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狗 第十六章 父亲想做坏人

阿弟开始在江北石门运输社做抬工，早已搬走，兴国住通用厂集体宿舍，我嫁出了门，和平路家里只剩父亲安邦治平三个大男人。父亲曾经打算搬去他朋友家，后来没成，找地方住不比登天容易。安邦说他可以去住人家堆放物品的临时货棚，也不是办法。之所以想从和平路驱逐两个人，为的是治平结婚安家。

治平与女友李承兰相爱已经四年，我们全家都很喜欢这位友善活泼，勤劳大方的漂亮女孩。可是，小李的家庭极力反对，他们认为好好一个大姑娘，应该体体面面地嫁个好人家，同反革命的儿子结婚当反革命家属，生下来的孩子也是反属，永远出不了头。她的父亲劝小李放弃治平，另攀高枝，他将从西康甘孜送给她足够的木料打整套新家具，还送钱买收音机等高级礼品。这些馈赠在当时是相当丰厚的，可是小李不为所动，后来她父亲把户口扣留起来，承兰还是没有依从。

八零年初，兴国做了一件在通用厂很轰动的事情。这个不善言谈交际的老实人，把通用厂在市中区白象街的宿舍强占了一间。尽管兴国不大与人接触，十九年来，他从十七岁的学徒到现在三十六岁的技术员，厂里人有目共睹，认定他是个不可多得的好男儿，只要有机会大家总想为他帮忙。一位同事结了婚在厂里玉带山分了新房，近期要从城里白象街的一间宿舍内搬走，他悄悄向兴国透露风声，告诉了搬家的确切时间，要兴国同时搬进去，不能有一点间歇，因为周围的几家都在跃跃欲试，打算强占，到时候只有手长为大哥了。
搬家那天真精彩，两部大卡车同时停在外面，里面搬出一件，外面搬进一件，里面腾空一寸，外面占据一寸，不到两小时，搬走完，搬进完，配合得天衣无缝。那几家邻居只有干瞪眼，完全没有动手的机会。

几天后，有人急匆匆来给兴国报信，他说大事不好了，厂办公室写好了一张通知，还没有贴出去，说齐兴国强占公房，必须马上搬走，否则攀照旅馆租金按日从工资里扣除。那还了得，除了房钱，还吃不吃饭？固执的兴国，既然事情开了头，他就要一干到底，坐下来写了一份报告交给车间主任。他说，他在通用厂干了十九年，十九年一直住在四人一间的集体宿舍里，与他同时进厂的和晚许多年才来的绝大多数人，都分配了宿舍新房，因为他们结了婚安了家。兴国说，我虽然没有老婆，但是，我有老父亲，老父亲没地方住，我当儿子的照样有责任，白象街的房子就是尽我做儿子的孝道，使七十岁的父亲老有所归。你们不该管我结婚不结婚，我有这么长的工龄，有这么大一把年纪，就该分给我单独的住房。如果你们要用强扣工资的办法逼我，那么我现在就正式提出退职，应得的两千多元退职费，够我在城里买一个房间，父亲便不至于流落街头了。

想不到这个沉默的人讲起话来铮铮有声，理通情顺，为了父亲有个安身之地，愿意抛弃铁饭碗。对于车间主任，重要的是他需要他，兴国是大修组的脊梁，人家修不好的机器要找他，修好了要由他验收才敢交走，他技术全面处事稳重，从不需要主任操心。

主任拿着这张纸到厂部办公室，假如不解决好这个小房间，齐兴国走，我只好也走。厂里第一次睁开眼睛刮目相待这个男子汉，第一次让了步把房子正式分配给了兴国。

治平和承兰结婚了，和平路那间破房子比起宣传得家喻户晓的白毛女“半间草屋做新房”当然好多了。

父亲和安邦两个大光棍搬进了白象街抢占的房间，又是一个满地黑泥没有阳光的地方。

兴国自己快四十岁了还是个光棍。他为什么不交女朋友，为什么不结婚，厂里人有点大惊小怪想不通。几个老师傅很喜欢他，主动为他介绍女孩子，都被他婉言谢绝。有个师傅说：“干不干没关系，见见面总可以吧。”他以为兴国是不好意思，心受口推，准备好了饭菜，叫那女孩子等在家里，兴国硬是没有去，弄得师傅下不了台，伤了这位好心人。

厂里有人说：“这个男人真稀奇，见了女人不动心，不是神经有问题，就是一个中性人。”

这种议论，兴国感到耻辱，但他我行我素，笑骂由人。

兴国，最清楚母亲的创巨痛深，最清楚母亲为这个家所付出的牺牲，母亲是兴国心中永远的伤痛，母亲的地位无人可逾越取代。

父亲回来了，这个被冤屈的灵魂是时代的牺牲品，我们欢迎他归来，空荡荡的家，又有了最亲的亲人。

兴国有了件好衣服，哪怕是别人送给他的，刚准备穿上身，想起自己有，父亲没有，马上把衣服重新包好给他送去。父亲脚上的布鞋大脚趾穿了洞，其他几个儿女好象都没有长眼睛，只有兴国看见，带去百货公司买双新的。只有父亲过得比他好，他才安心。

除了生活上的操心，兴国对这两个从劳改队出来的新人非常耽心，他们对文革后社会环境的险恶及道德人心的败坏毫无认识，两人的轻信不相上下，足够把这个家庭再毁灭一次。我的轻信带来个人婚姻的不幸，全家被困扰；父亲的轻信，也给这个家招惹新祸。

人活得有点意义，是需要精神支柱的。父亲的精神支柱曾经是为中国的铁道运输事业奉献终生，这在他第一本日记的第一页上早已记载。他把事业放在首位，身体，读书，家庭都从属服务于事业。为此，他一丝不苟，身体力行二十年。
四九年中共建政后，为莫须有的“历史反革命罪”、“现行反革命罪”坐监狱和准监狱（单位软禁、就业、集改等）二十三年，弄得他没有任何事业了。壮志未酬，家庭破毁，他什么也没有了。

七五年底，政府“宽大处理国民党县团级人员”，把父亲释放出来，从此他与劳改队公安局脱离关系。七六年三月，他被分到重庆长江仪表厂喷漆组打磨毛胚喷漆，拿“米发梭”工资，或许我们又可以说他有了喷漆事业。但这不是他要的事业，是上面“恩赐”的一张饭票，是猪食是狗餐你都得拿下。

那间六平方米不能住人只能积灰，我称为“积灰罐”的“房间”，是落实政策分给父亲的“住房”，他每月得付九角六分钱的房租以保住名份。许海荣的“合适得很”，张向东的“不去管他”，使父亲八年没有自己的住处。

父亲在和平路睡了近五年楼板，他每天清晨坚持跑步锻炼身体，回家周身是汗无处洗澡，提桶冷水到楼梯下面，赤着膊穿条裤衩当众淋浴。冬天，刺骨的寒风从长江一无阻挡地吹到上半城，吹到父亲身上，雪上加霜。父亲大半辈子尊崇的“没有健康的体格便没有健全的思想”，现在只剩前半截“健康的体格”，尽管他仍然锻炼身体，目的没有了，只是一种惯性，一点余音，要“健全的思想”何用，擦屁股算啦。

我结婚后，父亲到红星亭坡睡过几个月凉板。那是夏天，我以为睡凉板很凉快很惬意，直到有一天父亲不在，楼上太热，我决定也享受一下，才知道父亲不吭声不出气地吃了多少苦。那个破凉板竹条松了，不要说翻身，动一动手脚，马上就叽叽嘎嘎乱叫，像架烂风琴，一个琴键响了所有琴键跟着乱响，噪声灌耳。而且竹条间的细缝夹肉，哪里的肉都夹，只夹一丝，马上痛醒。那一夜，我不断给凉板弄醒，真受罪。

父亲一生，特别是近三十年所经历的坎坷，他始终隐忍于心不予提及，那需要多大的功夫呵。

父亲也看报读书，有空时撅着屁股看公共报栏，那一长排报纸不要付一分钱，他断不会想到每月花一元二角订一份，有这个钱，不如存起来买一颗假牙镶上，免得嚼东西那么艰难。冬天冷，干熬，夏天热，摇着或许写有民间诗人杰作“你热我也热，扇子借不得”的大蒲扇，一面扇凉快，一面扇累了发热。他也读英文看书，并非有任何目的，并非为狗屁事业，只是打发无聊的时光。

这个他过去一直放在最末位的、长期被父亲忽视和“不公平”对待的家庭，与他共渡了一个接一个的灾难，现在，又接纳了他的归来，成为他生命最后的支点。可是，家已破人已亡，他与母亲连“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的机会也没有了。哪怕他一次再次去歌乐山坟上流着泪同爱妻聊天，“妈咪呀，你等不住，先我而去了。结婚不久，我们就说好了的，你性格比我坚强，让我走在你的前面。为什么你不守约，丢下了我一个人。”“妈咪，这是你爱吃的糖果，还有红烧鸡翅膀。妈咪呀，我今生最对不起的就是你，你能听到我的忏悔吗？”他已得不到回音 。

在白象街这个暗无天日的房间里，父亲经常一个人呆在里面，清心寡欲为活着而活着的他，开始思考反省自己，反省的题目只有一个：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事，一家人落得如此下场。

最初，他想，我一定是前世作恶太多，今生今世受苦受难报还。前世作了哪些恶，上天有记载，分毫无误。果真如此，那我是罪有应得，那怕死在苦海里也死而无怨。

进一步， 他又反省到，自己四七年在南京皈依佛教，一直极为虔诚。解放后，在无神论思想的冲击下，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远离直至放弃信仰，再也没有想起过佛祖，他认为这种叛逆行为罪大恶极，理应受大惩巨罚。原来，都是咎由自取。活该！

父亲以为找到了答案，顿觉释然。那几天，我们的父亲气色红润，态度祥和。他想通了，他轻松了。

过了几天，他再往下想，又不对了。

妈咪，五个孩子，他们难道一个个都同我一样前世作了大孽，这么巧，六个人投胎到一个家里和我一起受罪？这种解释太牵强， 说不过去。况且，他们六个，没有一个信佛教，五个孩子不提，妈咪在我的劝说下仍然半信半疑，我曾经对她很失望，他们中没有一个谈得上背叛佛祖，何以受的苦难比我还深重？佛祖是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哪里会把对我个人的惩罚延伸到六个无辜者的身上。

不会，佛祖绝对不会这样做。为什么，究竟为的什么？父亲把手指头伸进所剩不多的头发里，恨不能把头发一根一根拔掉，找出答案。

父亲找不到，他又想不通了。

哪，是不是我今生作了大恶呢？

今生，凡是追忆得起的事他都提回来复查审视了一遍，这次，是他第三次对自己大审查。

第一次是重庆铁路局软禁他，要他交代历史，以便“信用”他，他从早写到晚，头发都交代白了，还说他避重就轻不老实，是清水里看见了细菌，是大白天与鬼神交游，他都不明白他们所谓的老实是什么意思了。

第二次，是判刑十五年后父亲想从四川省二监越狱，给关进两平方米的小监房里反省。在这个不见天日的四十天里，他对自己的过去作了严格的拷问，拷问出的是他过于执着的公而无私，是太一丝不苟的品德操守，是年少气盛的求全责备，是不懂人情世故的疾恶如仇……把拉住他手臂的妓女推开，为什么我还要踢她一脚？把未买车票的穷男孩赶下车，他或许就冻死在冰天雪地里；开除了偷煤炭的火车司机，致使他全家挨饿……是呀，这些都是罪过！父亲在小监房里写出的检查弄得狱吏们啼笑皆非，简直是在吹毛求疵，这算什么反党反革命的滔天罪行？

第三次，就是现在，在白象街，他再次企图查出自己的大恶，以使自己心安。

结果，他不得不认为这是在脱了裤子放屁——多余的过场。
他清楚，一个把国家民族他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鞠躬尽瘁刚直不阿，诚实善良两袖清风，今生今世活得完全无愧的人，佛祖绝不会加罪于他。

无法想像，四八年五月，他代表交通部参加南京首都蒋介石总统的就职典礼，两百人向蒋总统三鞠躬，这竟是他一生事业的顶峰。

昙花一现的平步青云，只留下一道光明的记忆，而灾难是万劫不复的。

在万劫不复的灾难里，他视个人不足为道，家破人亡才是父亲最难接受最最想不通的。

七九年起，右派平反，五类份子摘帽，父亲认识的不少难友也陆陆续续宣布无罪，大都翻了身，可父亲写的数公斤重的给法院的申述信，给中国各大报纸的呼吁书，全都石沉大海，死尽死绝。

别人翻身了，他还翻不了身，他不翻身，他的儿女就翻不了身，凭什么？

穷尽思索，父亲没有找到答案。愤怒，不能发泄；失望，不见尽头。思想的重轭紧紧卡在脖子上，每分每秒都是锥心的苦难。一个可怜的不得解救的灵魂，他经常咬紧嘴唇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使劲眨着发红眼睛，拼命把眼泪眨回去。他不大同我们讲他心里想什么，我们知道，揣着的还是那个百思不解的问题：这一切到底为的是什么？

那天，我去白象街黑房间看望父亲，他一脸沉重，沉重里饱含着痛楚。我以为他在生病，他却冲动地对我说：“家贞，我要做坏人！”

我要做坏人？

我张口结舌，不相信此话出自父亲之口。

父亲的话，语重千钧，石破天惊。对于我和所有了解他的人，简直是晴天霹雳山崩地裂，是世界末日来临。假如上帝对他的子民们宣称：我要做撒旦，令人惊吓的程度也不过如此。不同的是，前者千真万确，人想要变成鬼——怎样的一出悲剧；后者，上帝想要做撒旦——吃饱了饭扯蛋，是不可能发生的假设。

假如上帝听到齐尊周这句话，他也一定会为他洒泪。上帝啊，你说是不是？

父亲现在没有立足的基石，没有前行的目标，没有为之生存的明日。他，一个无足轻重的失败者，他，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从灵魂的厮杀中痛苦不堪地走出来大叫，我要做坏人——他不得不找出路。

狂烈的内心风暴足以摧毁父亲自身的一切，出路在哪里？他，无法否定对抗那些制造不公的人们，那些人太强大，父亲只能把举起的刀对准自己，向自己下手，只有自己最好欺；他只能否定做好人，做了好人才没有好下场！

那麽，做坏人呢？坏人管好人，坏人坐天下，做坏人最容易！

否定自己，就是变卖自己，彻底否定，就是彻底变卖。只有这样，他才能有借口活下去。

这个“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君子，今天，竟然宣布要做坏人！除了他个人经受的万箭穿心钝刀子割肉的疼痛，和难言的委屈哀伤愤怒之外，我们只能说，这个世界疯了，这个社会颠倒了，这个人间靡烂了，所有的人都变成乌龟王八旦了。

听了我要做坏人这句话，我这个脾气急躁不善思考的女儿竟然没有生气，没有生气是因为我太了解父亲的过去，太清楚他的为人，太明白他今生今世所受的奇耻大辱 ——父亲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我能看到他说这句话时，内心在撕裂，五脏六腑在出血，鲜血从眼耳鼻喉喷涌而出！

我要做坏人，多么伟大的结论！

且不说什么叫坏人，且不说父亲有没有天份做坏人，且不说他懂不懂怎样做坏人，即使他创造奇迹真的做成了公认的坏人，全世界的坏人，我这个女儿也决不认为他是坏人，就像镜子摔碎了，你不得不承认它仍然是镜子。齐尊周永远是我亲爱的父亲，就是做鬼，他绝对做的是个好鬼。

我这才理解了，为什么眼见为实的父亲与我深为了解的父亲开始错位，有时错位甚至很大。

想一想，一个人把内心的屈辱悲愤用强力压迫了三十几年，三十几年后才爆炸出一句“我要做坏人”的呼号。它匪夷所思？它不近情理？否！我们还能要求这个人什么？

他报国无门，他有泪如倾。

剩下的就只能为家，为五个妈咪放心不下，他深感负罪的儿女。

父亲自己其实已经死去，活着，只是为了他的五个孩子，为他们寻求补偿，这是他活下去的起点和归宿。

女儿结婚，他只借到六元钱送礼，他当然想送六百六千甚至六万元，只要有人肯借，来世变猪牛清还他都心甘情愿。现在，小儿子也要结婚了，父亲正发愁没钱送礼。

机会来了，这个过去不认钱只认理的男人，这个视钱财如粪土并为此与儿女们争得面红耳赤的父亲，现在见钱眼开，他相信，今生终于可以为穷困的儿女们挣一笔大钱了。

一个年轻女人李莉萍出现在父亲面前，她比父亲小三十五岁，比我还小五六岁。这个女人说她爱他，不嫌六十九岁的他老，不嫌他穷得不名一文，不嫌他东搬西迁没有自己的住处，不嫌他老反革命尚未平反——她都爱他，爱他不讲价钱。岂止如此，她还要在经济上帮助他，使他富起来，使他的儿女们也富起来。而且，法院里她也有关系，一个姓相的朋友保证帮忙，父亲的平反申诉包在她身上。

父亲一定是觉得自己想做坏人，就可以是个坏人了。他尝够了做好人的苦难，做坏人应当是很容易很快乐的。坏人享受充份的自由，不必思前想后顾虑重重，他不受任何道德伦理的约束，想干啥就可以干啥。何况，李莉萍这样的好女人，她带来的好运哪里去找，简直是老天开眼送厚礼来了。

值得提醒的是，坐过牢的人，生命中一切宝贵的东西都剥夺殆尽，只剩下感情，经过千波万折的感情，都已变得十分虚弱，像“自然灾害”的水肿病人，个个是只饿老虎，只要以为是肉（其实是泥是屎），不加辨别，赶紧一口吞下肚里。

李莉萍对父亲说，她有个朋友做大生意，如果投资，一周后还百分之五十的利息，也就是说投一千元进去，七天后变成一千五。她本人已投资数次，那人都遵守诺言，很讲义气。父亲大喜，手上无钱，他找阿弟借。阿弟与王瑛正筹备婚事，存有数百元，父亲第一次开口向儿子借钱，阿弟哪有拒绝的道理。况且，钱一星期就回来，除了妈还有儿，结婚费用就能宽裕一些了，何乐而不为。

这笔钱，一个星期后没有回来，一个月后没有回来，一年后还是没有回来，不但没回来，更多的钱给塞了进去。每次李莉萍都有合情合理的原因无法还钱，每次都有合情合理的原因让父亲再设法弄给她钱。那人被抓了，要用钱赎出来；带回来的钱数量过大不安全，要花路费派人去广州一起拿钱。李交给父亲一把钥匙，“那人回来，马上用它开保险柜还钱，连本带利”。要钱赎人要钱买票……要钱要钱，为了讨回本钱，又塞进更多的钱。希望不绝如缕，我们全家都帮父亲跑，都卷了进去。仅阿弟一人，除了为结婚酬备的五百元外，还向友人和王瑛的父母借，取了七个存款折，共一千七百块。

到后来，为了帮助极其沮丧的父亲，我借出一百元，兴国二百二十，还有一部安邦花二百五十元买给父亲听英文的日产收录机，父亲自己八一年一月份的伙食费四十元以及一些现在已经记不起的金戈戈——钱，全被李莉萍“借”了去。

看来，做坏人并不容易。为了做坏人，父亲拖得身心俱疲，内心悔恨不已，阿弟被拖得形容枯槁，为躲债不敢见人。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已感到李莉萍有问题，但她拍胸脯起誓“象齐尊周这样的好人，如果连他都骗，欠了债不还，我非遭雷打火烧、死无葬身之地不可”，善良的蠢人们又半信半疑了。

一年后，忍无可忍的阿弟扬言要收拾她。带了一帮兄弟到江北李莉萍上班的银行附近，在不还钱就下零件（耳朵鼻子等器官）的威胁下，一千七百元债收回了家，没有儿只有妈，已是上上大吉。

李莉萍没有遭雷打火烧，没有死无葬身之地，而是骗了许多人的钱，加上卷走的几万元银行巨款，带着女儿逃之夭夭，改名换姓在福建嫁人，安家乐业三年，被公安局逮捕归案。
上门人不是抱着钱来我家还本金加巨息的李莉萍，而是公安人员要父亲交代问题。

认识李莉萍不久，父亲让我同李打交道。他说：“免得她叫我装这装那的。” 接力棒交到我手上，我介入的时间最早最长，也写了一份“关于父亲和李莉萍”的材料。

我对父亲弄得全家跟在他屁股后面当“坏人”深表不满，但我永远是他最最忠实的辩护士。与其说这是一份交待材料，不如说它是一份控诉信，人怎样变成鬼。

父亲为李莉萍扮演过一个银行行长的角色，只需要他对一个陌生人说“同意贷款”就行了。李莉萍说，如果帮成这个忙，她就可以得到一个承包工程，就有钱连本带利还父亲的债了。至于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已经心急如焚的父亲，根本不想过问，只要有钱还，别说扮银行行长，就是扮邓小平他都干──如果邓小平长得像父亲那麽帅那麽高的话。六十九岁还仪表堂堂，一米八高身材修长，满头银发和诚实的笑脸，坐在那里点点头讲了“同意贷款”四个字，父亲便成功地串演了一次骗人的勾当。可钱，还是没有讨回来，差一点被公安局作为李莉萍的同案犯处理。

这位解放前在一片贪污腐化污泥浊水中廉洁奉公保持一身干净的齐尊周，这位在西南铁路局大会上公开反驳刘军代表，“你说的不是事实，我就一分钱没有贪污过” 的齐尊周，竟与被通缉的大诈骗犯李莉萍挂上了钩，满身粪臭，波及全家。我不解地问父亲这是为什么，他说：“平反无期，前途悲观，十分孤独。”

我知道，为了为他受害的五个子女，父亲立下做坏人的雄心大志，这只是他做坏人计划的一部分。

结果，坏人没做成，反而带了个坏人到家里，全家都成了坏人的受害人，钱没找到一分，不是“偷鸡不着蚀把米”，而是偷鸡不着赊了一千只鸡。

这样的人够资格当坏人吗？

父亲啊，你要想当坏人，这哪能由你？就像有的人当好人不容易，当好人当好人说了千万遍，还是个坏人胚子；当坏人也不容易，你没本事当坏人，当坏人当坏人说了万千遍，还是个好人胚子。坏人好，好不到哪里去，好人坏，坏不到哪里去，本性天定。

我要做坏人。

你想得美！做坏人就像做生意，没有本钱就别做，知难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