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因为钓鱼岛海域一个小小的船舰擦撞事件酿成重大外交风波，日本方面是想不到，中国方面则是失控。香港明报访问了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根据他的委婉的说法，实际上就是说，这是中国外交的失败。
他认为，中、日因钓鱼台撞船事件引发紧张关系，中国固然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手段利弊互见。他没有说“胜利”在哪里，却指出其中的弊端：
一是过去四年经营的中日关系毁于一旦；二是周边国家或地区，都会快速升起对中国的防范意识。他引用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说法：“如果你有5个邻国，无论如何，要和其中3个保持『过得去』的关系。”时殷弘说，一般外交上，必须尽可能保持周边多数国家在友好状态，但钓鱼台事件之后，几乎让绝大多数邻国对中国忌惮不已。
这次中国使出“稀土大战”的杀手锏，但不为时殷弘所认同，他说：“杀手锏，是要拚命时才用的，要用在大事、不能用在小事上。”况且，杀手?只能用一次，以后就没有用了。
然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不会认同这一点，因为他们沿用毛泽东65年前说过，又被中国领导人反复说过的“寸土必争”原则，那么与日本争夺钓鱼岛怎么是“小事” 呢？当然，到现在还以为共产党是“寸土必争”，其实是共产党愚民政策下的可怜虫，因为共产党从一成立，就出卖了现在是蒙古国的外蒙古，即使建国后，出卖给俄罗斯、印度、缅甸、越南、北朝鲜等国的领土又不知多少？问题是相信共产党民族主义宣传的民众，现在以共产党教导出来的民族主义，迫使无能的中国政府走入外交的牛角尖，也就是自我孤立。
当然，这些强大的力量并非全是愚民，其中包括妄图“枪指挥党”而扩展自己势力的军人，还有明知故犯、唯恐天下不乱的民众。中国政府就在这种情势下而陷于外交路线的失控。
就以稀土大战来说，在“禁运”以后，虽然总理温家宝想拉回，已经来不及了。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前外交学院院长、前驻法大使吴建民敢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呼吁爱国必须理性，并且批评“抵制日货”的做法，禁运与抵制不也是一回事吗？看来，只有失去权力后才能保持理性，权力在握，都会冲昏头脑，看外交部那些官员的做法，包括总理温家宝不就是这样吗？而被中共统战的境外媒体，更是爱国不甘落后而大喊大叫，例如“中国施压奏效”、“中国稀土牌初战告捷”、“日本满脸豆花”等等，把中国政府送到烤鸭架上哄（烘）得哭笑不得。
然而中国政府就是不会吸取教训，或者是，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不容许吸取教训，而是非得“宁左勿右”不可，所以在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时，继续上演愚蠢的爱国戏码，例如向挪威政府施压、停止交流活动等等。
结果，连“阶段性”的“胜利”都没有。
即使取得阶段性的胜利，却是整个战略上的失败，这个“胜利”有什么用？中国共产党的权谋大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阐述了战略与战役、战术的关系，其中的“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就可以形容这场外交失败。这个失败，又岂止只是葬送改善了4年的中日关系？而是毁了文革结束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策略。从美国立即就稀土问题制定应对策略，从中国周边国家再度重温“世界革命”的梦魇，从美国人与日本人认定中国是不友好的国家，中国的外交失败，损失的恐怕是“改革开放”后30年的阴谋诡计。
当然，钓鱼台冲突不是偶然的。从1989年六四屠杀，1990年代中期开始对台湾的文攻武吓，就显示共产党的嗜血本性没有变；中国所谓“崛起”后的暴发户嘴脸都是。去年年底哥本哈根会议上温家宝的表现，今年7月在河内召开的东协会议上外交部长杨洁篪的表现，都说明了共产党的暴力基因，没有因为经济实力的壮大而变得文明，没有因为举办奥运而与世界接轨。
今年9月初，身为联合国副秘书长的中国外交官沙祖康在发酒疯时，对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大吼：“我知道你从来就不喜欢我，秘书长先生 ─ 哈，我也从来没喜欢过你。”这叫做“酒后吐真言”，再道歉都改不了中国“强大”后的霸权本质。这个表面上的个案，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集团与世界文明格格不入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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