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为体，众人为群。社会学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是由若干个社会群体组合起来的。在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各阶层中，哪一个群体是最大的犯罪群体？问出这么一个夺人眼球但绝非哗众取宠的问题，源自笔者最近读到的几组数据。
其一，法学教授陈忠林根据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计算出：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 /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 /100。这个结果显示，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率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1倍；职在惩治犯罪的司法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
其二，根据2005年3月“两会”上的“两高报告”，在2004年，普通民众犯罪率的增幅为9.5%，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增幅为17.8%，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侵犯公民权利而导致犯罪的增幅为13.3%。
前者是群体犯罪率的统计比较，后者是犯罪率的增幅统计，显示国家工作人员与司法人员两个群体不仅犯罪率高，以倍数远高于普通民众犯罪率；并且增幅迅猛，分别高出普通民众群体8.3个百分点和3.8个百分点。两组数据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国家工作人员与司法人员，不仅是现阶段高发性犯罪群体，亦是未来具有确定性的最危险、最需要防范的犯罪群体。
遗憾的是，遍查近几年“两高”通报数据，找不到这两个犯罪群体侵呑国家财产的具体数目的统计，找到的却是另一组令人瞠目结舌、不可思议的数据。这个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各级法院对官员职务犯罪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已经从2001年的51.38％递增至2005年的66.48％；尤其是渎职侵权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从2001年的52.6％递增到了2005年的82.83％。
也就是说，一方面国家工作人员与司法人员两个群体犯罪率在逐年增多、增幅逐年扩大，另一方面，法律对这两个犯罪群体的惩治力度实际上却越来越弱，因犯罪受到法律制裁的人越来越少、处罚越来越轻；前者四年中递减了15个百分点，后者大幅递减了近30个百分点。
如此巨大的反差，既背逆法治精神也背逆公平正义。极具讽刺意味的还有，这些年来也正是当政者“反腐败”调子越唱越响、越唱越高的几年。门面上，反腐倡廉、惩治腐败几乎当作了“国策”与“党策”。国家统计局数次发布所谓“民意调查资料”均说，近年来群众对反腐败工作成效的满意度平稳上升，国际社会也对中国反腐败工作给予积极评价。主流媒体更是不厌其烦宣称：“十六大后反腐败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反腐败斗争的确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无奈事实的演变，并没有给当政者一丝一毫的脸面，失去约束与监督的权力，就象一个精神亢奋、欲望强烈的嫖客，将各种反腐口号、文件宣传的遮羞布撕得粉碎。腐败现象不仅呈大面积、全方位扩散趋势，且涉贪人数之众、犯罪层级之高、贪污数额之巨，以及窝案之深、牵连之广、手段之劣等等，年年都在“创纪录”。
仅以普通百姓能看到的公开信息为例，1月4日人民网披露的一组数据表明：2009年全国纪检机关查处违纪人员2421人，涉及违纪资金3.82亿元；有27343名领导干部主动上交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共计1.99亿元。 27343名领导干部，上交1。99亿元。粗略估算：平均每人上交7000千多元；2421名违纪人员，平均每人“违纪”15万元以上。
1月7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的新闻通气会上，公布了去年已有17名副部级以上高官落马，再创历年副部以上高官犯罪新记录。
具有“反腐律师”之称的王荣利先生，继发布长达50万言《中国反腐败报告》后，最近又发布了他依据官方媒体公开报导撰写的《2009年中国企业家犯罪报告》。报告列举了2009年近百例涉嫌刑事犯罪，或与刑事犯罪有关企业家相关资料，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余人，共贪污、受贿9亿3000多万元，人均贪污、受贿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近13亿元，人均挪用公款1亿4376万元。涉案人数与金额，无不令人触目惊心。
而这些涉案的国企企业家，绝大多数均为政府任命的处、厅以上中高层领导干部，大都拥有全国及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头衔。其中，官至副部级以上的有曾任中央候补委员的陈同海、曾任中纪委委员的康日新、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张春江。除原中移动副总经理的张春江案件仍在审理外，原中石化总经理陈同海受贿1.9 亿余元，并与盟友原山东省委副书记杜世成共用情妇李微，日均挥霍公款达4万元。而原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仅从他家的别墅三楼上就搜出7000万欧元现金，相当于7亿多元人民币。
去年重庆市举办了宣传该市打黑成果的展览，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是用收缴来的2000万现金堆出来的一座“金山”，如果按照人民币与欧元币值换算，重庆市得抓35个黑老大，才赶得上一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手笔”。老实不客气地讲，我国国民几十年千辛万苦所创造的国民财富，早已沦为了一场供权力角逐掠夺的饕餮盛宴，宴席主角和成员便是披着“公务员”外衣的宠大官僚群体。
我们无从知道国家工作人员、公检法、国企官员以及军队贪腐的所有数据，实质上也无须知道便足以观察到腐败现象已至临界点了。中国式腐败愈演愈烈、中国式反腐败愈反愈腐的结果，也足以印证“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尴尬结果的原因。而这种结果一而再、再而三地让对反腐败抱有期待的民众失望，最终也将使得“反腐败” 连同提出反腐败主张的执政者们，统统沦为滑稽的字眼和历史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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