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萧华和李德生的表现

（四）萧华

萧华是“解放军”高级将领中的年青俊彦，亦多才多艺，当年他创作的“长征组歌”就曾风靡全国，也是毛泽东、林彪十分倚重的军内高干。然而，有关萧华的研究不是很多，一来相关的资料较少，二来萧华一直以正面人物出现，以当前国内的政治形势，对萧华的论述大都停留在歌功颂德方面，鲜少触及萧华文革之前以及文革初期的主要活动，更不用说根据这些活动对萧华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了。邱会作的回忆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使我们可以根据这些重要的回忆资料，解析一下萧华在文革中的表现。

（1）萧华是倒罗的积极分子之一

萧华作为总政主任与罗瑞卿的关系身为密切，毛泽东部署倒罗战役之初，萧华亦是军内向毛告罗状的主要人物之一。1965年12月初杨成武、刘志坚、萧华、叶群一起到上海向毛汇报罗瑞卿的问题。上海会议和后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萧华都是非常积极的参与者，事后中央转发的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萧华也是主要作者之一。白纸黑字，见证历历。邱回忆说：“上海会议刚结束，肖华主持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全面部署批判罗瑞卿，调子要比上海会议高得多，要求各大单位不仅要“批罗”，还要揪出和批判“罗瑞卿线上的人”。罗瑞卿问题在军内公开并且升级了。肖华军在军委秘书长的事上不如意，以积极地批罗，和他划清界线。”（页15）在批罗一事上，杨成武、萧华、刘志坚最积极。（页17）

（2）批判他人保护自己

罗瑞卿是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萧华则是总政主任，双方关系曾十分亲密，这也是尽人皆知的。罗瑞卿的倒台，萧华还是颇有些紧张的。为了表示与罗划清界限，萧华采取的手段不是正面教育，而是希图打击别人以保护自己。总政在部署批罗的同时，还拟定了一个和罗一起批判的名单，其中就有邱会作。萧华把罗瑞卿列为单纯军事观点的人，而邱会作则是单纯专业观点的人。萧华的目的就是通过批判他人“不突出政治”而表示自己的鲜明态度。萧华的做法被林彪和叶剑英及时制止。（《邱会作回忆录》　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　页397）

（3）文革初期总政是军委文革小组的主要后台之一，整了不少军内高干

文革运动在全国的兴起，靠的是中央文革小组。而军队内部搞文革就要有相应的机构。那就是军委文革小组。该小组的组长刘志坚还是中央文革的组员。为了配合中央文革，萧华和刘志坚专门请了江青、康生、张春桥给军队作报告，要求军队支持造反派。邱会作回忆说，中央碰头会曾开会讨论萧华问题，不少人提了很尖锐的意见：总政和全军文革领导军内的文化运动，既不依靠各级党委，也不依靠广大革命群众，更不执行政策，只是依靠造反派造反，搞的是“武化”大革命。被造反派斗死的军队高级干部有赵尔陆、杨至诚、文年生等一批人，受到严重摧残的就更多了。尤其严重的是，总政是负责管理干部的，对武斗干部不制止，也没有采取措施保护，更没有营救过任何人。相反，总政主要的部长，如文化部长谢镗忠（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兼机关组组长）、宣传部长李曼村（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兼院校组组长）等人，还同造反派一起策划过对领导干部的武斗，并到现场观看。萧华为首的总政和全军文革文革初期整了一大批军内高干，引起众怒。萧华的倒台很大程度上是江青的因素，另外也有其咎由自取的因素在内。

萧华的弱点其实是很明显的，即萧华总是表现出极左的面貌。虽然文革就是一场极左的运动，但是每个参与人之间还是颇有不同和区别的。萧华的问题在于，哪边的政治势力大，萧华就会倒向哪边。且萧华乐于“整人”，从1959年整“彭黄张周”，到文革初期整罗瑞卿，再在文革中整其他军中老干部等，萧华给人们的印象一直不佳。文革后萧华被邓小平赶到兰州军区当政委，又在兰州整冼恒汉。洗恒汉在自己的回忆中就说：“众所周知他（指萧华）在罗瑞卿同志问题上的表现，就已经够淋漓尽致了：在罗瑞卿同志落难时，他提供炮弹，落井下石，并主持发动全军揭发批判；在罗瑞卿同志平反逝世后，他又以生前好友的名义写诗悼念，对此很多同志都有看法。政治上投机多了，也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人的‘风派’本质。”（《风雨八十载——冼恒汉自述》载华夏文摘增刊第六二九期2008年2月18日）这个说法确是一针见血。

（五）李德生

李德生在文革当中的窜升实乃一个异数，他从安徽野战军十二军军长升任安徽省军管会主任和省革委会主任，中共“九大”上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总政主任，中共“十大”上还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在扑朔迷离的政治环境中，李德生作为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不仅避过了“九一三事件”的冲击，而且在日后与“四人帮”的交手中也能全身而退。到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期，李德生依然有其军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李德生在文革当中的作用的确值得人们细细研究。笔者手头有一本《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乃李的秘书祝庭勋所著（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版）。此书在总体的论述上依然跳不出党文化的藩篱，依旧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历史决议》为蓝本，主要框架与论述毫无价值，是典型的官史范本。只是其中对李德生文革初期的活动作了一些有价值的描述。对照邱会作的回忆，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李德生的文革经历。

（1）李德生的崛起和出任总政主任

以往的解放军总政主任分别是罗荣桓、谭政和萧华，军衔分别是元帅、大将和上将。总政主任主管全军的高级将领的任命、升迁，地位和作用非同小可，非军中有能力者担任不可。然而，李德生在军中的资力甚浅，只是个少将而已，有如此军衔和资力者在总政二级部长和副部长中大有人在，更何况还有军中颇多的其他上将和中将，哪一个拎出来也不见得比李德生差。为何李德生竟有如此之殊荣，个中之缘由又何在呢？

李德生是文革兴起时军队内部支左的“模范人物”，受到毛泽东的欣赏和器重。就如同毛泽东欣赏河南的纪登奎、湖南的华国锋、上海的王洪文一样。这些人都是文革当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毛泽东以文革划线，凡是支持、拥护、执行毛的文革路线的人都会得到重用，上述诸人就是代表人物，日后都飞黄腾达。然而，这四人当中，却只有李德生一人最后还能稳稳当当地读过余生，得到一个好的名声，实为一个特例。

李德生在文革初期在安徽执行支左工作，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赞扬。1967年1月21日南京军区党委向中央军委报告是否派部队到合肥支持造反派，毛泽东批示曰“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以后反右真正革命左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　第197页）这是毛泽东就军队支左首次发出的严厉命令。康生在当年10月22日接见安徽两派代表时特别强调，“毛泽东、党中央、中央文革对安徽的文化大革命是极大关怀的……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亲自批了电报，要支持你们元月二十三号斗争李葆华。正因为这个批语，使全军介入支左的，这是对安徽的头一个批语。”（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年版）

由于毛泽东下令军队支左，原安徽省军区支持的保省委书记李葆华一派迅速垮台。造反的“8•27”等组织在省军区支持下于1967年1月26日夺了省委及合肥市委的权，然而他们在夺权后排斥和镇压其它造反派组织。参加夺权的一派说“一．二六夺权好得很”，由此被称为“好派”，未参加夺权的造反派则说夺权“好个屁”，被称为“屁派”。1967年3月27日和4月1日中共中央连续发了两个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成立了军管会，指定列五条关于群众组织的政策性规定。但是安徽局面依然十分严峻，“屁”派与“好”派的武斗不断。在这种情形下，中央决定派李德生率领解放军12军进入安徽支左。1967年9月5日，江青、康生等人接见安徽两派群众组织，康生说：“我们相信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同志和六四○八部队，现在又有人说，他们支持保守组织，这是错误的，我们认为他们的大方向是对的。”随后，康生指责安徽省军区前期犯了错误。康生说：“一•二六夺权以前，省军区犯了很大错误，压制了军区的造反派，压制了革命群众和干部，压得很厉害，有的还采取了打击”。（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年版）。那么，什么是中央文革口中的安徽文革的大方向？就是支持安徽的造反派，打倒以省委书记李葆华为首的当权派。由于李德生奉命支左，1967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改组安徽省军管会，李德生被任命为省军管会的主要领导人。在1967年11月1日中央领导人第六次接见安徽代表团时，周恩来特别提到“现在已经有了能够正确执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解放军十二军在那里，十二军在那里就由十二军统一领导，就不用南京军区再派人去了。我们信任、依靠十二军去领导，信任、依靠李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能够领导。”（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年版）由此可见，安徽省军区在文革初期由于保护了李葆华，压制了安徽地区的造反派，从而引起中央文革的极大不满，康生、江青、周恩来等人在讲话中多次严厉指责省军区司令严光犯了严重错误。而李德生到安徽后则通过军队支左，新成立的省革委会中结合了两名原省级干部担任副主任，一位是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任之，他在曾希圣时代得到重用，李葆华时代也保留了下来。另一位是1957年受曾希圣打击的杨效椿，他在李葆华来皖后被平反，并于文革前夕任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这也勉强算作对各方势力“一碗水端平”。但实际上，两派干部的矛盾并未真正解决，依然延续了很长时期。

李德生的崛起源于安徽的芜湖事件，芜湖两派斗争激烈，而李德生在安徽大力支持了当地的造反派，把芜湖市委一批干部打成阶级敌人。在1968年7月15日李德生发表的讲话中即可看出端倪。李德生在讲话中把原芜湖市委第一副书记宁之祥、原芜湖物资局党委副书记王文达、原芜湖地委监察组副组长郑佩、原芜湖地委副书记李干、原芜湖地委副书记秦彬等人打为“反革命分子”，诬指这些人是“隐藏得很久的叛徒、坏人、黑手”。李德生进一步发挥说“把这一小撮坏人、黑手、坏头头揪出来，使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必将进一步教育群众，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向前发展。……芜湖肯定还隐藏着一小撮更狡猾更危险埋藏得更深的阶级敌人。他们正在改变策略，继续顽抗，策划新的反扑，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及时揭露阶级敌人的一切新的阴谋诡计，放手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穷追猛打，向阶级敌人展开更加猛烈的进攻。我们要主动地积极地去乱敌人，乱得敌人无藏身之地，把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都挖出来，使真正的左派力量紧密团结，发展壮大。”（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6年版）由于李德生在安徽的“三支两军”工作，李德生得到中央文革的赞赏，从而换来毛泽东对李德生的青睐。李德生由此被招到中央参加中央工作。可以说，李德生是解放军支左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代表人物，由此得到毛泽东的赞赏而高升。

在中共“九大”结束时毛曾顺口说了一句“李德生可以考虑当总政主任”。九大后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在会上正式提出让张春桥出任总政主任，并想马上办成。这时吴法宪马上离开会场电话向林彪作了报告。林彪没有时间再考虑了，于是立即去见毛，提出让李德生当总政主任，得到毛的批准，在不到几个小时内就办完了手续。可以说，这是林彪为了防范“上海帮”染指军队事务所不得不采取的必要手段，李德生当总政主任总比张春桥要好一些。这就是为什么资力、威望都不高的李德生能顺利成为全军政治工作主管的由来。（页402－403）邱会作说：“李德生率军赴安徽“三支两军”，以“左”的姿态介入文化大革命，得到毛泽东赞扬。在中央里工作的军队干部，李德生相比我们几个抵制江青的“死硬分子”来说，能被上海帮接受。李德生虽然没有当过大军区主官，一步跃升到中央军委，但他到北京后比较谨慎，没有和上海帮私下接触，工作尚可，林彪也能接受他。这次江青垂涎总政主任，林彪提议了李德生，遏制上海帮向解放军的渗透。”（页403）

（2）庐山会议后李德生与军委办事组渐行渐远

庐山会议上林彪出手打击文革极左派张春桥，军委办事组大都卷入这场斗争，但李德生却是一个例外，原因在于李德生两边都不敢得罪。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打倒陈伯达，迫军委办事组检讨，唯独没提李德生，从此李德生与军委办事组其他人渐行渐远。1970年11月召开的华北会议上，李德生积极出手打击李雪峰和郑维山，要求从严处理李、郑二人。在向毛泽东汇报华北会议情况时，李德生更是不顾事实地说“有人说庐山上发生的是未遂政变，是严重问题”。由于李德生积极参与倒李倒郑，会后李德生取代郑维山成为北京军区司令。在随后召开的军委座谈会上，李德生主张要学习三十八军报告，批判“派性”应为重点。也就是说要翻当年北京军区打压造反派的老账。但是李德生的主张遭到军委办事组其他人的反对。此后的军委办事组整风会议上，李德生事先与江青商谈后对黄吴李邱严肃批评，认为黄吴李邱对原中央文革的领导人很不尊重云云，黄吴李邱的检讨刚一写好，李德生就积极向江青作汇报。江青正想插手军委办事组诸人的检讨，于是找到周恩来声称她是受害者，有权过问此事。幸好周恩来及时报给毛，挡住了江青的企图。（页516、526－527）李德生的地位再那个时期日益显得重要起来，只要看看李所兼各职即可明白其中的道理：安徽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后来为省委第一书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安徽生产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总政治部主任，然后又加上了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等等。李德生竟然一身兼有大大小小十几个官职，是中共历史上在同一个时期担任官职数目最多的人。这实际上就是中央里政治局势发生变化的结果，军委办事组不再是铁板一块了，李德生有倒向江青那一边的倾向。笔者认为，从李德生这段时期的表现来看，当李看到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的不满、批评时，李德生及时地见风使舵，与林彪和军委办事组拉开距离，划清界限，并适时地倒向江青一边，成为江青等人在军委办事组的代言人。有人把李德生写成先知先觉，早就发觉了林彪一伙篡党夺权的野心，并与之作了坚决的斗争云云，实乃虚妄。

（3）“九一三事件”后李德生对军委办事组落井下石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李德生作为毛泽东信得过人参与了处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不仅如此，李德生还参与了审查、处理黄吴李邱等人的专案组，在对黄吴李邱几人搞逼供信、伪证、假证一事上出力良多。李德生对待邱会作尤其恶劣，如：李德生指示总后在邱家搞一个“展览会”，企图抹黑邱会作。后来毛泽东、周恩来发现实在不妥，发话撤掉该“展览会”。此外，李德生还抓住所谓的“八八事件”和“九一三”前一天的一个电话问题不放，积极配合张春桥和汪东兴继续追查邱会作。据后来王洪文在狱中透露，李德生是当时政治局里最积极要彻底打倒黄吴李邱的人之一（另一个是汪东兴），笔者认为，李德生心里清楚他与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之间的关系，如果不积极表现，搞不好也许会受到牵连。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积极揭发、打击黄吴李邱诸人，向毛泽东、江青等人输诚表忠，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坚决与林彪、黄吴李邱等人划清界限，求得自己在中央地位的稳固，说不定还能再上一层楼。果不其然，李德生的表现没有落空，中共“十大”上被毛提名中共中央副主席，个人政治生涯达到了顶峰。

（4）李德生的背运和“安全着陆”

李德生虽然在中共“十大”上升格为党的副主席，但是依然没有什么实力，这种靠毛泽东一人赏识而升到高位者在文革期间多所见矣。可惜的是好景都不长。原因就是他们的高升不是凭自己的真本事，所以往往升得快，下得也快。李德生在中央最高层如果不彻底投降“四人帮”就很难混下去，即使李德生再怎么卖力打击、迫害黄吴李邱等人都没用。笔者认为，“四人帮”确实大肆攻击过李德生。但是毛泽东才是真正的幕后人。毛泽东搞一个“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其实很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将李德生从北京赶走，其他人的调动不过就是陪衬而已。李德生到了沈阳后，毛再委派纪登奎、李先念当面让李德生“辞去党中央副主席”一职。据纪登奎后来的回忆，当时是纪登奎与李先念二人一起找李德生谈话，纪登奎说：“德生同志，你应该明白，你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我们两人只是政治局委员，按规矩，我们是没有资格和你谈这个话的。要你辞职，这是毛泽东的意见。”（纪坡民《上台下台，任职辞职——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　载华夏文摘增刊　第347期，2003年7月8日）既然毛泽东发了话，李德生也就不得不“辞职”了。李德生这段与“四人帮”的“过节”日后成为李受“四人帮”迫害的明证。“四人帮”倒台后，李德生虽然也属文革中冒生出来的文革新贵，但是却能全身而退，成为文革新贵中唯一一个最终还能“安全着陆”的中共大员，1990年在国防大学政委一职上风光退休，而其他文革新贵者，如华国锋、纪登奎、汪东兴、陈永贵、吴桂贤等无不黯然下台了事。

综观李德生文革时期的经历，李德生也是一介凡人。李德生在造反派兴起的文革大潮中，积极配合中央文革支持了安徽地区的造反派，在安徽颇有一些名声，由此被毛泽东“慧眼识才”，提拔倒中央工作。如果李德生不是这么一个文革运动积极参与者，李怎能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和重用？李德生的聪明就在于在中央两大政治派别中，保持相对的中立，两头都不得罪。但是当政治局面明显改变时，就及时调整立场，并适时反戈一击，牺牲他人，保存自己。这一点李德生对黄吴李邱四人的审查、迫害方面尤为明显。这并不是某些人所吹嘘的什么与“林彪反革命集团”作斗争，恰恰是中国政治中最黑暗最龌龊的举动－－落井下石。事实证明，李德生积极参与打击自己以往的同僚并不能保证自己地位的稳固，除非彻底投向“四人帮”，甘心成为他们的鹰犬，否则迟早还会遭到文革极左派的打击。李德生后来的遭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李德生应该明白，黄吴李邱并不是他的敌人，恰恰是他的“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他至少应该明白唇亡齿寒这一简单的道理，没有了林彪和黄吴李邱们，李德生还能继续坐稳他的总政主任的位子吗？如果李德生在粉碎“四人帮”后能对过去有所反思，应当知道虽然他们当年在那种体制下参与打击、迫害黄吴李邱等人，也许多少出于无奈，属身在其位不得不为之，但在粉碎“四人帮”后就应除去强加在黄吴李邱等人身上的不实之辞，还黄吴李邱一个公道。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丝毫未曾看到李德生任何像样的反思，似乎他这个文革中最大的受益人成为受害者，再加上祝庭勋一类人的按照党中央的决议歪曲、篡改历史，美化李德生文革中的行径，致使这段历史被人为地扭曲。因此，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李德生文革中的言行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