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人大审议并规范对外经济援助及政府投资案(图)

一、审议案的具体意见

任何政党、公共权力机关、政治人物包括国家官员不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社会的公共财富包括国家财政，都是人民（全体公民）的劳动(不仅指体力劳动，还包括技术掌握与创新、经营管理、资源开发、投资收益、服务等等)所创造。国家财政，政府应当妥善、谨慎地管理与运用，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最大限度地为人民提供有尊严、有自由、有保障、有安全之福祉，而不得挥霍浪费甚至被人鲸吞贪污。人民有权了解和监督之，人民代表更有责任了解和监督之。

在宪政民主制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开支都有法律可循，财政预算和追加预算都要经过国会的充分辩论和批准，包括对外援助的资金，纳税人有合法的渠道和公正的程序，有效地监督政府的财政开支。而在中国大陆，虽然每年的人大都要听取和批准由国家财政部长提交的财政报告，但事实上，多少劳民伤财的浩大工程，仅仅凭着执政者的个人偏好，就可以不经任何民意的或程序性的讨论和批准而上马。五十周年和六十周年“建国大庆”、中华世纪坛、国家大剧院、入不敷出的磁悬浮、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等的巨额或超额开支，不顾运营效率遍地开花一哄而上的“高铁”建设，可以不经人大和政协的任何咨询、讨论和批准。多少对外援助，只是执政者大笔一挥就无偿赠送了，而且大都是送给那些有奶便是娘甚至忘恩负义的无赖国家，并不乏被受援国统治者挪用挥霍的案例。执政者是否都进行过广泛与深入的论证？征求过纳税人的同意或经过人大代表的辩论吗？

人民需要并组成国家，目的是国家能够成为国民利益最强有力的维护者，国家行为无论内政还是外交，关乎国人的整体利益。作为全人类社会一个组成部分的国家，并不能孤立存在而我行我素，建立健康的双边及多边国际关系，不仅有利于本国人民，也有利于全人类的和平进步与发展，中国民主党人支持将我们国家在国际社会建立“负责任的大国”之形象。对外经济援助及政府投资是国家外交行为的一部分，但是，这种行为除考虑政治和战略利益上的需要外，还必须充分考虑我们自己的国力和国情要量力而行，必须考虑援助对象、规模、方式的实际效果。

诚然，中国在国际上需要朋友，需要摆脱外交上的孤立状态，但让自己的人民节衣缩食勒紧裤带、甚至不惜代价又缺乏明确细致的政治附加条件去交穷朋友、弱朋友的办法，是一种最不经济的办法。在我们决定援助一些贫穷国家，不发达国家之前，我们应当要问：这些国家为什么贫穷与落后？是否有政治原因？如果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的贫困与落后，是这个国家统治者贪污腐败、专制独裁的政治制度落后、人民的权利受到损害造成的，我们难道不应该通过对外援助所附加条件的杠杆来试图改变这些国家的政局？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对外援助，对于独裁专制腐败横行的国家，有多少实惠能落实到人民的头上？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难道不是强化支持延续这些腐败专制制度统治者的强心针？救命稻草？这不但是对受援国人民的不负责任，更是对中国人民的不负责任。

中国民主党人认为，要让我们国家在国际社会真正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要求我们在协调全球气候变化、防治跨国流行病、惩治跨境犯罪与国际洗钱、解决非法移民问题、打击恐怖主义、消除贫穷等非传统的国际安全方面起重要作用，更要求我们在保护本国公民权利、建设民主法治的政治文明领域尊重普世人权价值，在对外援上平等互利、量力而行，并与受援国的民主进步和国家预算透明更为紧密结合而做出努力，从而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

由于历史上直至目前，中国大陆裁定究竟如何给外国提供援助，还没有公开的、制度化的规则与程序，在2011年全国政协、人大两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特请求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向全国人大提交本《要求全国人大审议并规范对外经济援助案》，籍以推动国家财政的透明度，完善民主决策、监督程序，确保国家财政的正当与合法运用，消除政府财政开支的任意性和浪费，谋利于国、泽福于民。

二、本审议案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二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九）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十）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十一）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不适当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二）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六）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九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十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专门委员会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

各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研究、审议和拟订有关议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零二条:

省、直辖市、设区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选民的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十一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的时候，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有义务向它提供必要的材料。

三、审议案背景及参考资料

资料（一）

据《新世纪》-财新网2010年10月12日《中国如何应对“反华势力”？》一文中记录：

当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国内人均收入却排名世界一百多位。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却与49个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免除到期债务374笔，并将继续免除13个国家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官方还透露，2010年中国累计向120多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并向30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捐款。而2008年，中国免除46个国家400多亿债务；2009年，中国免除32个国家150笔债务；……

甘肃舟曲遭灾时，中央电视台在同一天新闻联播中播出了两则捐款新闻，一则是“为支持俄罗斯抗灾，我国将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另一则是“甘肃舟曲缺乏饮用水和速食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相比之下，世界最富的美国对俄罗斯火灾捐款才5万美元，但对中国大陆持续多发的水灾捐了20万美元；美国对中俄的捐款总额，不到中国捐给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对当权者一面在国内动员民众捐款、甚至强迫公务员捐款，一面动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在国际上摆阔显富的行为，国内民众反响非常强烈，被斥为“国际主义精神病”。

但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病”由来已久，从毛泽东时代就蔚然成风了。在文革之前，一个中小学生一学年的书费、学杂费只有3元，最发达的地区也不超过4元，另外每人每年补贴6元午餐伙食费；读完初中共计9年，每人合计需要90元。每年6元午餐伙食费补贴，折合每天3分钱，当时两分钱可购买粗粮3两，一分钱可买时蔬0.5斤，足够中午饱餐一顿；但这在大多数贫困地区，6元已相当于农民大半年的人均收入。然而，中国当时每年援助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却达到90亿人民币！正好可以资助一亿农村儿童读完初中。可是根据中国政府1980年的报告说，文革前中国大陆有一亿学生因为没钱而失学。

不过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还是小巫见大巫。那时候，中国援助越南200亿人民币，援助朝鲜200亿人民币，援助非洲国家100多亿人民币。如果按照中国当时的人均最低生活费4元计算，这些钱可以让全中国百姓白吃白喝不干活，就能养活一年。

……

如今，这种“精神病”有增无减。今年两会中，中央政府指出：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千6百亿元，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今年西南五省大旱，6000万人受灾，损失200多亿，中央拨付旱灾救灾资金1.6亿元。为了赢得金正日的高兴，中国承诺援助朝鲜700亿；2009年，中国累计对朝鲜援助达8千亿元。

对朝鲜就援助8千亿，却没有1,600亿解决全国百姓的免费医疗。看看满街的下岗工人，看看贫苦的失学儿童，大陆当权者就是这样奴役国人，笼络“友邦”！

然而，这种用金钱维系的“友邦”，没有一个不和中国大陆翻脸。

……

上述文章的内容，还有许多其他资料加以佐证，不妨继续补充一些：

资料（二）

王鑫海在《援助阿尔巴尼亚制造一亿中国文盲：毛泽东人口政策重大失误》报导：“中国政府惜1954年就开始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而大批援助则在1961年阿苏关系破裂以后提供，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援助达到了最高点。中国对阿援助累计高达90亿元人民币。中国为了阿尔巴尼亚这盏‘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费尽心力，支援该国平均每人高达三千多元人民币，这对当时每月工资仅二、三十元的中国广大工人和一年收入只有十几元、几十元的中国农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一时期，中国陆续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四人帮”肆虐以及唐山大地震。在经济凋敝的困难情况下，中国尽了最大的努力，把自己威廉亚洲官网 、最好的设备、机械、车辆等提供给阿，仅粮食就达180万吨，相当于一千多万中国农民一年的口粮。”

资料（三）

深圳新闻网2010-03-2410:24《中国对外援建“慷慨”多少钱》一文中说：“1959年到1960年，中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非洲一些国家的要求。1960年，中国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0000吨小麦和大米。”

资料（四）

［中华论坛]2010-11-11《外交部档案解密：中国曾援助110多个国家地区》一文中说：截至1978年，中国援越的军事物资可以装备200万陆海空军队，各种物质折价200多亿美元。包括轻重武器、弹药和军需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油管，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不附带任何条件，绝大部分无偿，一小部分是无息贷款。

资料（五）

《面具后面的周恩来》（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所载的知情者回忆录揭示：在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所谓“三年灾荒”期间，周恩来无视于四千四百万农民饿毙这一严峻事实，向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廉价出口粮食474万吨、向匈牙利赠送三千万卢布的货物、350万英镑现款，向东德赠送五千亿卢布的食品；在安徽农村“易子而食”的年月，他宁可将食品烂在仓库也不准开仓济贫。他以慈禧太后“甯赠友邦，毋与家奴”的阴暗心态，无偿援助越南二百亿美元、阿尔尼亚一百亿，加上对罗马尼亚、柬埔寨、古巴、坦桑尼亚、巴勒斯坦等国“支援世界革命”的巨额费用，外援总额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6.92%，为世界钜富美国的692倍。

资料（六）

据《中国数额巨大的对外援助究竟去了哪里？》一文说：20010年4月6日，商务部公布了2010年度该部门的财政收支预算信息，支出总额为151.57亿元。其中，外交支出是占比最大的支出项目，总额高达140.6亿元，而对外援助总额为130.85亿元，占财政拨款总支出89.8%。

资料（七）

《中国对外援助60年变迁史中国对外援助60年变迁史》（王冲2010年6月13日）评论道：

美国智库对外关系理事会高级学者费恩波姆（Evan A·Feigenbaum）在《外交政策》双月刊发文称，中国的援助或贷款与发达国家的不同。中国从不过分关心减少贪污，提高透明度，或者提高私营公司的条件；相反，它通常要求受援国家，购买中国产品或者雇佣中国工人。例如，最近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100亿美元贷款，对土库曼斯坦的40亿美元贷款，以及对塔吉克斯坦的6300万美元贷款，对推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决策改革几乎没什么效果，对政府治理的提高就更没什么作用了。

2008年3月18日，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在华盛顿举办了一场以“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为主题的听证会。应邀出席的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柯庆生在会上对中国“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对外援助政策提出质疑，称中国的政策可能阻碍美国、欧盟等援助方“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长期发展、保持政治稳定”方面的努力。

柯庆生表示，中国近来通过提供“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在经济领域“大举进犯”第三世界，尤其在非洲、拉美和太平洋地区，并通过经贸手段加深与这些地区国家的政治关系。中国的政策与美、日、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援助方“以外援为杠杆，促进受援国改善人权、进行改革”的政策完全相反。

他说：“我们很担心与国际社会不协调的中国外援项目，将抵消其他援助方促进良政、提高透明度的努力。我们认为，提供附带这些条件的援助项目才是促进第三世界保持长期经济增长和稳定的最好方式。”

资料（八）

《温家宝：中国将免除最不发达国家部分未还贷款》（2008-09-2612:43中新网）说：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尽管并不富裕，但已兑现对《千年宣言》的承诺，为世界上一些最不发达国家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截至2008年6月底，中国累计免除亚非等49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债务247亿元；提供各类援款2065亿元，其中无偿援助908亿元；对42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商品给予零关税待遇，税目为736-1115个，占最不发达国家对中国出口贸易额的98%。中国还为非洲培训了15000名各类人才，派遣100名高级农业技术专家，派出医疗队，援建30所医院、100所农村学校，无偿提供防治疟疾药物。2007年底中国为增强非洲的自我发展能力，决定提供23.77亿元的无偿援助和7亿元的无息贷款。

资料（九）

《中国对外援助60年得与失》（腾讯2010-08-17）中说：

1962年初,中国承诺对外援助69亿多元人民币,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马里、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国家。中苏关系紧张之后,中国更加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的1961年,援外支出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1962年以后援外更超过了偿债。

1971年，中国的援外总额度为74.25亿元人民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援助任务最重的一年。1973年，国家财政对外援助支出达到57.98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援助支出最大的一年。一些受援国从工农业、军事设施到日用品，什么都要，还有些受援国甚至向中国伸手要外汇帮他们偿还债务。

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时爱面子、图虚名，轻实利，打肿脸充胖子，而忽视了国内的艰难困苦。而且，这种单方援助、不能互惠互利的关系，也并非真正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没有互利，何来平等？一方是施与者，一方是受惠者，久而久之，关系必然变质，也使中国外交长期建立在一种畸形的基础之上。

这种并未真正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外交往，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经济“一穷二白”，本来还是急需外资、外援的国家，相反，却实行了数额巨大的对外援助，这严重脱离了国内经济实力，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建设。三年困难时期，国内正面临非常严重的大饥荒，却仍在大量援助其他国家以粮食。1971年底，给巴基斯坦的援助增加至5亿元，严重影响了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资料（十）

侨报记者余东晖2011年2月28日华盛顿报道：根据美国财政部28日发布的修订后的数据，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量比原先估计的多出3成，到2010年12月底，中国持有116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坐牢“美国最大债主”之位。（本《审议案》起草人陈树庆顺便要问：在美国政府“量化宽松”和财政赤字叠创新高的通胀政策下，国家财政部门有没有计算过我国为此要承担多少贬值损失？而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只需花需花费1600亿元人民币，该损失可以为全民免费医疗提供几年花费？）

读上述材料，还只能算是对于相关问题的数据及研究“挂一漏万”。纵观“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对外援助和政府投资，对照生活苦难艰辛的中国民众，足以让人痛心疾首。全国人民代表及其机构应该履行其职责来！。

起草人：陈树庆（电话13958012964,057188310920）

审核人：朱虞夫（电话13967148083,057186064283）

王荣清（电话057185997558）

吴义龙（电话15168385850）

王东海（电话13372559952，057188354709）

祝正明（电话15858166897）

毛庆祥（电话15157103755，0571-86066394）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

2011年3月3日

补充说明：

一、本函邮寄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郊民巷23号，邮编：100805，收件人：全国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寄件人：杭州市大关小区东九苑22-1-601陈树庆，邮编310014；邮寄地址：杭州下沙，寄发时间：2011年3月3日下午1点30分；国内特快专递邮件详情单号码：EJ750309377CS。

      

二、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文件产生约定：在中国民主党浙江代表大会召开并正式选举出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前，“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不作为党内责任与权力机构，仅属于全体党员的一面旗帜、一个象征。在遵循和平、理性、公开、合法的行动准则，并符合中国民主党追求民主法治、捍卫人权的宗旨下，任何一位已经参加过公开组织活动之浙江民主党员皆可起草并经任何两位以上对民主理念有较全面、深刻理解的资深或著名浙江民主党员审核联署，可以用“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的名义发文。严禁动用“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的名义参与任何党内或民运内部破坏团结的行为及其它违反党的宗旨和基本行动准则的行为。希望广大浙江民主党人积极运用“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这面旗帜，并珍惜其所包含的意义，为扩大中国民主党的影响、壮大中国民主党的力量、推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作出应有的贡献。

陈树庆

2011年3月4日于中国杭州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