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五一”对许多北京劳工来说,并不开心。由于物价高涨、商品房限购、把地下室居住的民工赶走,北京民众的幸福指数降到谷底。许多人只想“逃离北京城”。
什么都涨,就是薪水不涨。从年初至今,包括停车费、理发费、汽油、速食面和水果饼干,通通都涨。在北京当高中英语教师的周平说,他到传统市集买了草莓、橙子、苹果和葡萄,花了一百四十元人民币;去年此时,才不到五十元人民币。
周平说,在美容院理发去年廿五元,今年过完年立刻涨到卅五;餐厅都换过新菜单,价码平均上涨了三成五至四成。连他最爱吃的无锡排骨,也从七十八元涨到一百四十四元。
最严重的是房屋限购令。来自大连的陶冶说,以前只觉得北京房贵,遗憾自己买不起,但从未放弃想在北京购房的梦想;购房令一出,外地人必须在北京有五年缴税证明、缴足医保、社保,才能买房,使他立即“绝望”。
在中关村优酷旗下担任奇艺公司采购员的陶冶说,外国人来北京一年就能买房;但外地人来北京居然买不了房,这太不公平,彻底打击“北漂族”。即使再努力、再辛苦,也是徒然。
限购令公布当天,北京的房租立即涨了百分之四。因为看准买不起的人多了,租房的人肯定多。陶冶说,他和室友在四环租的一套两居室一百平方公尺的房子,本来是六千元人民币,现在涨到八千,逼得他们不得不往五环外觅新巢。
来自大庆的公关公司主管刘石说,过完春节,打扫的阿姨(清洁工)告诉他,本来一个月三百五十元的清洁费必须涨到四百,否则不干。他问,为什么?阿姨说,“大家都涨了,不涨不行”。
原来,北京去年底决定,要把原来住在地下室、防空洞或违章建筑物内的民工赶走,限时勒令他们搬迁。本来居住在里面的一百万民工、清洁工有的黯然离京。有办法的就搬入民房,租金涨了,只得回过头来向雇主要求加薪。
“大陆个税改革,把免税额提高,表面上看似让民众少交税,其实,增加许多税种,民众负担只有更重。再者,官员和有钱人的灰色和黑色收入,还是课不到税,贫富差距更大。”来北京工作七年的王婷说:“一杯咖啡廿元人民币,里面居然有五元是税,税难道不重吗?”
王婷和老公决定去天津碰运气。天津没有限购,还可以落户,将来儿子还能参加天津的高考,一举数得。她说,她的几个朋友都考虑在天津买房、落户,找新的工作。
周平准备去沧州买房。他说,六月京沪高铁通车后,沧州是出京城第一站。现在北京二环边的房子一平方公尺六万元人民币,沧州是六千。虽然两地生活水平差距大,但“这是力所能及的唯一选择”。
陶冶说,大陆现在不讲生产总值(GDP),讲幸福指数。不用和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比,北京的环境连成都和武汉都比不上。生活压力压得透不过气,让数百万“北漂”(指其它地方到北京生活、工作的年轻人,通常没有户口)想远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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