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定要跟学校有关系。你回国也有好几年了，必然有你自 己的经历和观感。」
「别提我个人的经历了！肃反期间我在南开大学挨整，大概和你在延安挨整也没什么两样 。」
「那是个错误，不过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不要计较。我向你保证，在这次运动中，不管你说什么，都不会有任何后果。」
有的朋友怂恿我接受他的意见到鸣放会上发言，也有人教我提防这是「放长线钓大鱼」。接着一连两个晚上，于副校长又亲自登门，讲的还是同一个意思。同时，教师党支部书记老刘也来征求意见，敦促我大胆鸣放。我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诚意，于是我在下一次的教职员大会上就发言了。
首先我简单谈了一下，我六年前中断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回来为新中国工作，没想到回国后却碰上种种困难。然后我重点谈到肃反运动中我在南开的遭遇。
「那是毫无道理，十分荒谬的。肆无忌惮的违犯民权，明目张胆的官方私刑。即便来我家搜查的人手里有所谓的搜查证，他们有什么权利对我怀孕的妻子和老母进行搜身？伤害之外又加侮辱，真是欺人太甚。南开大学至少应当向我们道个歉吧。肃反运动本身是个错误，目的无非是压制思想和言论自由，而它所仿效的斯大林式清党运动已经被赫鲁晓夫揭发谴责了。」
接着我赞扬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赞扬目前广泛征求知识分子的批评意见丶鼓励言论自由。我引用了「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古训，加以发挥：「防知识分子之口胜于防洪。在我们几亿人口中，知识分子少得可怜，十分宝贵，应当鼓励他们作为民族的良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不应当让他们继续当封建王朝那种卑躬屈膝的士大夫。一个人民的政府，一个掌握真理的政党，给予知识分子言论自由，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而从无数开放的头脑却可获得集体智慧的无价之宝。这次整风运动可以成为党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在外交方面，我认为「一边倒」的亲苏政策未必最符合国家利益。我们和西方国家搞无条件的对抗，从中得到了什么？「老大哥」不是和他们保持正常外交关系吗？我们向西方世界关上大门，从而失去了什么？谈到英语教学，我对中国大学聘请「苏联专家」来指导英语教学的做法提出疑问，因为这些专家无非是从苏联师范院校毕业的，而我们有的是在英丶美着名大学留过学的教授。难道有一天我们也要请苏联专家来中国大学指导中文教学吗？关于文艺理论和批评，我认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政治标准第一，那是由于战争年代宣传工作的需要，现在是否可以按照「百花齐放」的精神加以补充。
主持会议的于副校长对我的发言表示满意，接着就让怡楷发言。她说，肃反时她根本没参加南开的运动，而她的母校竟然对她进行非法的人身搜查。她虽感到难堪的侮辱，但她更感到痛心的是对她无罪的丈夫的迫害，这使她联想到耶稣基督的受难。有些人露出惊愕的表情。但是，英语系同仁黄教授，也是美国留学生，却立即对我这样的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受到迫害表示同情。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公安部长罗瑞卿主持肃反，伤害了不计其数的好人，应当枪毙。」英语语音学讲师葆青也十分激动地谈到肃反时她和爱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平白挨整的遭遇。
在后来的一段日子里，受到全国各地大鸣大放形势的鼓舞，我们的情绪很高。有一天，黄教授约我和一位新来的晁先生到他家午餐。他是黄教授的大学同学，也是留美学英语的，经黄引荐从外文出版社调来。我们海阔天空地闲聊，晁某是个胖子，动不动就放声大笑，有点「欢喜佛」的味道。又有一天晚上，我和黄，还有另外两位同仁在兼任英语口语课的北京大学徐教授的屋子里聚会。三杯下肚，我就谈到罗斯福总统1941年提出的「四大自由」。我觉得那个文件是全世界的独立宣言。「但是你不会认识到它们如何重要，直到你生活在一个威胁要剥夺你享受这些自由的环境，」我说。「正如一个人认为有空气是天经地义的，从来不认识这个眼不能见的元素对他的生存本身如何重要。人不仅是生而平等的，而且是生来有言论自由的。但是，你怎能自由发表言论呢，除非你有免除恐惧的自由？」 最后我激动地用英语高呼：「不自由，毋宁死！」黄教授谴责了新近由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揭露的斯大林的滔天罪行，最后高呼「赫鲁晓夫万岁！」 我们觉得自己俨然是开始绽放的鲜花。
即便毛在六月发动反右派运动时，我从来没想到这运动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不就是响应党的号召知无不言吗？领导上不是一再庄严地保证我们决不会受到任何打击报复吗？何况，我从来和资本家没有任何关系，我怎么可能是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呢？不管怎样，不久就放暑假了，我得着手翻译斯坦贝克的《珍珠》。
三
暑假期间，学院相当平静，但北京绝大多数大学和政府部门已经刮起反右派运动的风暴了。我在燕大教过的学生小江来看我，告诉我他和他的堂兄大江在整风期间参加过工作单位的鸣放，批评一党专政和思想控制，反右一开始就受到猛烈的谴责。现在他想躲一下避避风头。我让他住在我用作书房的屋子里。但愿这场风暴赶快平息，就像肃反那样，但我很担心。他问我运动会闹到什么样子，我觉得我得让他为最坏的情况做好思想准备。「你看过《正午的黑暗》和《1984》。情况如果不断恶化，就会抓人丶关人丶甚至杀人。历史常常是用殉道者的鲜血写的。人类社会今天的处境会更坏，若不是有那些殉道者奉献的牺牲。」过了几天，他就不得已回单位去了，我从此再也没见过他。
暑假还没结束，教职员就忙着参加政治学习了。首先是阅读和讨论党中央关于反右运动的文件，还有《人民日报》的社论，尤其是那些由「伟大领袖」亲自执笔的。我们也看了报刊上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矛头都是针对那些在报刊上和单位鸣放过的知名教授丶作家丶艺术家丶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也有一些人为在鸣放中犯了错误写的检讨。接着学院党委就宣布我们不能停留在学习文件，而是要联系自己，联系学院阶级斗争的实际。
九月一号开学，却并不上课。这是1951年以来高等学府第三次停课搞政治运动。学生忙于揪斗「右派学生」。教师忙于检讨自己的错误思想和言论，揭发检举其它教师。再一次，我又当上了头号政治罪人，在「政治学习」小组会和教职员全体大会上接受没完没了的讯问和批斗。把我打成一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好像早在第一次开会以前就有定论了。会上会下都有人要求妻子揭发检举我。几个月前还对我友好的同仁和学生开始回避我了。开会中间休息时，没有人理我，我觉得好像是一个等候判决的罪犯。我感到上当受骗的愤怒，但我也明白我毫无办法。我上了人家的钓钩固然蠢得可以，但是那么多老成持重的大知识分子和久经考验的老党员不是也同样落难了？
接着召开一次又一次教职员大会，举行「大辩论」。所有我在会议上或私下说的话，以及别人无意中听到我说的话，都被谴责为对党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丶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全面攻击。我注意到「革命同志」人手一册，油印的《巫宁坤右派言论集，供批判用》。我在「大辩论」中唯一的权利是承认任何提出的罪名。任何解释或澄清事实的企图都被大声斥责为对革命群众的「反攻倒算」丶坚持右派反革命立场的表现。南开的老同事杨教授声嘶力竭揭发我当年的罪行。一位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戏剧的女教师揭发说，她曾亲耳听到我高呼「不自由，毋宁死！」有没有这回事？我承认有过。「用反动美国口号进行煽动！」她怒吼道。革命群众也跟着怒吼。一名党员指控我提议在滚沸的大油锅里油炸党员。「发泄恶毒的阶级仇恨！」又是一阵怒吼。晁先生揭发那次黄教授款待他的午餐是一次右派论坛，他当时强压着满腔怒火听我胡言乱语。每提到我讲过又经他加工的话，他那赢人好感的呵呵笑声变成了似乎义愤填膺的怒吼。
又有一天，午休时间，我推着小推车里的儿子到校园里去转悠，好让我的脑子暂时抛开一上午闹哄哄的批斗，路上碰到了一位年长的女同事。她是多年前从美国回来的，平常见面有说有笑。我和她打个招呼，她没理会。下午会议一开始，她就跳起来指控我满不在乎推着孩子在校园里乱转，故意表示对抗运动。更恶劣的是，她说，她听到过我手里抱着孩子喊「小丁丁万岁！」，恶意糟蹋「毛主席万岁！」的神圣口号。甚至有人谴责我的婚姻是「右派反动派和反动天主教徒的政治结合。」怡楷不得不参加一场又一场的批斗会，「洗耳恭听」，如同中国悠久的国粹中陪同死刑犯押赴刑场的 「陪绑」。
黄教授是唯一站出来为我辩护的。他指出，我放弃在美国的舒适生活和学术前程，回来为新中国服务，是一个爱国主义的知识分子。他承认，我有一些话也许讲过了头，但是应当考虑到我长期在国外对国情不免有隔膜。无论如何，我响应党的号召，热烈地直言不讳，而有些人却一言不发。他的老朋友晁先生，还有别人，都告诫他注意自己的阶级立场，否则他本人也会滑进右派的泥淖。
晚上我接受小组讯问，「ABC」反革命集团的老问题又提出来了。它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一共有多少成员？他们在我指导下读过那哪些书？我的身份是什么？它的政治目的是什么？由于「ABC」从来没存在过，这些问题无从回答。我为什么参加他们五一劳动节在颐和园的集会？小江犯有反革命罪行在工作单位受到批斗，畏罪潜逃，我为什么收留庇护？他躲藏在我家几天，我和他谈了些什么？我简慢地答道：「他是在私人家里作客。」他们警告我不得耍滑，更不得借题发挥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另一个老问题又提了出来：我到底为什么在1951年回国？我受到一个重复出现的恶梦的缠绕。
最后，国庆节前夕，我在教职员全体大会上被正式定为最毒的「毒草」-「极右分子丶资产阶级右翼的骨干分子。」我犯的是反党丶反人民丶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因此我是一个「三反」反革命分子丶人民公敌。我的罪行累累：我出身于反动地主家庭；我曾在反动的国民党空军当翻译；我多年接受美帝国主义教育；我和「ABC」反革命集团有关系；我参加过反革命集团最近的集会；我恶毒攻击伟大的肃反运动为私刑；我公开叫嚣要求给右派分子推翻社会主义中国的言论自由；我嚣张地高呼美帝的反动口号「不自由，毋宁死！」；我恶毒攻击「老大哥」，反对毛主席的「一边倒」外交政策；我猖狂攻击毛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我恨不得油炸共产党员；我在伟大的反右运动期间在家中窝藏现行反革命分子小江；如此等等。义愤填膺的革命同志们高呼口号，让我「低头认罪」。面对张牙舞爪的革命同志们，我从椅子上站起来，声泪俱下地承认全部罪行。我觉得我在认罪时已经把自己糟蹋够了，他们还斥责我死不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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