，恐非几代愚公不能搬动。

第一座大山，内需与外需失调。

中国经济的外需依存度达到了70%，是全球经济大国中，对外经济依存度最大的国家。中国一直沾沾自喜的所谓“全球第二大债权国”，正反映了其外向型经济的特质。本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海外订单将急剧减少，对经济造成重创。在浙江，广东等众多靠出口拉动经济的地区，成千上万的企业倒闭。

受消费水平所限，内需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改变。加上外需急剧萎缩，未来中国经济将面临巨大考验。

第二座大山，产业结构的不平衡。

本次中国的长期通涨，表面上看是热钱过多，实际上则是因为产业结构不合理所致。大量的钱涌入地产等暴利行业，真正需要钱的行业，则资金紧张。造成实体的普遍萎缩。

另一方面，大多数烂透的官办企业占据了很好的行业不让民间资本进入，不仅如此，近几年来中国的国企还有愈来愈强的垄断之势，在印度诞生米塔尔钢铁等世界性巨头的时候，中国的钢铁行业，却靠行政命令，制造一些全运会冠军。效率低下的中石油和中石化，因其垄断贸易权，使上千家效益良好的民营石油企业无法生存。

垄断企业的膨胀与民营企业的萎缩，将伤害中国未来的经济根基。

第三座大山，社会分配结构的不合理以及由此产生的畸形消费。

在北京，一边是豪华的别墅，里面住着山西煤老板，一边是古老的四合院，住着城市贫民。这两种极端消费，其实表明了中国社会贫富分化严重。极端富有者，追求畸形的高消费，而庞大的低收入者，则是一种大面积的低端消费。

最能说明中国消费结构畸形的是，穷如中国者，竟然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大国，在奥运盛事经典的财富盛宴背后是捉襟见肘的公共事业支出，而地方财政对房地产业的严重依赖又将贫困阶层的安居梦想击得粉碎。

并且，近些年虽然国家GDP保持了高速增长，但是工薪阶层的税负也居高不下，加上节节攀升的CPI指数，国富民穷已是当下的现实。对于刚刚幻想可以分享国企财富盛宴的中产者又在新一轮股市暴跌中成为国企圈钱的牺牲品，如果中国不能消除过大的贫富差距，实现国民收入的增长，将陷入长期动荡之中。

危机：从高原迫降

中国不可能永远高速增长。

我们非但没有救世的能力，更需要先自救。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一直只是半开放，即经济领域的开放与政治领域的封闭，后起的越南，已经走在我们前面，大国崛起，永远不只是器物文明，社会体制的改革，主流价值的普世，才是未来强盛之道。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保持大约平均10%的年增长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制度红利，是国家从垄断走向市场开放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的必然。而这种飞跃，只有在国家的重大变革的转型期才出现。

日本从明治维新到20世纪初近30年，从60年代到80年代的二十余年，两次的飞跃其实也是一种制度红利。前一次是明治维新，后一次是在美国主导下扫除封建残余的二次现代化。德国的两次飞跃，从本质上说，亦是拜制度红利所赐。

从近现代以来大国崛起的轨迹来说，一个国家的飞跃期，不可能无限长久。

美国从内战结束后的1880年代到20世纪初期的崛起，以及二战后到60年代的所谓黄金时代，两次持续繁荣期，均不过二三十年。而英法等国只出现过一次，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大约是30年左右。同样，中国的高速发展，也不可能永远持续。

对比这几个国家和地区的观察，我们要问，中国的增长期还会持续多久？今年中国GDP首次跌破10%，或可为未来的先兆。

全球最著名的未来研究机构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曾经提出一个关于增长的疑问，从人口、农业生产、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环境污染几个方面阐述了人类发展过程中，尤其是产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模式给地球和人类自身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它向人类发出严重警告：世界正步入短缺时代；有限的资源正消耗殆尽；环境污染正趋于严重；人口增长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已开始威胁人类的文明与生存。可行的办法是停止人口和工业投资增长，以达到“零增长”的全球性均衡。

而事实上，国家的增长，正如一个行业的增长，是有周期的，从高速发展的飞跃期，到平稳发展的稳定期，乃至接近“零增长”的长期徘徊期，直到发生大的社会变革，开始另外一个高速发展期。

就目前而言，中国正在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高速期向往平稳期过渡，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发展速度，不可以永远持续，而一旦中国步入平原期，要在强国的竞争中胜出，将会变得更为遥远。

大国争雄的制约

从全球历史来说，大国的崛起，均有其独特的时势。

西班牙，荷兰的崛起，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文艺复兴之后，世界走上近代化的开始，发现新大陆之后，海外贸易与海外殖民成为新的发展模式，荷兰与西班牙刚好处于当时的航海中心地带，故此富强。

而后起的英国，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国家，其崛起的本质，既在于引领工业革命的先声，又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国家，在当时世界上处于先发优势。其后崛起的法、德、美以及更后起的日、俄，均崛起于世界的前列，当时完成国内革命和初步工业化启蒙的国家，放眼全球，不过十余国，而整个世界，尚处于旧时代蒙昧的尾声。甚至日本因为在亚洲早崛起几十年，就可以打败庞大的中国。

但是，当今日中国崛起之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持续至今，全球民族国家，均已经启动现代化历程，中国并无先发优势。

此外，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的崛起必然受到既有大国制约。特别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崛起，某种意义上具有依附性。二战后两国均由美国占领和完成现代化改造，美国逐步将其培养成卫星国，他们共同的特性是：高素质的国民及由此造就的丰富人力资源、贫乏的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可以纳入美国的体系，而不太可能成为独立的不可控的经济体。与美国经济的巨大互补性，是日本、德国迅速崛的重要原因，台湾、韩国某种意义上也是走的这条路。

但是中国与美国非常类似，都是资源消耗大国，拥有广阔的国内市场，丰富的人力资源。日韩的崛起得宜于与美国的互补，而中国注定是美国天然的对手。目前，占世界GDP总量的5.5%左右。但是却消耗了世界能源消耗的15%左右。仅次于美国。钢材消费大约占世界钢材消耗的30%。水泥消耗超过世界水泥消耗量的50%以上。

中国GDP却只有美国的大约四分之一不到，资源消耗却仅次于美国，中国消耗的资源，比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加起来的总和还大。如果中国要达到美国同等发达程度，纵使集全世界的资源亦不可得。如果全国每个人都如美国一样，能够一家一辆车，则全世界的钢材将会不够用。

在美国已经拥有先发优势的情况下，中国在未来很长的时期内，都无法取代美国。同时，中国的崛起，也意味着与美国等大国争夺世界资源和市场。

金砖四国的竞争均势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之中，关于新兴国家兴起，并逐步取代传统强国的假设，已经普遍流行。在未来20年，金砖四国取代西方七国集团，已经不是神话。

更值得注意的是，未来的新兴国家的崛起，不仅面临着与美国等传统强国的竞争，也面临着新兴国家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在中国，俄罗斯，印度之间，未来三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相互之间的制衡。

除中国之外，俄罗斯也被普遍称为“下一个美国”，近年来俄罗斯，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年平均增长超过6%。俄罗斯希望能够重振超级大国雄风。

俄罗斯国土面积雄踞世界第一，其资源储量占世界资源总量的21%，亦居第一。特别是石油资源丰富，在经过休克疗法之后，扫清了体制障碍，初步建立了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构筑的立法、执法和司法体制，不仅为俄经济持续发展奠定了综合性基础，也使俄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消除了体制障碍。我们可以看到，普京吸取了叶利钦时代的深刻教训，将民主自由价值观和俄传统的国家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等价值观嫁接，实行强总统、小政府和弱议会的强人治国模式，基本符合俄罗斯的国情民意。

印度，则一直宣称要成为未来的亚洲世纪的主角。由世界第二大人口所支持的庞大内需动力，庞大的年轻而接受教育的人力资源，以及印度在法律系统、金融体系的建设和教育上，都要优于中国。只是由于基础设施的落后，印度发展速度才落后于中国十余年，而最近十几年，印度增长势头强劲，而且表现出了持续繁荣的迹象，龙象之争广受关注，即表现了印度与中国到底谁能更胜一筹的长久悬念。

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反容易出现均势竞争的格局。在资源与市场领域竞争的日益激烈，将使各种崛起力量分化。新兴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将成为未来经济中重要的一级，但是无法产生一个独立的、成为全球经济中心的大国。

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反容易出现均势竞争的格局。新兴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将成为未来经济中重要的一级，但是无法产生一个独立的、成为全球经济中心的大国。

中国：田野上的希望

百年历史的屈辱，让中国普遍有一种重归世界中心的民众心理，在这种亢奋的民族情绪引导下中国如果不能谨慎地面对这场危机，则不可避免地步入深渊。

事实上，从国企的拼装整合到整体上市，无不向外界透露参与世界竞争，迈步世界舞台的信息，可成效如何，这些拼装的国企正规军只能仰仗政治力量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参与竞争，更可悲的是，他们无视商业准则将国内财富的原罪也视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拉美最大的中资企业“首钢秘铁”由于漠视劳工权利，引起了秘鲁员工大规模游行示威，不仅经济上损失严重，而且声名狼藉。在非洲，中交集团的工程备受当地媒体抨击；中投的海外投资也接二连三地传出巨亏的噩耗。

从我们改革开放的路径来看，中国今天的取得的成就只能说是在曾经地走投无路下被逼迫下所作出一些制度性改良的副产品。大多数时候中国政府的政策方向都是在错误中寻找光明，每一次的制度变革都是自下而上地产生然后被上层建筑所吸收合法化，真正推动商业进步的是民间力量，我们的制度体系内部严重缺乏促进这种社会变革的自主力量。

虽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制度成本，但是，即使到了今天，我们很多行业的大门仍然是紧闭的。相反，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奥运开幕式的豪华盛典而忽视了体系内的缺陷，在民族情绪的驱使下，我们未来的希望是值得担忧的。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其生生不息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内的制度吸引力，一个国家好的制度就在于不仅可以吸引本国人乐业创业，更可以吸引外国人安居定居。虽然华尔街有大量失业，但是世界各地的精英仍然对美国趋之若鹜，一个国家的吸引力不是口号喊出来的，这种内生的吸引力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竞争力。

自世界步于近代和现代以来，曾经诞生的世界性霸主有西班牙、英国、美国。而此前两大霸主，都已经日落西山。而美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在近代可以崛起成为世界盟主，这与其富有吸引力的创新制度设计密不可分，而昔日的盟主大都因为制度的官僚化而沦落为二流国家。虽然此次金融危机对美国的经济造成了巨大打击，但是其内部的制度创新能力并没有受到损失，相反让更多的美国人认识到自己制度的缺陷然后进行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我们不能抓住机遇进行深刻的制度变革与创新，不仅无法取代美国，并且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有越拉越大的危险。

当然，此次金融危机对于中国也是一次绝无仅有的机遇，因为这种迫使中国调整政策方向、转换增长模式的压力不是一件坏事，只有在压力面前，才有可能让体系内保守的利益集团作出相当的让步，从而让政府到民间形成了一个合力，共同解决面临的问题。

值得称道的是，在这次危机面前，中国政府将将促进国内经济发展的视线投向了广阔的农村，这样的决策更可以说是一次深刻的制度变革；因为伴随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农民已经初步完成了自我意识的启蒙，而城乡二元格局的制度落差，更可以让广大农民从自我利益的基础上思考和参与制度的改良过程，而这种基于农村的变革与中国最大多数的人的利益建立了联系，其力量的迸发比前两次土改更加富有生气。

我们期待中国，我们也期待在农村的希望田野上诞生的制度变革。

而这，才真正是中国的未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