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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泪:第十四章 荒村牛鬼, 1970-73(1)

 2009-10-07 22:46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在牛棚羁押了两年之后,1970年5月1日下午,我终于拿到一张从乌江到孙堡的长途汽车票,前往另一个村子,和家人一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突然之间,我获得了自由,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自由。在解除"群众专政"的同时,也解除了临时工合同。我没有任何身份证,成了不折不扣的"非人"。为了捍卫言论自由,我赢得了挨饿的自由。下车的地方离高庄不远,我在公路上碰上怡楷,她正从大队小学领着一村回家。路上她问我是以什么身份下来的,我只能笑着说:"荒村牛鬼,老婆要养活的第四个家属。"

两年来全家人第一次大团圆。家人落难,我问心有愧。但看到三个孩子相当健康快乐,我也感到宽慰。一丁晒黑了,和村里别的小青年一样。一毛瘦一些,不过面有血色。一村笑声不断。但是我们今后怎么办呢?一家五口靠怡楷每月五十七元工资过活。我再次成为她的负担,心里很难过。却说,我没有被遣送回乡只身流亡,如今一家人同甘共苦,她感到心满意足。她还不到四十岁,已经早生华发,而且经常腰痛。她从无怨言,认为天意莫测,祸福都可坦然面对,我们的日子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村民们,官称"光荣的人民公社社员",把我看作一个怪物。美国留学生、首都的大学教授,如今靠奶们子才有碗饭吃!他们认为,要么我是无可救药,就像附近麻疯院里那些病人;要么是上面掌权的人神经错乱,就像本村那个孬子。老螃蟹听说我是不带工资下放,大失所望。他说:"老巫,我在经济上帮不了你的忙,但在政治上能帮忙。"我一听就明白他话里有话:你在经济上不给我点好处,我可就要让你在政治上吃苦头。看来我怎么也跳不出"群众专政"的罗网。我也成了"不给出路"的典型。因为我不是"光荣的人民公社社员",我没资格和社员们一起劳动,到年终分享他们的劳动果实。一个自由的牛鬼,可是没有在任何一个牧场吃草的自由!

一到高庄,我就听到社员抱怨,记录他们每天劳动报酬的工分表搞得乱七八糟。每个成年男女,劳动一天记十分工。生产队没有记工员,队长每天抓一个上过一、二年小学的小青年来记工,记多记少队长说了算。可是,大多数社员不识字,不知道一天辛苦下来自己到底记了几分工。社员们认为我可以当一个信得过的大公无私的记工员。老螃蟹"顺应民情",让我每天收工前去记工。于是我又当上了生产队的"临时工",我的报酬是每次一分工,约值人民币三、四分钱。年成好的话,一年下来我或许能挣十块钱。每天傍晚,我手持工分表,前往当天上工的田头。老螃蟹口授每个社员应得的工分,如果他认为某个小青年工作疲蹋或是和他顶嘴,就扣工分,结果就会发生争吵。他一向给自己记十分工,不管他干了或者没干什么。上工时,他常到田头分配任务,然后人就不见了。到该收工的时候,他从外面回来,经过我家,醉醺醺地喊一声:
"老巫,记工去!"
"李队长,你哪儿去啦?"我在路上问他。 "哦,在孙堡饭馆子里和冯胖子,还有别的干部喝酒吃饭。要跟他们办事,就得搞好关系,这你还不懂吗?"他总这样回答我。

等我在田埂或小道上找到一小块平地坐下,我就会问他:"李队长,你记几分工?"
"十分,还用问吗!"
"你的工种呢?"
"外交,还用问吗!" 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此人真不愧为名副其实的老螃蟹。他目不识丁,粗野无赖,却毫无顾忌地滥用文字为自己效劳。他是绝对地毫无顾忌,因为作为生产队独一无二的共产党员,他拥有绝对的权力。有时侯,个别小青年冒失地质问,他有时啥也不干,或者花生产队的钱大吃大喝,还要记全工,这样做是否公平?他就会用他经典的论证把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家伙镇得哑口无言:"党给了我一切。解放前我家是五辈老贫农,今天翻了身,我不享福让谁享福呢?现在我是共产党员。我要让你明白,是党,是共产党,给了我吃足喝足的权利。明白吗,你这害红眼病的王八蛋?你放老实点,要不就给你套上《公安六条》!"他随身携带一份《公安六条》,早已弄得皱皱巴巴,像废纸一样了。

有时也分配给我一些别的零活,我就可多挣几个工分。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中,队长让我爬到村口孙家的瓦屋顶上用白漆刷"农业学大寨"五个斗大的字。在另一个政治运动中,大队宋书记下令,教我到他所在的大宋生产队,花一整天工夫,在那些较好的茅屋的土墼墙上,用白漆刷上鼓舞人心的大标语。除了学大寨之外,号召社员们"山山水水重安排,建立共产主义天堂",如此等等。英雄气概的标语好像没有给社员们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可能因为大多数人不认识这些字。我的报酬是在一个社员家里吃一顿米饭加煮白菜的免费午餐。白头发的老大爷感谢我用我的书法美化了他们各家的茅屋。他又指着贴在墙上一个显著位置的他孙子的成绩单。爷爷得意地说:"他才十岁,可比大队书记识的字还多。"我仔细一看,五门课中有三门的成绩是用红笔写的"不及格";可是,对老人家来说,红色当然永远意味着"双喜临门"。

我也奉命在晚间参加社员不定期的政治学习。我的任务是朗读党报社论等等文件,并作一些讲解。人人都参加,因为每人可记两分工。在地里辛苦一天之后,他们正好放松一下。小青年们互相逗闹取乐,年轻妇女有的给怀里的孩子喂奶,有的忙着纳鞋底。谁也不理会我读的是什么。有一天,小黑子说:"巫大伯,你多读一点。"我吃惊地问:"黑子,你要我读什么?"他说:"随你读什么。反正这些都不是为我们农民写的。我就是爱听你读,爱听你的调子。"听他这么说,我既高兴,又感到不安。难道我在不自觉地用我的声音破坏党的宣传吗?我会在下一轮政治运动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吗?尽管如此,我很高兴看到农民的头脑并不像党所设想的那么简单。

我们一家人进入下放生活的轨道,分工自然地随之而来。怡楷是全家的"衣食父母",整天忙于参加每一级的政治学习和政治性会议。生产队、大队、公社、区、县,这些五级会议往往是重复的,发的学习文件也是雷同的。"无事瞎忙,遍及全国上下的瘟疫,"怡楷说。我妹妹夫妇、怡楷的哥哥姐姐、扬州的堂弟妹、其他亲友,都在从事同样的无效劳动。身为"摘帽右派"和已解雇的临时工,又无其它身份,我"因祸得福",免于下放干部这种无谓的忙乱。我现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妇男",顶住本来属于家庭妇女的半边天。我当上了家庭厨师。厨房在一丁睡觉的堂屋里。他的小床靠后墙,煤球炉靠前墙,我在炉子上烧饭,水缸就在近旁。堂屋的一角有一个碗橱,是一丁用劈柴拼凑起来的。它立在两条腿上,因为小木匠材料用完了,只得用一叠土墼作第另两条腿。和一丁同室而眠的还有一只大公鸡和十来只小母鸡,牠们在堂屋的另一角一丁砌的鸡窝里过夜,面对大门,离一丁的床不过两三尺远。

除了为我们提供鸡蛋,这群小母鸡是孩子们的宠物,在家庭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给每只鸡取个名字:大黄、小黑、珍珠、雪白、等等。蛋生下来,一个孩子就用铅笔在每个上面写上日期,放在一个篮子里。邻居又教给我们怎样孵小鸡,一窝二十个。在等啊盼啊几个星期之后,看着一只只小鸡脱壳而出,孩子们真乐死了。

可惜,没过多久,孩子们天真无邪的欢乐就被破坏了。首先,篮子里的鸡蛋开始在夜间不翼而飞。怡楷和我大惑不解,一天决定守夜侦察一下,故意把鸡蛋放在一个大搪瓷盆里,盖上一个盘子。没等多久,我们就惊愕地看见一只大黄鼠狼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牠跑到搪瓷盆前,一点声音也没有,先用一只前腿把盖推掉,再用两只前腿抱住一个蛋,随即就一溜烟不见了。几分钟之后,牠又回来,重演那敏捷的行动。它抱着第二个蛋溜走时,我扔过去一只鞋。第二天早晨,我去找三老爹,说该死的黄鼠狼偷了我们的鸡蛋,请教他该怎么办。他听到我骂偷蛋的畜牲大为惊惶。"老巫,快别那么说!这是黄鼠大仙啊,大仙啊!你千万不能讲不敬的话。亵渎大仙会让你本人和全家倒霉。大仙赏光要你家的蛋,你应当感到荣幸啊!"我不忍心反驳这老实人,但这个荣幸我敬谢不敏。我们把鸡蛋锁在一个木盒子里。

两天以后,尖嘴猪来串门儿。他以知情人的口吻说:"巫大伯,你们丢了鸡蛋?也许我能帮你找回来,要是你给我两个大馒。"我怀疑他可能在骗我,但是两个馒头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是我跟着他走到三老爹屋后,看到一棵大树下面有一个大洞。我从洞口扒走一堆树叶和稻草。瞧吧!我们家的鸡蛋,每个上面都有铅笔写的日期,在洞里堆得整整齐齐!三老爹听说我侵犯了圣洁的大仙府邸,感到十分惊愕,同时也为我全家担忧。

我们的再教育从蛋又发展到鸡。每天傍晚,我们的鸡回家上窝,孩子们就站在边上,一只接一只点名清数,直到最后一只进来。有一天,他们发现少了三只鸡。孩子们想也许牠们误入了邻居家的鸡窝,就到他们家的窝里去找。可是一只鸡也没找到。我说:"黄鼠狼是偷鸡的 箧贼。我猜一定又是那该死的黄鼠狼干的。"三老爹又苦口婆心地警告我说:"老巫,上次你家少了蛋,我怎么跟你说的?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这会儿你又对大仙不敬了。我真为你担心,老巫!"这时候,老螃蟹刚好路过,我就把丢鸡的事跟他讲了,心想队长也许能帮忙。他说:"不可能丢的。你养的鸡太多,数不清了。再不就是你得罪大仙啦。"孩子们丢了几个朋友,很不开心地上床睡觉了。第二天,尖嘴猪又来串门儿了。"巫大伯,你家鸡丢了,真糟糕。我要是你,就不去找。"我马上就明白他知道内情。"哦,鸡哪儿去了?又在那个洞里?"他挤挤眼,摇摇头:"哦,不是那样。要是你真想知道"我说:"得,两个大馒。"他放低了声音,说得飞快:"这次是我姑爹老螃蟹干的。昨儿个下午,他跟猴子基文一块来我家。他对我爹和猴子讲:‘老李、老巫养鸡太多,搞资本主义。我们得想点办法。'后来他们三个一起去公房,我跟在后面。经过你家门口,我看见你在屋里看书。他们把公房的门敞开,你家的鸡就进去啄地上的稻粒子。随后他们就把门猛关上,捉了你家三只老母鸡。他们三个一人一只鸡揣在怀里,一手捂着鸡嘴,不让出声。晚上生产队全体干部在他家大吃大喝。"我问他:"还有谁在场?"他说:"还有我,没别人。我干了一条大腿,粉嫩的。不过他们不许我喝酒。"当晚,怡楷从外面开会回来,我悄悄地把故事讲给她听,她十分气愤。可是我们记得老螃蟹的绝对权威,决定还是不声张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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