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毛泽东“父亲”的李广田为何惨死莲花池

1958年1月，时任云南大学校长的李广田受到“大好形势”的触动，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写下了一首《他在各处行走》的颂诗。这首诗把政治偶像称作“父亲”，这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真是震古铄今，前所未有。1977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太阳颂》中把这首诗收入其内，使它在浩如烟海的“红太阳颂”中占据了独特而醒目的位置。

他，

我们的领路人，迈着巨大的步伐，

在祖国的大路上前进。

他的脚步震动着整个祖国的土地，

他的脚步震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他走到大城市，

他走到小乡村，

他去看桥梁建筑，

他去看钢铁飞奔，

他到车间去看工人，

他到小巷里去看居民，

他到厨房里去看卫生工作，

他到农场去看农具革新，

他用他的大手紧握住双轮铧犁，

“我能行吗?”他的态度是那么谦逊，

他把犁铧插进冬天的土地，

他耕得那么深，又那么稳;

是啊，多少年来，他和他所领导的党，

就是我们祖国的开垦人和播种人。

走啊，走啊，他在各处行走，

他在各种道路上前进。

他走到哪里，

哪里就鼓起冲天干劲，

他走到哪里，

哪里的沙粒就变成黄金。

他沿着各种思想的道路

走进了我们的灵魂，

他把阳光引到我们心里，

他用双手打开我们思想的大门，

他使我们心里温暖，聪明，

他使我们认得清，看得准。

走啊，走啊，他的脚步带动着我们的脚步，

他的脚步带动着祖国的脚步，

沿着社会主义的大路

飞跃前进。

就是他，

这个巨人，

这个用坚定的大步走在祖国大地上的人，

这个用轻柔有脚步走在我们心上的人，

我们，我们六万万人民，

我们是多么尊敬他，多么爱他呀，

他比我们自己的父亲还更亲，

他是我们六亿人民的父亲。

李广田是著名的散文家，他的散文朴实、淳厚，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花潮》、《山色》等优秀作品脍炙人口，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冯至先生曾说：“广田的散文在乡土文学中是独树一帜的”，这是很高的评价。李广田也是一位诗人，早在1936年，他就与卞之琳﹑何其芳合写的诗集《汉园集》出版了，因之他们以“汉园三诗人”而著称。然而，在评论家的眼里其诗要比其文逊色得多，当然，他也写过像《地之子》、《向往的心》这样的好诗。就这首颂诗而言，我们实在不敢恭维，除了绵长不尽、标新立异的颂赞之外，再也没有让人值得注意的地方。

有人说：诗歌是抒情的。那么这首诗有真情实感吗?诗中写了那样多“他的脚步”，从大城市到小乡村，从工地到车间，从小巷到农场……写了他带来的巨变，所到之处人们就“鼓起冲天干劲”，这里就“沙粒变成黄金”;还写到他是一个思想的征服者，走进了“我们的灵魂”，“打开我们思想的大门”，使“我们温暖、聪明”。这些铺垫都为了一个目的，就是这位“带动着祖国的脚步”的领路人，“他比我们自己的父亲还更亲，他是我们六亿人民的父亲。”在这里，我们根本体味不到诗人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倒觉得诗人扳着脸孔，像是为迎合政治需要而为街头巷尾制作张贴的标语。曾经的诗人，其情感世界并非如此，譬如他写了作为大地之子的他对于土地的深厚感情：“我爱着这地面上的沙壤，湿软软的，/我的襁褓;/更爱着绿绒绒的田禾，野草，保姆的怀抱。”(《地之子》)“我的故乡是一片平芜，/那金色的沙原是我的保姆。/我曾经在她怀里做过童年的美梦，/我曾经在她背上踏过青春的初步。”(《父母与沙原》)这些诗句不但写出了大地的质地、色彩，而且写出了大地的形象——“保姆”。诗人内心涌动的感情就像烈火一样不可抑制，那华美的辞章便在浓密的情感流动中喷泻而出。读着它，这种感受显得是那样的强烈，散发着鼓舞人心的力量。是啊，这土地很美，就像哺育“我”的保姆，可让人心碎的是她正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呻吟着，作为地之子的“我”岂能容忍凶残敌人的肆意践踏?

有人说：诗言志。据说当年赫鲁晓夫称斯大林为“父亲”，于是苏联各族人民都跟着他喊“父亲”，喊得响遏行云，喊得惊天动地，慈祥、智慧、力量全都汇集于那位俄罗斯历史上最显赫的“父亲”身上。但是，在中国把偶像称“父亲”，似乎没有这样的文化传统。拥有绝对权力的最高统治者清明也罢，昏庸也罢，都希望人们称他为“朕”，他要与众不同，独享天子的殊荣;都希望人们喊他“万岁”，他想万寿无疆，永享驾驭天下的快乐。而“父亲”呢?太普通了，到处都是，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怎能屈膝与世俗合流，这不符合天子的雅兴，尽管他也要做人之父。即使到了红色革命风起云涌，以摧枯拉朽之势捣毁旧的，建起新政权时，虽然沿袭了“万岁”称呼，但谁也没想到要把“父亲”一词加在政治偶像的头上。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父亲”往往与“严”字紧密相联，严肃、严格、严厉、严整、严责……虽然他有力量、有智慧，但在人们的心中缺少母亲那宽厚的胸膛，慈悲的心肠。因此，“父亲”是千百年来被抽象了的、被定型了的形象，因而“父亲”一词断然不会进入中国人崇拜偶像的词典。作为文学家、教育家的李广田，似乎要突破固有的思维，洋为中用，把苏联人崇拜偶像的称呼移植到中国，重塑“父亲”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要在中国开拓出歌颂领袖的一片新天地来，以表达一位被时代改造过的知识分子对偶像的忠诚。这就是李广田的“志”。

李广田何以那样言志呢?我认为有两种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反右与知识分子的心态。毛泽东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让知识分子误以为思想活跃、自由表达的春天就要降临;毛泽东邀请一些民主人士座谈，为党的整风运动出谋划策，民主人士误认为真正参政议政的机会就要到了。然而，当一切装饰撕下之后，红太阳的“阳谋”让天下的知识分子都大开眼界，五百万知识分子中的55万人被无情地打倒。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锐说过：打成右派意味着打入另册，施加给人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令人赞叹的是领袖高超的人治智慧可以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位帝王，他英明地给右派分子指出了道路：“右派有二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怎样“改邪归正”呢?就是紧跟形势，摒弃自我，用实际行动接受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思想，使自己脱胎换骨，成为一个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兵相结合道路的“新生者”。于是，一大批右派争先恐后地作检讨，如费孝通写《向人民伏罪》，黄琪翔写《请求人民的宽恕》，储安平写《向人民投降》等，都是在重新做人的动力下无情地、深刻地揭露自己的罪行。延安时期，杀了喜欢发牢骚、提意见的王实味，是杀一儆百，而反右却是杀十儆百，力度之大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由此造成的震慑力可以用雷霆万钧来形容。今天，我们在读当年的颂词时，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一大批知识分子虽然把人类最美好的词语拿来相互组合，但内心所具有的那份忧郁还是从干瘪的情感中流露出来。郭沫若于1958年1月写毛泽东在飞机上办公，“难怪天空是加倍的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李季于1958年写道：“世上有多少崇高的情感，/慈母的爱要比一切都更深沉。/可是，我们却感受过另一种爱，/它比母亲更要胜过十分。”(《难忘的春天》)等等，他们唯恐歌颂得程度不够，唯恐歌颂得不够新鲜，都在挖空心思地表忠心，使得“红太阳颂”像滚雪球一般不断壮大起来。这是他们在惊魂未定时所做出的选择。李广田写《他在各处行走》，是否也具有这样的心理呢?

另一种情况是部分知识分子对形势的判断。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李广田被调往云南大学当副任校长。1956年他被选为“八大”候补代表，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957年担任云南大学校长，虽然在这一年发生了中国文化史上最耻辱的一幕，但李广田并没有受到冲击，相反，他步入自己人生最辉煌的时期。接下来是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回应赫鲁晓夫“苏联要15年赶超美国”的说法，指出：中国在15年内赶超英国。他很快得到知音，刘少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发言，支持毛泽东的超英提法。这一目的怎样达到呢?毛泽东期望通过“大跃进”等群众运动的方式，使中国在指标性工农业品在产量上赶超英美发达国家。在“三面红旗”的精神指导下，中国大陆出现了众多的粮食亩产“卫星”。全国在“以钢为纲”的口号之下又开始了大炼钢铁运动。在受到大跃进浮夸统计数字的鼓舞下，毛本人在1958年则又提出了较为著名的提法“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赶美”，也有其他中共官员说过“十五年赶超美国”等提法。“为有英雄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一时许多中国人头脑发热，觉得在英明领袖的领导下中国寻找到了彻底改变落后面貌的途径，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指日可待。实现强国富民之路，傲立于世界，这可是一百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事业。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到处都弥漫着喜气洋洋的气氛，到处呈现着莺歌燕舞的景象。而各种官方控制的媒体把自己的宣传功能发挥到最大化，整天喋喋不休地渲染“大跃进”的成果。还有各地的报告会、交流会、表彰会等，一个接着一个，都在鼓噪着相同的主题。虚假的现象漫延开来，构成人类有文明史以来空前的说谎奇观，中国进入到一个令人迷惑的魔阵。幻想一飞冲天的毛泽东也操起心来：生产这样多的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各类文人纷纷也被这个火热的时代所鼓舞，抵制不住内心的激情，用他们最擅长的笔讴歌起救世主的伟大来。称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的“父亲”的李广田是不是也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写《他在各处行走》的?

李广田称毛泽东是“父亲”，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就在写完“父亲”的颂歌后不久，他带领云南大学的学生参加了大炼钢铁与农村生产劳动。在这个过程中，他深切地感受到“大跃进”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譬如农民的生活下降问题，农村干部殴打群众的问题，生产下降，物品匮乏的问题，等等，于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涌向心头，他大胆地提出了许多异议。据说他还编了个顺口溜：“四季如春无青菜，一年到头有苍蝇”，是说昆明四季如春，却让人吃不上青菜;倒是一年到头苍蝇多的出奇，可见这里的卫生状况极差。此外工农兵进驻云南大学，李广田也提出了疑问：难道这样把大学办下去，不就成了小学?这个时候，有人就开始整理他的材料，随之噩运从天而降，在中国流年不利的1959年他被打成右派，由云南大学校长降为副校长。前面我们说了，右派就得接受改造。毛泽东可谓是一个改造社会的巨人，他懂得知识分子的思想最活跃、最复杂，也最难以驾驭，于是就把改造知识分子世界观视为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他指出：“如果在今后的几个五年计划内，在我们的知识分子中间能够有比较多的人接受马克思主义，能够有比较多的人通过工作和学习的实践，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生产的实践、科学的实践，懂得比较多的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怎样改造知识分子呢?他认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理想。”也就是说通过向工人、农民学习，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达到世界观的改造。对于李广田而言，在云南大学几年的右派生涯中，努力在改造着自己，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值得庆幸的是1962年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问题终于得到甄别平反，这让他头皮轻快了许多，以为这下可以好好工作，能够挺着胸膛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了。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他与文学作品《阿诗玛》的事。五十年代初期在云南的公刘、黄铁、刘知勇等人开始研究整理阿诗玛的民间传说故事，但后来他们都变成了右派，被迫中断这项工作。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李广田接受了继续整理《阿诗玛》的工作，于是他在公刘等人的基础上，深入许多彝村，听取撒尼人讲述的许多关于阿诗玛的故事，最后整理完成了彝族撒尼族的民间长篇叙事诗《阿诗玛》。然而令人沮丧的是就在作品即将出版的时候李广田也被打成右派。尽管如此，这部长诗还是在1960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脱掉右派帽子后，继续整理修订这部长诗，并在他的参与指导下由刘琼拍成同名的音乐电影，受到广大人民的高度赞扬，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电影的经典之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首先砸烂“资产阶级的黑店‘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之后江青指示要打倒云南的“三家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李广田为什么那样爱写作?《阿诗玛》成了李广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李广田被监禁起来，遭受严刑拷问：《阿诗玛》中阿黑和阿支应属于两个不同的阶级，既然如此，斗争就是残酷无情的，你死我活的，但为什么要安排他们赛歌呢?这不是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吗?本来阿诗玛和阿黑在传说中是兄妹关系，可为什么要把他们修改为男女的情爱关系呢，这不是在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吗?还有，阿黑射了一箭，高山就崩裂，岩石就让路，河水还要倒流，骏马还会衔着花去报信，这不是在胡说八道宣扬超人吗?中国没有超人，如果有的话，只有一个，那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当然斗争会不是艺术讨论会，纵使李广田有七八张嘴，也不能将心里的话向这些造反派说清楚。他被人扭着胳膊，拉上台去批斗;他的脖子上挂上沉重的大牌子，在阵阵口号声中被游街;他在成千上万人的注目下被罚跪，被拳打脚踢……一个知识分子的颜面被彻底扫荡，但更悲惨的还在后面。1958年11月2日，李广田突然死于昆明市郊外的莲花池内，据有关资料显示：头部被击伤，满脸是血，脖子上有绳索的痕迹，腹中无水……到第二天被人发现时，他居然在水中站立着，死而不倒!后来，有许多人对于李广田的死提出异议，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文革开始后中国的公检法全面瘫痪，没有谁去给李广田验尸，没有谁去调查他的死因并把它写成报告，他的尸体很快就被红卫兵的头头自作主张地火化了。在朱自清死后，与他交往甚密的李广田曾写过一篇文章：《哀念朱自清先生》，文中说道：“没饭吃会饿死，严刑峻法大不了也是个死，这是一群人，群就是力量：谁怕谁?”但让李广田没有想到的是这“群”，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他歌颂的“父亲”的指使下，到处整人、打人、杀人，与我们诅咒了多少年的日本强盗没有两样。怀有对乡土浓烈感情的他，在万般无奈中也只好向他写了无数诗文予以歌颂的土地告别：“‘再见，再见’，这一别将永无再见之一日。”(李广田《经验》)

李广田对偶像冠以“父亲”的歌颂，也就成了“红太阳颂”的绝唱，在以后的岁月里没有人再提起它。当然，红太阳本人也不会对这个称呼有丝毫的感情，因为它的发明权是令他生厌的赫鲁晓夫。有人讲，红太阳一度不准身边的工作人员剃光头，原因是他容易联想到喊斯大林为“父亲”的那个苏联秃鹰。但愿这是心怀恶意的人对领袖的诽谤。把对毛泽东的崇拜推向历史高峰的是林彪，称他为“颂圣”，可谓名符其实。他搜寻出一些好词组成一些颇有创造性的句子来歌颂毛泽东，如“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天才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句句是真理，一句话顶一万句”，等等，但也没有敢用李广田用过的“父亲”来歌颂毛泽东。他的政治嗅觉要比李广田灵敏得多。与此相比，一介书生李广田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颂词借用过来加在红太阳的头上，一来显得生硬，二来显得不够气魄。或许里面有份真诚，但与林彪的颂词相比是得不到别人认同的小儿科。

1980年林彪反党集团与江青反党集团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对这帮祸国殃民的罪人宣读公诉书的时候，怀着沉痛的心情说道：在教育界，仅教育部所属单位和十七个省市，受诬陷受迫害的教师，就有142000多人，著名的教授熊庆来，翦伯赞，何四境，黄收拢，顾敏臻，李广田、要余台、刘盼随等被迫害致死。谁都知道，在审判江青的时候她挥动着手臂，表示不服，至于她的心里想着什么，我们不必要去考查，但他的不服举动倒是很对的。是谁把偌大的天下搅得不得安宁?是谁将大批知识分子摧残得似人非人，似鬼非鬼?江青只不过是一枚棋子，真正的罪人还安静地享受着至尊的待遇，难道公正的法律就要回避这铁的事实?难道历史就要把他从罪恶的历史中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