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八九年的四月下旬开始,当地的电视台就经常播放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情况。留学生之间的谈话都离不开天安门广场。六月初的一天下午,我和静秋从中国城买菜回来,刚进房间,菜还没放下就接到一位同学打来的电话。我的同学对我说:“快打开电视!”我赶紧打开了电视机,电视机里正在播放一位记者从天安门广场发回来的新闻,画面上看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在奔跑,画面的背景的不断有枪声传出。我们都惊呆了,不敢相信那是真的。
第二天,我们被通知到中国城的广场集合。因为在中国城附近的停车位很少,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停好车。等我们到达广场的时候,那里已经有很多人集结在那里。这时候有一名留学生站到了一个花坛上,向大家报告天安门广场的开枪事件,因为当时报告说有很多学生在天安门广场被打死了,一时间大家情绪激动,很多人都痛哭流涕。
在此之后,有人提议要到渥太华大使馆去游行。当时有一位老华侨人把自己的信用卡给了一位负责游行的留学生,让我们去租车,然后到渥太华大使馆去游行。这位负责人找了几位会开车的留学生到Hertz 车行去租车。我是其中的一个司机,开了一辆Ford Wagons,里面坐了八个人。我们租了六辆车,每个车都塞得满满的人。一同去渥太华大使馆去游行的还有很多留学生自己开着车去的,我们浩浩荡荡的一个大车队,开往渥太华大使馆。路上有的留学生的车子抛锚了,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留学生买的都是旧车,很容易出问题。开在我前面的两辆车,可能是过于兴奋,开得飞快,我在后面远远的跟随。进入渥太华地区不远,我看到一辆警车从高速公路的侧面冲了上来,尾随着前面的两辆车,我随后立即减速。后来得知开在我前面的车吃了超速罚单。
我们驱车两个多小时到了达渥太华大使馆,在那里举行了示威抗议活动。在那其间,我们看到一个人,从窗口扔下一张纸。有人拣过来给大家念了一下,内容大概就是支持学生的。在整个六月份里,我们参加了很多次有关声援六四学生的活动,包括一些筹款和义卖的活动。
很多当时的民运活跃分子都来到M市做过讲演。记得有一次胡平来作民运活动的讲演,在提问题的时候,与坐在下面的王炳章夫人发生了口角,这件事令大家大跌眼镜。后来有人提议要成立全加学联,在选举全加学联主席的时候,各校争执不休。在一项选举投票的时候,有一位学生负责人俏俏地问他们学校的另一位负责人:“你看我们选哪边?”这位负责人回答:“你看哪边举手的人多,就选那一边。”我听了之后真的不敢相信,那些口口声声高喊着:“为中国实现民主化而努力”的博士生、硕士生们灵魂深处的民主意识真是令人不敢恭维。看到那些所谓的民运人士争权夺利,不择手段,我没有再参加任何他们的活动,我只想为大家做一些文化、娱乐方面的事情。
在我们附近有三所大学,中国留学生有4、5百人。在那一段时间里,留学生的集体活动很多,而且留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也很多,留学生们也空前的团结。那个时候,每个月我们都组织舞会。舞场是在中国城的一个大楼的地下室举行,音响设备都是租来的,35 元一个晚上,大家每次都玩得很开心。
在八十年代,住在加拿大东部很少能看到中国电影,我们每个月都跟中国大使馆要一些中国电影片,在学校的大会议厅内放映。大使馆寄来的电影片是16mm 的胶片,一个电影通常都有七、八盘胶片。我们从学校租来两台放映机,在一台放映机放映电影的时候,我就把下一盘的电影胶片在另一台的放映机上准备好,在这样我们可以尽量缩短换片中间的时间。每一次放电影的时候,就像中国人的一个节日一样,很多留学生带着家属和孩子一起来看,非常热闹。
在六四以后,加拿大政府推出一个移民计划,容许当时在加拿大的所有中国留学生移民。当时我作为留学生联谊会的负责人之一,与加拿大移民局的官员一起开过几次会议。当时一位移民局的官员说:“你们这些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就象蛋糕上的奶油,我们没有理由不接收你们。”当时中国政府指责加拿大政府是“掠夺人才”。
其实,移民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心情还是挺复杂的。我把从移民局领回来的申请表格发给了我们学校的留学生们,我自己也留了两份。我在迟疑了一个多月以后也填了那张申请表格,并且得到了移民局的批准。
一九九零年的春节前夕,我们举办了一个空前盛大的春节晚会。晚会的筹备工作是由C大学的H和我负责采购水果、饮料和餐具等等,M大学的C负责从中国城华人餐馆预定了960人的份饭,静秋负责整个晚会的财务预算。这次晚会有三个大学的留学生及其家属将近1000人参加,晚会的地址是在C大学顶楼的大厅。晚会有文艺节目,吊瓶,盲人摸象,气功表演,唱歌和舞会,整个晚会开的就象回到了国内一样,大家非常高兴,一直到晚到深夜,久久不愿离去。
为了使尽可能多的留学生和家属都能参加春节晚会,我们把晚会们票的价格定在3.5 元,我们又向中国大使馆申请了1500元的春节联欢活动经费,用来支付场地租金和警察保安等开销。由于六四以后,留学生的联谊会和大使馆的关系比较微妙,这次晚会没有邀请大使馆的人员参加。那次晚会是当地曾经举行过的晚会中最大的,也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留学生的联校集体活动。随着大部分的留学生完成了移民,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少了,留学生的集体也就越来越淡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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