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专栏】全民亢奋——关于五四运动的沉思（三）

2010-12-25 08:37 作者:唐子

五四运动从前台学生•小人爱国到后台君子•大人忧国，结合的结果就是全民亢奋。这不仅是历史的逻辑，更是真实地发生于1919年的5月至6月的现实。

1919年5月4日到6月28日的55天里，从北京到上海，中国人当年对巴黎和会上英法美列强对日本在华侵略利益的支持与北洋政府外交的相对软弱的愤懑心情，由青年学生的示威游行、请愿、罢课、暴力打人和烧房等形式，延展到广大市民——学者、官员、商店和工厂老板及员工等社会中下阶层人员罢市和罢工等形式的广泛参与。这就是五四运动全民多形式爱国的亢进表现：超越中国 “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家人自私传统，强烈抗议北京北洋政府未能捍卫山东的主权和利益的外交弱势，“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口号表达的就是这种情绪。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历史从三皇五帝时期圣贤主导的“族天下”，到夏商周三代（包括春秋战国时期）贵族主导的“族天下”共计三千年，再到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之皇权官僚主导的“家天下”两千年，富人统治穷人的“家人•庶民”与“君子•小人”社会里，熟读儒家经典的儒士以推举制和科举制的为官之道，以“三纲五常”之仁义道德的礼教方式统治中国两千年，僵死形成“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现实的功利理性，伪君子和小人儒在历朝晚期末代操控朝政的腐败局面不可扭转，周期性地以农民暴乱和外族入侵方式换代换官以重建皇权朝代。

清朝晚期末代，儒教两千年来游刃有余的外夷边患突如其来的转换成为“洋夷边患”80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巴黎和会。80年里中国人分阶层、分时期、分地区地，以政府抵抗英法武装侵略、太平天国（中国化基督教）暴乱、戊戌变法政改运动、义和团（反洋教）暴乱（招致八国联军武装侵略）、辛亥共和政体革命运动，经过清朝晚期的口岸通商、洋务运动、预备立宪与共和八年，中国已从重农抑商、重儒轻法的文官政治，逐渐变成重视工商兼重儒轻法的武将政治，形成了北方军阀政府三系分裂与两广、云南军阀割据的民国软弱外交：民众自由追逐多妻多子多田等私利，官僚威权压制多党竞选、新闻议政等民权，晚清理学欺压女人儿子农民等弱势群体。北洋政府保卫国家利益乏力。

五四运动正是中华民国初期八年里民权觉醒、中央弱势的非理性的对抗表现：中国人从文人梁启超、林长民、蔡元培、陈独秀等忧国怨政心情，到学生罗家伦、段锡朋、傅斯年、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周恩来等正邪爱国义愤，再到上海、扬州、苏州江南城市的工商业老板爱国情绪的激发，城市民众在先生和学生的忧国文章、爱国讲演的煽情下，思想超越宋朝以来逐渐形成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小家庭自私自利的文化散沙传统，首次联合起来。

从民国四年的第一个月的1915年1月开始，由日本迫使袁世凯签定《中日民四条约》引发“五九”国耻，掀起民国第一次反日活动。这次因民国外交耻辱而反日的活动主要是中国先生知识界震怒和北京市民公园集会捐款救国，学生界和工商界并无群体动作。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简称巴黎和会），重建战后世界新秩序之际，英、美、法、日、意等国依然将作为参战国胜利方的中国当作弱国对待，在《凡尔赛和约》中将德国在协约国中国山东的租借地、铁路修筑、矿山开采等权益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抗议无力预备签约同意。由忧国之文人梁启超、林长民、蔡元培与恨政府之教授陈独秀撰文和策动北京学生于5月4日游行、请愿抗议，学生暴力打人和烧房事件发生后30多人被捕，群情激愤之下成年文人、青年学生、工商业者及其掌控下的店员、工人等城市各阶层民众联合罢课、罢市、罢工，向北京政府施压。

5月9日，蔡元培秘密出走；11日，北京各大专学校教职联合会成立；13日，北京各大专校长递交辞呈。各大学校长联合辞职，促使大学生持续罢课。

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宣告罢课。之后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各地学生先后响应，支持北京学生的罢课，持续到6月。3日、4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上街开展大规模的演讲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近900人。学生的持久抗议通过媒体影响到全国城市社会。

5 月下旬上海学生总罢课之后，各大中学校学生连续数日到商会请愿罢市，6月4 日，上海总商会召开会董会，请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及罢免曹陆章；下午，上海各校学生手持传单到城内及南市各商号，直接要求店家签名赞成5 日开始罢市。据《申报》报道“各商号闻之类皆赞成，乐为签名，允许停止营业”。天津、江浙之苏、扬、杭各州的罢市风潮，也都基本属于学生恳求和商家同意举行。

6月5日到9日，在全国声援北京学生罢课的大背景下，上海从纱厂扩大到其它行业，相继有近10万工人罢工。京汉、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也卷入。须要指出的是：中华民国1912年开始的八年工商业发展尽管很短暂，但“一战”发生使欧洲各国产业无力东进，本土工商业获得快速发展，尤其是轻工业得以巨大发展，城市工商老板（资本家）阶层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日趋重要，成为五四运动中声援爱国学生的主要力量，工人罢工只是资本家阶层罢市的附属结果。

全民声援学生爱国罢课，逼使北洋政府6月10日撤除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的职务。11日，陈独秀在北京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称将要“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而被捕。12日以后，商人、工人、学生相继停止“三罢”。13日总理钱能训（清末进士）辞职。17日，北京徐世昌政府致电专使在和约上签字。28日，巴黎学生包围中国代表团所在地，全权代表陆征祥被迫声明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被前所未有的全民亢奋推进获胜。日本因此在一战中从对德战争中接收的中国青岛驻军和经管胶济铁路的权利没有得到中国政府承认，故而两年零八个月后的1922年2月4日中国通过在华盛顿签订的《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收回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

总的说来，1919年5月4日到6月28日历时55天的五四运动，从来就不是中共宣传的所谓中国工人阶级显示独立力量的历史事件。中共革命史书所说五四运动使工人成为阶级力量独立登上历史舞台，纯属妖言惑众。产业工人在中国直到今日约150年，从没成为一个阶级。1919年纯粹就是资本家阶层的政治附庸，后来在中华民国广州军政府策动的北伐战争大革命时期成为国民党和共产党权力斗争中的政治附庸，并在国民党1949年退守台湾之后完全成为共产党的政治附庸直到今天。中国工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没出息、最无独立性的社会阶层。它最主要的历史作用就是在1950年之后帮助中共残害知识界，为此在1990年代的共工部落的掠夺性改革开放中受到大失业的轮回报应直到今年今日此时此刻。

“五四运动”是中国君子忧国意识和小人爱国行为合成的全民亢奋，并非中共所谓学生自发性的爱国运动。没有国民外交协会梁启超、林长民和蔡元培的发起，根本就不可能有北大学生五四上街游行请愿这件事。这件事纵越两个月持续55天，主要是北京国会内部研究系与组阁的安福系的权力斗争的结果。“研究系”梁启超等人以政府外交失败做打击徐世昌、钱能训、段祺瑞的“安福系”工具，最终逼使北京徐世昌•钱能训政府钱能训、曹汝霖等有关领导人下台负责。中国共产党赞美五四运动近90年，从来就没有讲清楚五四的因果，只是肆意歪曲。

更深层次地反思中国五四运动，实乃历史安排的知识界先生大人和学生小人的首次偏离中国传统文化正道的救亡运动。此后学贯中西的中国举人、进士梁启超、蔡元培等君子，失去了对在五四运动中由于激愤施暴而步入爱国邪道的青年学生的引导权威。学生小人们在陈独秀倡导的自主、进步、进取、世界、实利、科学的六个口号下，赶“民主”与“科学”的政治时髦，在探索强国之路名义下反中华“天地人和”正统文化，天性中反权威、反政府的无政府主义魔性跟马列主义斗争邪说鼓吹的共产主义革命歪理结合一时或永远。首先是民国新先生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以白话文运动宣传推广西方进化论、实用论、实证论等哲学思想和民主论的政治理念，而新青年罗家伦、段锡朋、傅斯年、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周恩来等以自由名义冲击中华礼教传统权威，将两千年皇权官制衙门变异男女、父子、师生自然、互动的尊卑等级关系形成的长辫子、女小脚、童养媳、包身工等在清朝僵死的中华文化传统，等同为中华传统全盘地予以抛弃。

中国皇权社会两千多年，从秦朝末年陈胜、吴广起义开始，到清朝末年举人公车上书，中国人反抗欺压人民的暴政或对外示弱的软政府勇气与活动“该出手时能出手”，从无“怕母亲，欺老婆”的软弱文人鲁迅所说的国民劣根奴性，但确有地方、阶层和民族性的家人自私自利，例如太平天国广东、广西造反农民残酷杀戮湖南、湖北尊孔农民，袁世凯1898年出卖新派和1915年对朝令夕改似地共和体制翻云覆雨，清朝满族为了维系对汉人的专权不惜采取利用义和团烧教堂逐洋人的愚蠢行为、北洋军阀政府1915年签订《二十一条》和1917年借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不得不受日本欺压，导致弱国无外交、宪政也软弱的政治局面。

如此这般，由秦汉皇朝奠定基业的“士大夫和农民”社会，在中华民国初期8年中，军人干预政府、南北地方分裂和中央政府软弱，呈现历史安排的基督教文明冲击下儒家礼教文人深度自卑和洋枪军人极度自私。知识界和青年学生对此并无理智清晰的认识，集体神智不清地迁怒中国礼教文化，以至于学生带头冲击中国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秩序。李大钊、陈独秀、章士钊、胡适、鲁迅、钱玄同等先生，从各个不同方面鼓吹全盘西化，误导青年以追求独立自主名义反华夏家庭、学校和社会正统，不断造政府的反，最终招来共产主义革命红祸，害人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