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二、三、四十年代，共产党与国民党争斗时，除了军事手段外，在国统区，共产党反对揭露国民党的特务统治，也是致胜的重要法宝之一。
特务统治中极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告密”。告密，自古就有，但一直为道统所责，为正人君子不齿。所以国民党虽推行实施告密制度，但不敢登堂入室，总还有点遮掩。蒋介石手下两大特务系统中统的鼻祖陈果夫、陈立夫是以学人身份入世的，军统的祖师爷戴笠是蒋亲信中的亲信，然爵不过少将，至死未能升迁。这中间有许多原因，但是特务的勾当、告密的行径为全社会全人类所唾弃，绝难置之堂皇则是最最主要的原因和理由。彼时的社会贤达、学界先彦、民主人士、海外名流众口一词，斥责国民党的特务统治。国民党天良未灭，犹知一点耻，识半分羞，共产党就利用了这一点，在争斗中，政治上舆论上一直处于主动。社会名流宋庆龄、蔡元培都大骂过特务统治；李公仆、闻一多遭特务暗杀，全国声讨，蒋介石迫于压力，终究杀了几个替罪羊。政治，国民党玩不过共产党；军事，蒋介石打不过共产党；玩特务玩告密，蒋介石与共产党相比，更是小儿科。
共产主义运动迥异任何朝代任何道统，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是其一以贯之的宗旨和行径。
前苏联、东德共産制度崩溃后档案解密所披露的线人告密之数量和内容都震撼世界和人心。中共以俄为师，后尘之步，不仅得师真传，且蓝有出于青者。前苏联在三十年代大树特树了一位少年告密英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苏共对莫罗佐夫的宣传超过任何人。不知有多少街道、学校、图书馆、集体农庄、轮船和飞机以莫罗佐夫的名字命名，有多少作家、诗人、画家为他写书、唱歌、作画，明信片、邮票和火柴盒上都印着他的肖像。苏联儿童加入少先队的时候，必须在莫罗佐夫的铜像、水泥像或石膏像前宣誓。苏共用他来提倡、鼓励告密，以此来镇压异己，巩固新政权。
苏共如是讲述帕夫利克的英雄事迹：1932年，帕夫利克的父亲特罗菲姆利用任格拉西莫夫卡村苏维埃主席的便利，给流放来的富农开通行证，帮助他们离开天寒地冻的乌拉尔。12岁的少先队员帕夫利克检举告发了苏维埃的敌人父亲。特罗菲姆被逮捕，送到更北的劳改营去，消失了。帕夫利克大义灭亲后，和弟弟被人在森林中杀死。区苏维埃法官来到格拉西莫夫卡村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帕夫利克的祖父母和舅舅是苏维埃的敌人，是杀死帕夫利克兄弟的凶手，立即执行枪决。
事实则是：特罗菲姆夫妇不和，特罗菲姆离家出走，其妻愚昧，唆使儿子帕夫利克告发父亲，以为丈夫一害怕就会回到自己身边。杀死帕夫利克的不是他的祖父母、舅舅，而是当局为了造成一种声势浩大舆论的需要，为了將兒子告发父亲的大义灭亲革命行为宣传得耸人听闻，引人注意，设计把儿子杀死，然后制造成英雄，导引全国告密，镇压异己，巩固政权。苏共倒台，档案解密，有人深究，真相曝光，然真凶至今未获。
中共的告密制度较国民党公然无耻，比苏共更完备、庞大、密集。中共在各次运动中公开号召人们告密，其用语是：思想汇报，检举坏人坏事云云。它谆谆告诫教导人们在出卖别人时是高尚的，可以完全心安理得：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云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个单位都挂有木质或铁质的“检举箱”，加锁；街道上也有，也加锁。单位自是党支部、党委委派专人管理开箱取检举信；街道上则有治保委员。这种告密制度是公开的、长期的、全国性的，它完成了特务统治的根本；更可恶的是，它彻底败坏了人心，它把人性中的丑恶、伪劣、卑鄙、无耻、下作导引得淋漓尽致，酱缸兜底泛起。现当今我们全体不是继续生活在这天罗地网式的特务统治告密制度下么？
这种设置检举箱制度古已有之。最著名的是武则天置铜匦，鼓励臣下百姓告密。因为武则天篡位谋国，牝鸡司晨，名不正言不顺，心虚位浮，总怕臣下议、世人骂、宗室反；所以她放不下心，就鼓励告密，以为能掌控天下。武则天创造发明的铜匦：“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一匦四口， “其东曰‘延恩’，献赋颁、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 这种类当今邮筒分本市、外埠两口投信的办法，能迅速区分效忠信和举报信。武则天还规定：“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五品食的标准是什么呢？据《唐•六典》：“每日细米二升，面二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盐、豉、葱、姜、葵、韭之属各有差”。这是当时一般平民百姓只有在逢年过节才能奢侈一回的享受。告准告不准没关系，“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就是说，告对的，封官做；失实的，不追究。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辄与家人诀曰：‘未知复相见否？’”1954年整肃胡风以来直至 1976年文化革命名义上的结束，中国大陆人不是全部如此生活着的吗？
中共把武则天的告密制度完全学来了，只是更无耻小样下作了。武则天还会为了掩饰，装模作样地用“延恩”、“招谏”、“伸冤”、“通玄”四堂皇来为告密张目，中共则是完全彻底地赤条条赤裸裸赤光光了。文革前的镇反、肃反、打胡风、反右派、批右倾，文革中的全国性整肃，文革后的变相收买，现当今的沉沦堕落，无一不与告密出卖紧紧相连。范曾卖恩师沈从文，沈从文骂学生萧乾，是公开的无耻和无奈；冯友兰卖学术良知是天下皆知的事实；郭沫若卖人格卖一切是一以贯之的行径；臧克家四朝元老、袁水拍卖人有术，能荣衮缠身，犹津津乐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现当今时髦者争先效彷的高明；舒芜史良关键时刻卖友求生求荣、落井下石，与曾有的“七君子”精神与文才同等耀目、同样如影随形伴阳世至九泉……这些，历史和后人不一定要一五一十的算帐，尤其是类范曾沈从文的无耻无奈；但是历史与后人怎么也不能去掩饰涂改肯定这一切甚至颠倒或变相倒颠说话。
笔者1974年在浙江省文成县南田中学教书，读到一封匿名告密信，告的对象是笔者，内容是：黄河清父亲是历史反革命，至今十分嚣张，攻击社会主义制度；黄河清本人经常从南田山区偷偷带木材来温州家里做家具，投机倒把，破坏社会主义建设。黄河清思想落后，经常说反动话（举例）。这样的人，决不能让他调回城市，应该继续留在山区接受贫下中农教育改造云云。原来这是我温州家乡同屋四、五十年的邻居写的。他们看着我长大，平时与我关系不错，文化革命中与我父亲关系紧张，就怕我调回来对他们家不利。这份检举信寄到了文成县的有关部门，收信的领导人与我关系好，就把这信交给我自己处理了。后来我调回温州在南郊中学教书时，邻居女儿到学校代课，我看到了她在黑板上写的字，竟然就是那封检举信的笔迹。邻居女儿是我看着长大的，从黑龙江插队回来，一个很温和善良美丽的女孩子。我不能相信她会做这样的事，但事实俱在，不由我不信。这封告密信我至今犹存，不是为了算帐，是为那个罪恶的告密制度留证。邻居女儿后来因病芳年早夭。我一直没有对她说破这事，是不忍，也是不屑。邻居卖了我，领导人又卖了邻居。这种鸡毛蒜皮的事因告密制度变得格外丑恶下作。这种告密制度已经演变成一种党文化，弥漫在神州大地的每一个墙旮旯，充斥着6亿、7亿、8亿、10亿、12亿人民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家庭生活、夫妻生活的种种切切、点点滴滴。一斑可窥全豹，中国大陆的人心被中共糟践到何种程度！
中共的特务头子，告密制度的主管者再不是戴笠式的小角色。康生、罗瑞卿、李克农、谢富治、罗干、周永康……还有周恩来，是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大将、上将的爵位，都是与闻中共最核心机密、参与最核心领导的角色。和平时期的专制，特务统治告密制度已转变为主要的统治手段、驾驭方法。我们全体，六十年来都生活在天罗地网式的特务统治告密制度下，自觉不自觉地、主动或无奈的做告密者和被告密者。现当今的网络特务，深入电脑信箱，窃取思想、隐私，告密已不在话下，视其需要，造谣构陷，挑拨离间，制造事非，正未有穷期。深受其害者是全体网民。这是特务统治告密制度在新时代利用现代科技变本加厉愈演愈烈的现状。
有章诒和者，最近揭示了口碑甚佳的闻人黄苗子、冯亦代的告密行径。事实俱在，扑朔而不迷离，这是告密制度特务统治犹存的社会大背景所致。章诒和抉要条分，择实缕析，怵目惊心。章诒和之文，虽非捅特务统治告密制度之始作俑者，然因种种原因，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是开了将现当代特务统治告密制度的主子和喽罗一起拉出来示众、予以挞伐的先河。其及时的现世意义和功德将长留青史。其触动现当今整体沉沦堕落的华人知识界的某根神经而引发种种反应在意料之中。悲天悯人者为耄耋之年犹在病房救治的黄苗子被揭、为冯亦代死后承鞭心有不忍，完全可以理解；高屋建瓴者说将一切旧帐算在毛泽东身上，苦口婆心，语重心长，仁智互见；追根究底者提出质疑，探寻黄苗子、冯亦代究竟是否真的告密者，也是认真负责，是对历史对人性对具体的个人认真负责，他们的质疑即便伴有一时意气或错失、强词也不必以夺理视之，正与章诒和为文时也可能会有不缜密出纰漏一样；对号入座而心惊肉跳者、咬牙切齿者、愧怍者、自责自疚者、忏悔者、自此金盆洗手洗心革面者不会是少数。为此而以刻薄几近刻毒的语言攻讦者，加码误解积怨，无异挑起事端、借事生非，大不明不智不当不宜不是不对。公开地明目张皇为特务统治告密制度辩护而指责章诒和其人其文者则尚未见。这是进步之兆？但愿如此！
黄苗子、冯亦代不是告密者，反证的事实和依据一旦发现、存在，我相信不用任何人劝告斥责，章诒和会羞愧无地，负荆请罪。黄苗子、冯亦代是告密者，章诒和何错之有？功与天齐！她背着自己人误解的十字架继续跋涉在中华民族的泥淖中。既是为自己，更是为别人，为我们，为聂绀弩们，为舒芜、史良、黄苗子、冯亦代们，为后人，为历史，为民族！难道我们要继续帮忙帮闲这个吃人的告密制度延续么？小偷应遭斥责，抓小偷者有功。这些简单普通的道理常识现在要喋喋不休，本身就是最可悲的沉沦与堕落。国之不国，民之非民，伊于胡底？！
网上有大陆《中国青年报》署名文章，标题是“章诒和揭私批隐到何时”，是一个疑问句。我无暇读其文，但愿以读者身份回答这个疑问句：应到特务统治告密制度彻底了结后。
在最初对章诒和的文章发出制造时空倒转的质疑时，我直接询问了章诒和，得如下真实：
【我在《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一文草稿中曾有一段“1967年3月，他还和黄苗子、黄药眠商量搞个轮流聚餐会，随即被黄苗子告发……”的话。由于我是边哭边写，电脑打字时错把“1966”打成“1967”。後来在定稿时删去了這一段。《南方周末》发表的是定稿。拙作《谁把聂绀弩送进了监狱》请以《南方周末》上发表的为准。章诒和2009年3月25日。黄河清记录。】
我曾想公之于众，但我终于没有说什么，因为毕竟是小事，是深思深究一下就能够理解可能是笔误的小事；因为当我电话告知质疑者王容芬“据我了解，此乃笔误打字误且已删除”云云这一意思后，王容芬再没有就此说什么了。章王两位大姐都是我所敬重者。我以为文字上纠葛的发生意气大于实际。我想，章诒和如果对王容芬出于尊重和认真负责而首先征询意见的邮件作直接回答，也许更宜更好，传话毕竟会可能产生误差；王容芬则无须立马上纲上线指斥，完全可以也应该以商榷质询为文，有待有了确证反证的事实后再严辞斥责不迟。虽然她们自己可能并不一定认同我的看法，但我相信随着时间和事实的延伸，她们会了悟到这一点的。
拙小文“二流堂人戴浩二三事”曾使章诒和高兴，得其赞赏，缘于她早就知道戴浩的忏悔。她告诉我，她另有文将发在香港某刊，就有戴浩为告密过聂绀弩内疚忏悔的内容。她是为我们所见、撰文不约而同高兴和赞赏。对于无奈告密而忏悔者与主动积极告密而不知忏悔犹文过饰非人模狗样冠冕堂皇者，章诒和泾渭分明。这是根本之一，是我欣赏她的疾恶、勇敢、大器和深刻之所在。
现在我披露这些情况，唠叨这些皇帝没穿衣服的常识，意在言外：对准万恶的吃人的特务统治告密制度的主子和喽啰开火。
2009、4、23午夜
此文撰毕，见网上章诒和文《我没错》、王容芬文《分歧所在》。我想这篇小文还真写对了、及时了。作者附记。4、24上午
——《纵览中国》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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