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安徽大学的李怡楷。"我边说边向他伸出手去。"我下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我大孩子一丁。我把他弟弟和妹妹留在学校，以后去接他们。从现在起我在你的领导下生活和劳动。"
"我的妈啊，三个孩子吃口粮！生产队咋养得起？可你已经来了，我怎么也得让你住下。一个奶们子带这么些东西，有钱的城里人！都过来，大家动手，把她东西搬到公房去。老李，公房就是你的新家，等给你盖好房子再搬。"说着，他就领着我走进村子去看我的新家。这位队长身材短粗，眼有血色，走起路来横七竖八，真有点像只大得可怕的螃蟹。
公房是一间用土墼盖的小茅屋，屋顶上竖着一根斜塔似的烟筒。老螃蟹一脚踢开了门，我跟着迈进黑屋子。苍蝇蚊子扑面。一股尿、牛粪、发霉的粮食、和耗子屎的臭气扑鼻。老螃蟹点了一枝烟。我咳嗽起来。过了一会儿，我可以看出屋子里一半堆满了犁、耙、大掼桶、尿桶、耙子、种子、化肥。一座烧草的大灶占了屋子一角。队长指着这堆东西对我说："你得忘掉城里的舒服生活，跟它们在一起住下来。我喊两个小青年把这些农具堆在一边，再帮你把屋子搞干净。你给他们带香烟来了吧？"我说没有，他显得很失望。"带酒了吗？"他又失望了。
两个小青年，一个叫小黑子，一个叫小水子，要帮我把半间公房变成一座私宅。我很快就懂得村子里几乎人人都有个外号。小黑子得了这个名字，因为他生得比别的男孩都黑。小水子出世那年村子里闹过一次小水灾，他的姑表哥、队长的儿子，就叫大水子。他们两个都是体魄健壮的小青年。他们不抽烟，称呼我李大妈，一开口就脸红。他们马上就跟一丁交上了朋友，三人一起把农具、种子、化肥推到屋子的一边，清除了成堆的垃圾。只放得下学校减价卖给我的木架双人床。我们新婚时买的一对单人床，拆散了打成捆的，就靠在墙上。木箱、皮箱、纸箱也靠墙堆着。小书桌靠另一面墙放着，还有一条长凳、两张方凳，这是学校减价卖给我和三个孩子坐的。椅子是不许买的，工人师傅问道："贫农坐椅子吗？"等到半间公房收拾得差不多，老螃蟹闯进来了。"好得很嘛。你瞧，我们照顾你们下放干部。"他说。"你还需要什么？尽管开口，老李。你跟我都姓李。我俩是兄妹。"
"谢谢你啦，李队长，你很帮忙。我确实需要一点东西。我们离开安大以前，领导上说一到生产队保证‘四有'。有干净房子住，有大米白面吃，有干净水喝。所以我没带大米、面粉。我能跟你或者生产队借点儿米吗？"
"老李，你跟你哥讲笑话！新米还没收割，陈米早就吃光。我是借了米给我家奶们子和两个小子吃。明儿个你可以去西埠一趟，拿粮票到粮站买米。今儿个嘛，你只能克服啦。水嘛，这前塘的水尽你喝。小黑子，去给老李挑一担水来。"
说完站起来要走，他看到了两捆拆散的单人床，眼睛一亮。"这是什么？单人床！太好啦！老李，你用不了这么多床。借一张给你哥。我儿子大水子正需要这个。小水子，把床扛到我家去给你表哥睡。他一定爱睡的。你需要什么东西，直管跟我说。毛主席在中国有绝对权威。我李庭海在高庄有绝对权威。我是生产队的唯一的党员。我就是党。你和我可以合得来，李大妹子，只要我们两个互相了解，互相支持。"
太阳快落山了。我又累又渴，比饿还难受，但是我一定得找点东西喂我挨饿的儿子。我想起了我两天前买了配给的一斤绿豆。我翻纸箱找绿豆，一丁就动手升煤球炉子。炉子上热气腾腾的水壶不仅引来了邻居家的小孩们，连他们家的大人也拎着破篾壳暖瓶来灌开水了。邻居们都羡慕我。他们一年分到的稻草勉强够烧一天的三顿饭，开水就成了奢侈品！一丁和我喝完绿豆粥，又把所有排队的暖瓶灌满。然后我用一点热水在我带来的大木盆里洗了个澡，一丁就跟着小黑子和小水子到后塘去洗澡了。
邻居们一吃完晚饭，洗过凉水澡（男的在后塘，女的用木盆），就陆续到公房前面的小块空地来看看新来的下放户，各人自带小竹椅或小板凳。他们的问题可不少。第一个是："你怎么会是一个人下来？你男人呢？"
我哪能告诉他们我男人还关在牛棚里，那样一来我在这些新邻居当中马上就会成为准敌人。他们又怀疑我是否离了婚的，或是根本没结过婚，或是男人在劳改。"我们结婚十五年了。我还有两个小孩留在合肥。等我安好了家就去接他们。我爱人还在乌江公社劳动，安大还有不少人在那儿。领导上会决定什么时候让他下来。"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的工资不高。过去我的工资是每月五十九元。到了乡下，我每月少拿两块钱。" "我的妈！一个奶们子一个月挣这么多钱！我们农民可真穷。我们一年要等到年底才能见到现钱，还得挣够了公分。一半人家，辛苦一年下来到秋后算帐，倒欠生产队口粮柴草钱。你，一个奶们子，每个月拿五十七块现钱！"
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人会羡慕我的低工资，而现在这些善良的农 民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可恨的剥削者。
"我得养活三个孩子啊。"
"那你的男人呢？他挣多少？"
"他过去挣的比我多，可是文革当中调整过工资。"
"你要不想告诉我们就别讲。你为什么被下放？"
"响应毛主席号召嘛。"
"别糊弄我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错不了。可是孙堡街上的明白人说：‘好人不下放，下放没好人。'大多数人都能留在大学和城里，对吧？我们就是不懂"
他们的问题都是直截了当，意料之中的。一个妇女带着孩子突然从天上掉了下来，好像一个石子被一个顽皮的孩子扔进村子的水塘，打扰了他们生活的平静。他们声音里毫无敌意，只有无邪的好奇。他们令人松心的坦率几乎使我感到"宾至如归"。
第二天一早，我饿醒了，面对我们的新生活，百感交集。"难道这就是我和一家人被注定要在其中度过余生的世界？"一切似乎还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却无从逃避老螃蟹和他安插我们住的这个家这一离奇的现实。不管怎么样，我现在的命运就是顶住半边天，和这个新世界的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打交道。我到十里外的西埠区市镇去了几趟，买粮食和在乡下的生活必需品，包括葫芦瓢、扁担、拨火棍、大扫把、和两只水桶。我能从革命之火的洗礼中拯救了我们那辆英国自行车，真是天大的幸运，否则我现在就寸步难行了。一丁很快就学会从前塘挑一担水倒进大水缸。我也学会了用大灶的大铁锅烧饭，虽然眼睛给烟熏得流泪。我得尽量节约用煤，因为以后没处买啦，但是还不时烧开水给邻居家灌暖瓶。有一天，我在煤球炉上用一个大钢精锅蒸馒头，给他们看见了，当然后来我也得给他们一家一家的做。
全村十八户人家平均分住前高庄和后高庄，两个小村相隔几百尺。晚饭后，我轮流到各家串门儿，逐渐认识了各家各户的大人孩子。老螃蟹一家住在后高庄一座破烂小茅屋。邻居说，如果他没有把钱都花在酒和烟上，他完全可以给家里人盖一座好房子住。一座孤零零的极小的茅屋里住着一个十八岁的小青年，大家叫他"小五保"，因为在1960年那场饿死了全村一半人口的大饥荒中，他父母双亡，他的衣食等等五种基本需求就由生产队保证供给了。
我住在前、后高庄的交界处。我的紧隔壁邻居是孙奶奶，她寡居多年，生产队的三条水牛有一条归老人喂养。她的儿子基升，外号黄鳝篓子，壮得像条小牛，偶尔发脾气就动手打他那非常温顺的妻子。他们有一个病态的三岁的女儿，叫小兔子，还有一个还没起名字的男婴。全村年纪最大还下地的是孙开道，他是孙氏家族的族长，人人尊称"三老爹"。他不但是三名犁田手之一，而且担负"看水"的重任，因此大家又戏称他"水利部长"。他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基贵，小的叫"小蛋"。基贵十六岁，在农村几乎算成年人了，却比六岁的弟弟更天真幼稚。我还没见过他的面就听到他的丑名了。他也许是全村长得最漂亮的小伙子，可是女孩子们都躲着他，因为他时常从她们身后拽她们的大辫子。也许也是全村最壮的小伙子，他挣的工分却比别的小青年少得多，因为他什么农活也干不好。他是家里的败家子，全村的笑柄。全村的大人孩子，连他父母和小蛋也在内，都当面叫他"孬基贵"，或者干脆就叫"孬子"。每逢邻居有人告他拽了谁家大姑娘的辫子，到谁家屋里偷了吃的，摘了谁家菜地里半熟的西红柿、黄瓜，他爹唯一的对策就是把他痛打一顿，或是用粗绳子把他五花大绑关在屋里。他每次作案都是被当场抓住，因为他从不躲躲藏藏。
孙开道家隔壁住的是小黑子和他妈、继父犁田手王学贵、和同母异父的妹妹。他们家紧邻是小水子和他爹妈，他姑妈"老棉胎子"嫁给了老螃蟹。再过来住的是小水子叔叔、副队长陈安友一家，他八岁的儿子"尖嘴猪"以擅长小偷小摸闻名全大队。村子入口处有孙家另一户住着一栋新盖的砖瓦大屋。
有些邻居把鸡蛋卖给我，有时他们也拿到大队的小店去换盐、碱、针、线之类的日用品。我接受老螃蟹的提示，买一些中等价钱的香烟放在家里，于是男社员们就来串门儿抽枝烟。老螃蟹，不用说，是常客，一天几次来抽烟。而且，没过多久就开口向我借几块钱，答应"明儿个就还"。我并不感到太意外，但是仍然很气恼。虽然我也很拮据，几块浅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这就像讹诈。然而我也不敢拒绝他，因为我不知道他会怎样用他的"绝对权威"来对付我。不成，我得罪他不起。我把几张一元票子搁在小书桌上，他急不可待地伸手抓起，他两只血红的眼睛发亮。我很快就明白，"明儿个就还"只是借钱不还的一种说法。
一丁好像喜欢他的新朋友和新环境。他和其它小青年一道在后塘游泳，在暗淡的小油灯下和成年的男社员下象棋。他教大家唱革命歌曲，给他们讲孙悟空的故事。按照村子的风俗，他们也给他起了个外号，"金猴"。每晚讲完孙猴子历险的故事，他就领着我去作另一种冒险：在水田之间的田埂上捉萤火虫。一丁是在城市长大的孩子，这些长翅膀的小生物，用牠们身上闪闪发光的魔灯照亮黑夜，使他心醉神迷。他把萤火虫装在一个小玻璃瓶里，带进蚊帐，然后藉助它们闪烁的光捉蚊子。那些魔幻的小灯给他照亮了什么喜悦与惊奇的幻想？听到我儿子发出无忧无虑的孩子的欢笑，我感到满心温馨，但也更让我感到他爸爸和弟妹不在我们身边的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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