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市近日出台一项政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岗创业，不仅将保留编制、职级3年，保留工资待遇1年，创业不成还可回原单位；如果自愿辞职创业，除发给相当于 五年工资的辞职金外，最高还可获20万元奖励，辞职金和奖励金由同级财政负担。随后，昆明市人事局在网上发布声明，称《昆明市人事局关于支持服务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的实施细则(试行)》未经市委、市政府研究批准，关于辞职金、奖励金条款暂不执行。报道又说，专家表示，该政策暂不执行只是说在程序上“未经市 委、市政府研究批准”，也不排除经研究批准后执行的可能。 （10月12日《生活新报》）
这种举措自是为了精简政府机构人 员。几年前就有人统计，中国官民之比已达到26：1，比西汉时高出306倍，比清末高出35倍，即使与改革初的67：1相比，官吏人数攀升之快，也是史无 前例的。官吏越多，国家财政负担就越重，而且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冗官冗员往往是造成腐败和无能的重要原因之一，官位多不仅造成该放的权放不了，该管的事又 无人管，跑官、买官、卖官现象时有发生，而且官多了各种消费就多，财政支出不够就打老百姓的主意，导致腐败和滥权。因此，老百姓对于精简机构和官员，往往 都是持支持的态度。
但据我所知，过去各地精简机构人员，一般也就是采取留职停薪，像昆明这种留职留薪还有奖励的优惠政策似属 少见。如果我是一名当地公务员，也会马上意识到其中好处，即使舍不得公职，一年后仍可官复原职，何乐不为？此事要放在过去，人们也无话可说，但随着市场经 济的确立，公民纳税人意识的增强，人们或许就不禁要问，这种财政支出是否获得了纳税人的同意，毕竟创造公共财富的是纳税人，而不是政府。换言之，政府不创 造任何公共财富，政府只是受托管理公共财富。在未经过人大财政预算的情况下，政府是否就有权将这大笔钱用在精简多余的机构人员身上，它到最后会不会成为一 种变相的发钱，这都是值得质疑的。
更重要的是，这种精简官吏的政策未必就有效。前些年也不是没搞过精简机构和官员的举措，但 取消下面，官员就往上走，精简上面，官员就往下走，结果机构是越来越多，官员队伍是越来越庞大。尤其是，近年来公务员成为最吃香的职业，考公务员的人如过 江之鲫，比高考考上重点大学还难。曾看过一篇报道，一位农村干部对记者说，在那些穷地方，所有的人都一心想要挤入官员的队伍，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只有官 员才能活得既轻松，还能有钱拿，最重要的是，官员特威风”。他的这番话实际上道出了精简机构和官吏的难度所在。
中国历史上的 改革变法，大多数都离不开精简机构与官吏的内容。学者秦晖曾将清代黄宗羲的一个发现称为“黄宗羲定律”，即历史上的赋税改革总是使得农民的负担下降一段时 间后，最后又会不减反增。有学者指出，中国官制改革的历史也印证了这条“黄宗羲定律”。由于在一个官本位社会，官员是获得利益最多的职业，权力受到整个社 会的崇拜和追求。几乎每次机构精简之后，经过一定时间，官员人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膨胀，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历 史上的改革之所以多归于失败，我认为其根本原因是，改革者的最终目的仍是为了巩固其权力，甚至加强其权力。也就是说，改革始终不会触动以官本位为核心的权 力体系和作用，而在一个官本位社会，最终的考量必然是要从官员的利益出发。贤明的改革者也只可以除一时之弊，不可能撬动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要真正打破越 是精简体制，机构越是臃肿，官员越是繁冗的“黄宗羲定律”，这只有在现代社会才有可能，即由官本位社会转向民本位社会，还权于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推动 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换，减少政府的权力和官员的利益，从而减少对官员人数的社会需求量和因冗官造成腐败的概率。
如果机 构改革的重心总是放在精简机构、编制和人员等技术层面的举措，而不是制度层面的改革，就像昆明市政府所做的那样，仍然从不触动官本位的考量出发，仅仅给予 离岗或辞职官员优惠政策，结果依旧不能改变当官有好处的实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不设想，那些空出的位置会不会被新的官员填补，而等到一年后那些离岗 官员回到原单位，官员的人数会不会不减反增？会不会到最后，纳税人又只是白白地付出了自己的钱？(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这种举措自是为了精简政府机构人 员。几年前就有人统计，中国官民之比已达到26：1，比西汉时高出306倍，比清末高出35倍，即使与改革初的67：1相比，官吏人数攀升之快，也是史无 前例的。官吏越多，国家财政负担就越重，而且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冗官冗员往往是造成腐败和无能的重要原因之一，官位多不仅造成该放的权放不了，该管的事又 无人管，跑官、买官、卖官现象时有发生，而且官多了各种消费就多，财政支出不够就打老百姓的主意，导致腐败和滥权。因此，老百姓对于精简机构和官员，往往 都是持支持的态度。
但据我所知，过去各地精简机构人员，一般也就是采取留职停薪，像昆明这种留职留薪还有奖励的优惠政策似属 少见。如果我是一名当地公务员，也会马上意识到其中好处，即使舍不得公职，一年后仍可官复原职，何乐不为？此事要放在过去，人们也无话可说，但随着市场经 济的确立，公民纳税人意识的增强，人们或许就不禁要问，这种财政支出是否获得了纳税人的同意，毕竟创造公共财富的是纳税人，而不是政府。换言之，政府不创 造任何公共财富，政府只是受托管理公共财富。在未经过人大财政预算的情况下，政府是否就有权将这大笔钱用在精简多余的机构人员身上，它到最后会不会成为一 种变相的发钱，这都是值得质疑的。
更重要的是，这种精简官吏的政策未必就有效。前些年也不是没搞过精简机构和官员的举措，但 取消下面，官员就往上走，精简上面，官员就往下走，结果机构是越来越多，官员队伍是越来越庞大。尤其是，近年来公务员成为最吃香的职业，考公务员的人如过 江之鲫，比高考考上重点大学还难。曾看过一篇报道，一位农村干部对记者说，在那些穷地方，所有的人都一心想要挤入官员的队伍，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只有官 员才能活得既轻松，还能有钱拿，最重要的是，官员特威风”。他的这番话实际上道出了精简机构和官吏的难度所在。
中国历史上的 改革变法，大多数都离不开精简机构与官吏的内容。学者秦晖曾将清代黄宗羲的一个发现称为“黄宗羲定律”，即历史上的赋税改革总是使得农民的负担下降一段时 间后，最后又会不减反增。有学者指出，中国官制改革的历史也印证了这条“黄宗羲定律”。由于在一个官本位社会，官员是获得利益最多的职业，权力受到整个社 会的崇拜和追求。几乎每次机构精简之后，经过一定时间，官员人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膨胀，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历 史上的改革之所以多归于失败，我认为其根本原因是，改革者的最终目的仍是为了巩固其权力，甚至加强其权力。也就是说，改革始终不会触动以官本位为核心的权 力体系和作用，而在一个官本位社会，最终的考量必然是要从官员的利益出发。贤明的改革者也只可以除一时之弊，不可能撬动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要真正打破越 是精简体制，机构越是臃肿，官员越是繁冗的“黄宗羲定律”，这只有在现代社会才有可能，即由官本位社会转向民本位社会，还权于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推动 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换，减少政府的权力和官员的利益，从而减少对官员人数的社会需求量和因冗官造成腐败的概率。
如果机 构改革的重心总是放在精简机构、编制和人员等技术层面的举措，而不是制度层面的改革，就像昆明市政府所做的那样，仍然从不触动官本位的考量出发，仅仅给予 离岗或辞职官员优惠政策，结果依旧不能改变当官有好处的实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不设想，那些空出的位置会不会被新的官员填补，而等到一年后那些离岗 官员回到原单位，官员的人数会不会不减反增？会不会到最后，纳税人又只是白白地付出了自己的钱？(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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