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12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发”〔1972〕4号文件，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该文件第一次指控“林立果、于新野等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同陈励耘商量的框框，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林立果按“武装起义”一词的谐音，将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代号定名为《“571工程”纪要》。”“林彪一伙丧心病狂地准备使用火焰喷射器、炸药、爆破器材、毒气航弹等，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泽东和中央负责同志”。而“谋杀毛泽东”这一重大罪名也同样是1980年的“两案”审判中对林彪的重要指控。然而，这一切是真的吗？
江腾蛟是“九一三事件”的重要当事人、证人，是与林立果直接接触、交往的关键知情人，但是江腾蛟在法庭上的“证词”是真实的吗？邱会作在狱中与江腾蛟的接触、交谈后发现事实远非如官方宣传的那样。邱会作回忆说：“江腾蛟说，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对毛泽东偏听偏信上海帮，打压军队很不满。但他觉得林立果的牢骚话都是“儿戏”。比如江腾蛟说：“林立果要我搞点器材和钱，你邱部长什么东西没有？为什么不向你去要，是不想让你知道，瞒着你们嘛。没有军委办事组点头，林立果能干什么？”江腾蛟听林立果说，毛泽东听了上海帮的谗言瞎搞文化大革命误党误国的，必要时去钓鱼台把张春桥、姚文元抓起来搞掉，这些事情对吴司令也不能讲。用什么部队呢？叫空军大院的警卫连去，这能搞得过钓鱼台中央警卫团的精锐部队吗？纯属“儿戏”！”江腾蛟还说“从1971年到现在，我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从来没有改过口，但法庭不采用。我只有一处说了瞎话，把林立果想要我搞张春桥、姚文元，被他们逼得说成是要搞毛泽东。”（页861）
江腾蛟为何会被迫承认当局的所有指控？江腾蛟说：“搞专案的人说，这样承认下来可以有两方面的解释，也可以解释是对“四人帮”的。即使承认了想对毛泽东，也不要怕，专案组有权力为我说清楚问题，这样可以宽大处理我。我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那样呀。他们好厉害呀……”（页861）（笔者按：江腾蛟如果不是受到了王洪文般的酷刑折磨，也不至于此吧。）到了“两案”审理时，江腾蛟为何没有改正其原有的证词呢？江腾蛟说：我是要把那个“供认”改过来，但现在毫无信心，因为那个东西就是办案人搞的。以后我会说出真相，好在我的事情，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和胡萍、林立果的秘书李伟信都是证人。如果上面实事求是，对你们几位就不会公审了。你们和他们说的“两谋”根本没有沾边，我是你们的活证据！王飞、胡萍、李伟信等人也是证人。（页862）
显而易见，林立果当初设想的是搞掉“上海帮”那伙人，并非“杀毛”。从当局公布的《“571工程”纪要》来看，通篇也没有“杀毛”的行动计划，而是说“打着B一52旗号打击B一52力量”（“B－52”指毛泽东）“一定要把张（“张”指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笔者一直对官方的林立果“杀毛”指控持强烈的怀疑态度（林彪就更不可能“杀毛”了），江腾蛟的回忆则完全推翻了这一指控。的确，“九一三事件”不是一个搞得清或搞不清的问题，而是想不想搞清的问题，只有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摒弃证据为政治服务，林案何愁不能水落石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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