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在美国和英国同时发行。
《金融时报》前驻华记者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结束约20年的驻华记者生涯时，像不少西方同行一样，为这段职业经历和人生旅程划了一个有份量的句号：出一本中国主题的书。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西方记者和学者所著的中国题材的书籍已经不计其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在过去三十年里的巨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的演变，方方面面，都有不同角度、不同风格的论述。
但是，对于“党领导一切，一切的核心是党”这个中国的现实，却较少有人深入探讨。而“党”在中国巨变故事中扮演的角色，其实是解答很多外界看来费解问题的关键。
马利德希望填补这个空白。
他在《党：中共统治者的神秘世界》（The Party：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一书中，介绍了党和政府的关系、党和企业的关系、党和人事部门的关系（中组部）、党和枪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腐败问题、党和历史、共产党和资本主义的关系。
跟随作者的叙述和有关人士的精辟评语，中国社会和体制的各种大大小小的自相矛盾之处在读者眼前昭然若揭。
作者引述一个深谙中国国情者说，“党就像上帝，看不见摸不着，但它无处不在。”
填补空白
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教授丁学良说，党领导一切，中国人对此不会觉得奇怪，但对马利德和许多研读中国的西方人来说，发现这一点会感到震惊。因为改革开放30多年，外界越来越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正常的”、书本定义中的市场经济，而深入到国际化表象背后的现实真相时，他们自然感到吃惊。
丁学良说，马利德曾经对一个问题难以理解，反复提及，那就是他采访中接触到的中国公司的负责人，“居然都是中组部任命的”。
丁学良说，不要说西方人，就连80年代早期留洋，10多年后回国“参与”的海归们，因为淡忘了“党核心”这个现实，或者受国家和党与时俱进的表象影响，也会在“重新发现”中国的改革、国际化、现代化等等，一切的核心依然是党的时候感到震惊。
而这是不应该忘记的。
马利德在书中写道，纽约和伦敦的上市公司老总能否成功签约入股某国际大公司直接影响到他在党内和政府内的仕途；在海外上市的中国国有银行掌握实权的是党委，但党委在招股书里如何体现却难倒很多银行家；共产主义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可以说了算，对国有银行的高管来说，共产主义理念的最好的实践是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也许，“党核心”正是很多令人挠头或者难解问题的关键所在。
在中国，现在有很多人出于各种跟意识形态和信仰无关的动机申请入党。也有很多人不假思索地接受党领导一切的现实，并因此抱怨既然党领导一切，那么党就应该 解决所有的问题。在西方，很多人关心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还能持续多久，也有人发问，为什么在它治下发生了那么多造成无数惨剧的政治运动之后，在它把中国带入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之后，它还把自己称为共产党？
中国的市场经济加一党专政模式，体制自身充满了自相矛盾之处，比如市场规律和党对企业的控制之间的矛盾；有些较深奥，比如反腐的悖论，即共产党为了稳固政权就必须反腐，而它的政权基础则是一个使腐败难以避免的体制。
但是，就像书中人物的言行所示，理论上的矛盾很好解决，现实中的矛盾则正在不断显露。
持久、灵活、善变、务实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凤凰涅磐”、“在腐朽中再生”吗？这个问题现在谁都没有答案。
“有趣的角度”
丁学良教授说，马利德是个学者型的记者，更愿意跟采访对象探讨，而不是寻求简捷、响亮、夺目的引语。
《党》书中的不少问题，他和马利德都探讨过。虽然马利德没有向他描述过发现“党核心”后强烈的心理感受，但他认为这种震撼可能就是促成马利德决定写这本书的起始原因。
“我不能说他选择的角度是最佳角度，但我认为它非常有意思，因为它是四条一般不宜相交的线交汇的结果，”丁学良说。
这四个因素分别是：马利德既非华裔也未娶华人姑娘为妻、对中国的体制没有身处其中的实践体验、他的本职是报道财经消息，以及他本人的认真态度和学者型工作风格。
丁学良认为，这四个因素放在一起，使得他的《党》在英语世界有非常广泛的读者群，在帮助西方人理解中国事务时更加有效。
不光是不了解中国的西方人，那些已经在中国有一定生活工作体验的“老外”，以及在海外多年的华人，也可以从中受益匪浅。
“因为它点中了一些穴位，”他说。
马利德从1990起在台湾、东京、香港工作、生活，期间为澳大利亚报纸《澳大利亚人》开设了北京记者站，2000年在上海加盟英国《金融时报》，2005-2009年担任该报驻北京记者站站长，现在定居伦敦任《金融时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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