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最有风度的宰相：张九龄（图）

没过多久，张夫人怀了孕，天天喝鱼汤大补。儿子生下来时，她看着那双水汪汪的眼睛觉得眼熟，回忆了半天想起了那天的九鲮鱼。一定是那条鱼投胎报恩来了，她对自己说。两口子一合计，干脆名字就叫九鲮得了。后来六祖慧能遇到了张九鲮，觉得小娃娃挺灵气的，但是名字不太好。九鲮是水生动物，再怎么蹦跶也上不了岸，不如改叫九龄，取谐音久龄之意，将来做大官。张宏愈觉得慧能大师说得有理，就让儿子改名张九龄。几年后，他又生下三个儿子，名字如法炮制，分别叫张九皋、张九章、张九宾。不过从后来的人生轨迹看，张九龄的飞黄腾达似乎印证了他的名字。

张九龄小时候很聪明，写得一手很漂亮的文章，十里八村的都知道他。弱冠之年，他进京赶考，一举中第，做了秘书省校书郎。校书郎是基层文职官员，整天跟笔杆子打交道。这份工作很对张九龄的胃口，他最不怕的就是笔杆子，作为岭南诗派的创始人，他用词华丽，意境飘逸，连当时的诗坛兼政坛前辈张说都佩服不已。不过，他真正的事业起点是在"道侔伊吕"制科。当时，太子李隆基正盘算着自己登基后的领导班子问题，想找一批能跟自己合谋的人，于是他面向社会广泛公开举行公务员考试。张九龄是众多的面试人之一。他的答卷紧贴时事，分析入位，并就许多问题的处理细节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阅卷老师李隆基看完之后龙颜大悦，给他打了个"A"，并把他从耍笔杆的校书郎提拔为耍嘴皮的右拾遗，做起了专给皇帝提可行性建议的谏官。张九龄不负厚望，充分发挥自己注重细节的特点，经常就现行的体制、政策等问题展开细节性分析，提出切实可行的改善方案，这一点很受唐明皇的认可。譬如当时的政界有条潜规则，京城的官员比地方上的官员更受重视，提拔速度更快，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许多优秀的人才因为不在皇帝眼皮底下，而被埋没终身。张九龄就此问题向唐明皇提出建议，力主纠正这股风气，平衡中央官和地方官的升迁机会。

经过几年的磨炼，张九龄在京城有了点名气，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接着他就开始走狗屎运，碰到了他的命中大贵人-张说。张说时任中书令，也是宰相之一。此人有三牛：第一牛是家族基因牛，他们老张家是唐朝有名的宰相专业户，他的儿子张延赏、孙子张弘靖都是宰相，唐朝能超过此纪录的只有唐明皇的另一位宰相萧蒿；第二牛是才气牛，他的文笔虽然是二流的，但是作品的风格和其中潜含的政治家独有的风骨却是一流的，以此成为了当时的文化界领军人物；第三牛是房子牛，他的宰相儿子曾经修了一座说不出星级的豪华大宅，一家几代人住在里面上百年都不用重新装修。张说当时已是历经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唐明皇四朝的老前辈，无论是政界还是文化界，都是一杆大旗。

前面之所以说张九龄走了运，是因为他和张牛人是本家。起初张说看上了他的诗作，想聊一聊，聊过之后大发感叹：太有才了，下一任文坛盟主就是你。紧接着张说就开始琢磨，我这么有才，小张也这么有才，我俩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没准是一个人吧？结果俩人一查族谱，还真的是一家。乐坏了的张说从此逢人就说张九龄的大德大能，其中听众之一就有唐明皇。那个时候的张说对唐明皇的影响是巨大的，后者早年也是文学小青年，对当时流行的华丽文学路线十分不满，并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极力修正这种趋势。张说的作品正好对他的胃口，两人一拍即合，你搭台，我唱戏，张说从此飞黄腾达。有老张的推荐，唐明皇对小张自然也刮目相看，于是张九龄的官运就坐上了电梯，一升再升。最牛的是在开元十年（公元722年），一年之内连升三级，到开元十一年，他已经是正五品的中书舍人。大家可别以为正五品是个小官，在唐朝一般宰相也就三品，一品、二品的官不是送给死人，就是赏给功劳大的需要皇上三鞠躬的活人，普通人想都别想。

在唐朝皇帝里，唐明皇也算是个有情调的小资，眼见张九龄每天穿得整整齐齐，走路步伐矫健，眉宇之间神采飞扬，心里那叫一个舒服。张九龄还有一个细节做得非常有创意，当时朝臣上朝议事，手里都要拿块象牙做的笏板，如果记性不好，可以把想说的话提前写在上面。满朝文武不用笏板时都是往腰里一别，这种方式如同乡野村夫插烟袋一样不讲究。唯独张九龄在这个细节上做得很特别，他让人做了一个很精致的袋子，专门用来放笏板。每次上朝，他就把袋子放在仆人的手里。你没想到吧，如果张九龄也插在自己腰里，那就成收破烂的了，自然没有风度可言。仅此一点，唐明皇就赞叹了好久，整天看着张九龄比自己老婆还顺眼。

另外，张九龄的诗词风格和张说一脉相承，这一点也是别人无法相比的。平日里，他经常和皇帝大人就文学问题展开讨论，好比同志一样互相勉励，互相进步，他的日子自然也就更好过了。但是，狗屎运踩多了，鞋底就会发臭。当上中书舍人没几年，他就被贬为太常少卿，从有实权的秩官一下子变成工资少、不管事的散官。这是为啥呢？说起来还和他的大恩人张说有关。张说与张九龄相反，是个脑子慢又不注意细节的人。当年他和姚崇两人斗得死去活来，姚崇死后他前去假惺惺地吊唁。姚崇的几个儿子表示感谢，并呈上老爹珍藏多年的珠宝，希望他写个墓志铭。张说见钱眼开，立马就答应了。过了几天，他突然觉得不对，写了墓志铭就表示我俩关系不错，这以后想收拾姚崇的儿子可怎么下手呢？他就厚着脸皮上门想要回来，姚崇儿子很客气地告他珠宝不用还了，墓志铭您也别想要了，我们早就交给皇上了。张说悔得直掐大腿，原来姚崇临死前早就算计好他了。

斗完了姚崇，张说就开始找别人的麻烦，很快他就找到了御史中丞宇文融。宇文融每次向唐明皇汇报工作，张说就出来找茬，找得多了就成了仇家，至少在宇文融看来是如此。张九龄通过工作上的接触，看出宇文融是个有仇必报的人，就提醒张说提防着点。张说不以为然，想当年自己跟姚崇斗的时候他宇文融还不知道在哪儿干嘛呢。没过多久，宇文融找了个理由就把张说干倒了，丢了相位不说，还吃了两天牢饭。张九龄和张说的关系是举朝皆知的，所以也跟着受了牵连。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张九龄很有识人之才，属于一叶知秋的那种猛人类型。多年后，当吃了败仗的安禄山被押送到京商议如何定罪时，张九龄一眼看出此人日后必反，力主马上砍头。唐明皇心软，耳根也软，被李林甫劝了几句就放了。等到安史之乱爆发，唐明皇先丢了长安，后丢了杨贵妃，最后连皇位也丢了，这时才想起张九龄的英明。

过了几年，张说病死，唐明皇怀旧了一下，顺道也想起了张九龄，尤其是他的诗文。于是就重新起用张九龄，任命为相当于副宰相的中书侍郎。至开元二十一年（公元 733年），正式提拔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开元年间最后一位杰出的宰相。这时的唐明皇步入中年，早已没了年轻时奋发图强的劲头，整天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他尤其溺爱自己的耳朵，什么坏事、指责、弊端等等能不听就不听，反之如果是祥瑞、颂扬之类的话有多少他收多少，也不怕撑着。时间一长，耳朵就得糖尿病了。张九龄恰恰相反，之前一直走得比较顺，即使遇到点风浪也很容易过去了，所以他的性格一直没变，做事方法也没变。注重细节的人大都有个特点，就是做事一板一眼，不肯拿原则做交换，我们称之为死心眼。我们来看看张九龄是如何死心眼的。

当时的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镇守边疆，十分能干。他经常搞点挑拨离间的事情，打得契丹等北方民族尿滚屁流。唐明皇早年马上得天下，体内的武人情结使他很赏识张守珪，就想送他一顶宰相的帽子戴戴。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张九龄，张九龄回答得很干脆-不行！宰相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职位，怎么能拿来当红包随便发呢？唐明皇又说就给个帽子，不给办公室，让他当个有名无实的宰相。张九龄的回答还是很干脆-不行！孔老二说过，官职和权力是帝王的工具，很严肃很严肃，怎么当儿戏借给他人呢？今天张守珪打败了契丹就封个宰相，后天他要是再打败了奚和突厥，您老该封他什么官呢？一听孔老二都搬出来了，唐明皇马上作出了明智的选择-闭嘴。

这种类似的谈话还很多。如果是换作哥们儿弟兄还好说，但是和皇帝也这么说，那么好日子就到头了，因为这种谈话方式有个学名叫抬杠。而且可气的是，张九龄每次都像个活字典，总是引经据典，拿圣人的话给自己助威，即俗称的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抬杠也抬得很有风度）。唐朝的皇帝们都还算讲理，唐明皇打死也不敢否定孔子、孟子这些人说的话是垃圾，所以只好认栽。一次两次还好，时间一长，这皇帝就受不了了。加上这个时候蹦出来个马屁精李林甫，唐明皇爱听啥，他就说啥，唐明皇不爱听啥，他就同仇敌忾，加以反驳。这样在皇帝面前，张九龄天天唱白脸，李林甫天天唱红脸，两人的区别就如同美人鱼和恐龙一样明显。几年下来，唐明皇就烦透了张九龄。其实，张九龄的出发点是好的，他本人正直无私，看人看事有时比唐明皇还要透彻。但是，做工作有时要讲方法，尤其是在皇帝面前做事。这一点他比起姚崇就差得很远了。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唐明皇终于无法忍耐了，下令削去张九龄的相位，将他远远地贬到荆州做长史。张九龄从此再也没有回到长安，于四年后病逝于老家韶州曲江(今广东省韶关市)。此时的朝廷里，李林甫、杨国忠等两个没有宰相才能的宰相相继主政，天天给唐明皇耳朵里灌蜜，一直灌到安史之乱发生。仓皇逃到四川的唐明皇老泪纵流，悔恨自己当初把张九龄倒耳朵里的苦汤倒得一干二净。他所能做的就是派人到张九龄的墓前祭一壶白酒，烧两张纸钱，而姚崇、宋景、张说、张九龄和他一起打造的开元盛世则和杨贵妃一起深埋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