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商报的新闻中,我见识到了一位大概是这些年来最倒霉的流氓。
某长途车票务员赵某于夜间猥亵一位年轻的女乘客,该女孩敢怒不敢言,当车上一乘客善意提醒受害者时,被票务员恶语相向,甚至威胁。不想与这名乘客同行的另38人都是同一单位的,于是39人集体训斥票务员的流氓行径,这个赵某立刻就萎了下来,最后被交送派出所。
这个故事让人扬眉吐气,感到正义得到伸张的结局。但又引人深思,如果那39个人不是同一个单位的,故事又会怎样发展?
那个小流氓显然不是有三头六臂神功盖世,原先他也知道这个车上有很多乘客,里面肯定也有不少年轻力壮的,可他为什么还是敢如此嚣张?
因为他以为这些人都是陌生人。
只要是陌生人,大家即使路见不平,也往往会等着别人挺身而出,即使有一两个人挺身而出,别人也不会帮他,大家都在等警察,等英雄,而不会去自己承担些什么。
这种现象在我们生活中屡见不鲜,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每年春节要做很慢的火车回家过年,那时候火车上小偷甚至名目仗胆的强盗都非常多,据说只要三四个强盗,两个人把住一节车厢头尾,即使这节车厢有50个年轻小伙子,一个人拿刀从头走到尾,每个人都会乖乖的交钱。可是只要是一群大学生结伴回家,小偷强盗大多不会打扰,因为他们都是同学。
为什么陌生人和熟人差别就这么大呢?
因为熟人之间,有信任。
只有极少数的人可以做“孤胆英雄”,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种信任是勇气的源泉。因为你对你的同伴乃至同胞有信任,以你对他们的了解,你知道他们的是非爱憎,你知道当你挺身而出的时候,你的身后还有支援的力量,还会有人为你挺身而出。这些人不会冷眼旁观,当你为正义流血的时候,以你的案例来教训自己的孩子 “看看!出头的椽子先烂”。
这就是信任的力量。
建立信任的途径有很多,在一个单位里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自然会有一种彼此信任;在一个学校里同学们朝夕相处,也会培养出信任。那这个社会上的公民,如果不在一个学校上学,不在一个单位工作,是不是就不能培养出信任呢?
这就涉及到哈贝马斯所提倡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活跃的民间公民组织,比如各种读书会,俱乐部是一种公共空间;可以侃大山的咖啡馆、沙龙是一种公共空间;互联网上的各种论坛,讨论区也是一种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可以打破日常家庭和机构的局限,接触到更广泛的社会。我们可以接触到很多和自己有兴趣、爱好乃至价值观共识的人,你会感受到自己并不是孤立的。当这个社会有更多的人,感觉自己不是孤立的,有的人会支持你,他们注视着你,站在你的身边,就会有更多的人会为了做正确的事挺身而出。
而作为反例,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会痛感社会道义沦丧?就是因为信任被瓦解。所有被极权体制操纵的社会,某种邪恶的力量可以肆无忌惮的耍流氓,就像文化大革命,就算有1000个“四人帮”,比起几亿人民来说,他们占多少比例呢?他们都是三头六臂么?为什么就可以把整个国家折腾得一塌糊涂。这和假如不是遇上了39个熟人,一个小流氓的淫威,就可以震住整车的乘客,内在的道理完全是一样的。
一个邪恶横行无忌,正义不得伸张的社会,必然是社会被原子化的社会,甚至提倡检举揭发,鼓励“大义灭亲”。每一个公民个人即使肢体健全,也感觉自己在精神上孤立无援,即使朝夕相处的人都没有可以信任的对象。那样的社会人民是一盘散沙,邪恶的力量却团结高效。
这个长途车上发生的故事,我想以后可以编成话剧甚至电影,39个熟人仅是靠正义的威慑就制止了一起流氓犯罪,它所揭示的道理,在我看来像是一则关于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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