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一个真实的季羡林吗？

毋庸讳言，季羡林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存在，是主流意识形态强力塑造的结果。

追根溯源，他并非一个被选择的角色，他对红色政权由衷的认可，是其成为种子选手的前提。长达半个世纪的共生关系，最后达到水乳交融。他的被认可，既是需要，也是被需要。他似乎乐得被需要，只要这种需要不损害自己的性情即可，他更看重的是自己作为学术领导者的角色。在晚年，对社会影响力的看重，促使他进行了人生的攀高运动。

尽管偶有失态之举，但大体上，他还是一个本分的人，他的本性遏制了造神运动。但他已经被供奉于文化神台，他在晚年的一系列独尊中国文化的议论与构想，被适时地作为中国崛起、中国终结世界的有力支撑。他对“和谐”以及“天人合一”的呼吁，被作为呼应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的同构。在被同构之后，他的本义模糊而遥远，成为空洞乏味的宣教之和声。

这种悲哀是莫可名状的，他应该知道，但他似乎更乐于发声，并甘于做社会矫正师。

被礼遇到最后，他们都愿意做宏观规划师，以一己之力，从学术而社会，最终覆盖整个社会领域。这或许是某种生物本能，让自己思维的基因无限度地繁殖。钱学森如此，季羡林亦如此。他们成为社会良知的寄存物，既担当政府赋予的文化兴盛重任，荣升为国家吉瑞符号，又充任民众的精神延安宝塔，有抚慰其心灵之用。

“文化老人”，在中国是一种特殊的加冕礼。被分封的荣耀，足以令人折腰。该项册封很早就开始，有人在中年便被选中。但这种过早的钦定，是有风险的。有些人感觉自己已经步入神翕后，不由露出文化流氓的底色。谁能在最后胜出成为国之所尊，除了自身的学问、公众形象以及持久的政治正确外，还得长寿——你得比别人活得长，才有做文化寿星的资格。

这场漫长的马拉松比赛下来，一个人很难不成为神。

他们往往成为抽象品质的集大成者，被人敬仰。熟悉内情的，缄默；写传记的，阉割。默契而自觉，大家要维护这个来之不易的神话。

与此同时，一定有另一些声音流传。

在季羡林先生声望达到顶峰之际，对其进行的人生价值评估已经开始。大师还是凡人，舆论各执一端，尽管作者生前力辞“国学大师”等桂冠，在集体无意识力量的关照下，诸多媒介争先恐后将他定位为文化大师。

在有意无意省略掉人生历程后，季羡林的学问与人格凸显在大众面前，一个伟大传奇流布天下。传记作者匍匐于季羡林文字的言说前面，写出了厚而无味的历史。这当然不能全然怪罪于作者，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情境下，名人的历史隶属于国家意识形态的管制范畴，论定以及如何论定，都有定规。即使政府放手，家属往往更为苛刻。

神像既立，是断然不许推倒的。他们要让读者从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经历里获得正确的知识。至于传主的真实面貌如何，倒在其次了。活人与死人的纠缠，催生了一大批伪传记。在作者和传主方完成勾兑之后，读者沦为最大的受害者。

季羡林本来也不例外。但他的儿子猛然击碎了这个领域的潜规则。

就是新星出版社推出的这本《我和父亲季羡林》。季承在父亲逝世一周年前夕，抛出了这本斟酌多日的回忆录。他以“盖棺论定”自许，为我们勾勒出一副享有盛名的学者的人生略图。在本书里季羡林可以说是一个人生的失败者，一个有国无家的浪人，一个孤独、寂寞、吝啬、无情的文人。早年的心结——寄居叔父家、无爱的婚姻、母亲早逝，塑造了他压抑、封闭、孤傲的性格，他的意气用事毁了自己一家，又使他身陷一个女人设计的阴谋泥沼而难以自拨。

本书彻底颠覆了被社会塑造的“大师”的完美形象，还原了一幕幕诗意后面的血泪。外界猜测不休的父子恩怨也有了新的注释：季羡林竟然因忌恨儿子孝敬母亲而心生醋意。

在我看来，这本书真实得近乎残忍。它似乎悖离了“子为父隐”的儒家传统，但作者残忍的笔触实则包含着一颗挚爱之心，他希望还原一个真实的人的形象：人所具有的，他皆有之；不比别人少，也不比别人多。他也希望读者能够接受一个有缺陷的季羡林。能看到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丰满的大师，当是读者的福祉。

季羡林一生的性格悲剧在此找到了真正的谜底。

一个缺少父爱的儿子眼里没有伟大的父亲，但这并不是一本被怨气左右的愤懑之作，作者既写出了父亲和家庭的隔膜与冲突，也表达了自己对父亲真正的理解。一个有缺陷的父亲才是“我的”父亲，作者试图抓住这令人心酸的经验。笔调平实，无虚言伪饰，素雅沉静的封面装帧暗合了作者的心境。

但似乎有很多人不喜欢接受这样一个大师。

已经有人断喝，季承别有用心，他为谋私利而打碎父亲这尊瓷像。匿名评论家厉鬼称，季承写了一本“无情之书”，他只从儿子的角度出发，给出了一个无情者父亲的素描，但没有看到季羡林对社会和学术的大爱。厉鬼不认可季羡林是一个人生失败者的结论，他以为季羡林是一个忍者和智者，一个真正的道德君子，抑制自己欲望而升华为绵绵不绝造福人类的力量。

与那些痛骂季承“不孝”的读者不同，厉鬼给季承这本书下了一个新鲜的判决：书虽真实，写出了人性的缺陷以及生活的残酷，但我们不需要这样的真实——吃萝卜的人，要吃洗干净和去皮后的，没有谁要吃连皮带泥的真萝卜。他不讳言对这枚原教旨真萝卜的厌恶，他放言，季羡林最大的失败，在于有了季承这样一个儿子！

《我和父亲季羡林》不是一本让人愉悦的书，但这本坦白之书一定有其存在的价值。怎样写光耀千秋的父辈？它把一个真问题摆到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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