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梁漱溟
"文革"初起,红卫兵烧杀抢掠,肆意妄为。这些无法无天者由于权力中枢支撑而闹得天翻地 覆,令人惊恐莫名。说不准什么时候抄家、罚跪、挨打、丧命会落到自身头上,毫无保障的恐惧感笼罩在社会上空。年过古稀的梁漱溟先生自然不能避免这样的突然 袭击。且看他的自述:
"8月24日那天,忽然有人敲门,问是淮,只敲不答,来势汹汹。我亲自开门,一看是许多十多岁的中学红卫兵。我立即 说,你们是来检查‘四旧'的,请吧。领头的一脸怒气,大声训斥:什么检查,我们是来造反的!我便在院中站住,回答说:既然是造反,那就各自为之吧,翻抄什 么都行。""接着便是翻箱倒柜,搜遍了每个角落。他们把所有书籍,除了几本毛主席的书和马列经典著作外,其他的书便撕的撕,烧的烧。由于太多,来不及翻 看,便又查抄运走。他们还呼口号,罚跪,打人。我的内人比我受的皮肉之苦要大得多。""最使我痛心的是红卫兵烧了我家三代的藏书、手稿和字画!""他们撕 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从 戊戌维新到东西文化论战的各家手札以及其他书籍,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当红卫兵们搬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 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 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用不着这些封建老古董。""红卫兵们烧完我家的古籍字画,发觉我家有电话,而且院落也不小,一个头领立即宣布: ‘我们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整个院子我们都占领了!于是他们又把我家的日常用具从北房、厢房扔出,同时一伙人把我拉出去游街、批斗。待游斗回来,便把我关 在南房的一间小屋中,一连被折腾了二十多天。""该砸的都砸了,该烧的都烧了,该斗的也斗了,只有人还在。我自信墨写的字可以烧掉,但人的思想是烧不掉 的。那么我成天面壁而坐,为什么不能重新提笔呢?于是从1966年9月21日开始,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着记忆,我动手写作《儒佛异同论》,每天 写一千多字,全文四万字完成后,又接着写《东方学术概观》......"(《梁漱溟问答录》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172页)
一 般人遭遇这种厄运,皮肉之苦已使颜面丧尽,家传文宝被毁更会痛不欲生。而这位古稀梁老却看得平淡,甚至自解道:如真是"革命"需要,烧掉也罢。居然能够在 混乱无比的世道,心静如水,把笔构思纯学术性的《儒佛异同论》,每天千余字;全书4万字,在外界打砸抢烧抓声中,单凭记忆组合而成。这是当时知识界绝无仅 有的事例,堪称奇迹。
梁先生为什么如此特立独行呢?他是位学者,23岁即以《究元决疑论》名噪一时,被蔡元培先生聘至北大任教。他执著于东 方文化,于28岁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将西方文化与中印文化作了比较,开东西文化比较之先河。晚年出版《人心与人生》,对东西文化特别是对中国儒学 及人类心理学作了进一步阐发。梁先生作为颇具影响的儒家学者,对佛法亦有深刻研究,集儒佛之比较而成《儒佛异同论》,阐述了它们出世与入世的机理。他相信 中囯文化将启示世界的未来,因而推动了现代新儒学的研究。这些学术成就使他的文化思想越出国界,远播海外。他珍视自己的学术思想的贡献,他说,"‘为往圣 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为我一生的使命。"(见前注,第83页)所以,他视自己的学术思想如同自己的生命,由此才能把身外之物视若虚无。为什么三代遗 留文宝、自己研究所需遗存付之一炬而能镇定自若,在大乱中凭记忆完成《儒佛异同论》,从这里似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苏轼在《留侯论》中说:"匹夫见辱,挺 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梁先生沉缅于《儒佛异同论》,正是"卒然临之 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表现。
抛却眼前得失、荣辱,视世事为无形、无物,只醉心于自己所好的精神,概而言之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 梁先生不仅将这种精神用于学术研究,而且贯穿于对社会问题的态度。他19岁参加同盟会,剪掉辮子,立志革命。张勋复辟,段祺瑞誓师讨伐,讨逆檄文就是出自 梁漱溟手笔。以后军阀混战,梁撰写《吾曹不出如苍生何》,鼓吹组织国民息兵会,自费印刷数千册,广为散发。抗战胜利,他参与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民主 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主持民盟所办《光明报》,奔走于国共和谈。他代表民盟提出:国民党在政治上让步--实施宪政,共产党在军事上让步--交出军队。 一时,这一呼声甚高。梁先生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在国共两党军事力量面前得到充分显示。当国共内战已见分晓,中共惩办战犯的条件已经公布时,梁先 生在重庆《大公报》分别发表致国共的公开信。对国民党,要求高位者一律随蔣下野,闭门思过;要求组织国共之外的五至七人调查"破坏和平、造成内战"的责任 者,公开审判,"作出历史定论"。对共产党,他指出:"第一、武力虽然可能带来统一,但到那时既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武力和民主是不相容的,武 力统一不可能有民主;第二、不要联合,不要民主而真能统一稳定下去,如同布尔什维克在苏联,我并不是不欢迎--我欢迎。"这些意见堪称卓尔不群,独树一 帜。旋即发表《答香港骂我的朋友》,明言:"今天知道共产党要来了,而我对他只能‘和而不同'。在共产党的天下里,我就非小心不可。""和而不同"、"小 心应对"表示他的认识是清醒的。
他一旦依附中共,话语权即被剥夺。1953年他提醒中共注意农民生活困苦,本是实情的反映,却遭到毛泽东一 场流氓式谩骂:"杀人犯"、"野心家"、"伪君子"、"反动透顶"!梁先生不怕威胁,力请毛表示"雅量",结果被轰下台去。(其实,直到1955年,农民 吃粮问题仍未缓解。黄炎培、彭一湖均上书反映,中央警卫团不少战士也有回乡调查报告证实,人民日报接到读者来信告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农民少吃、吃 稀。这些都载于《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五册。)"文革"后期,全国政协学习小组讨论"宪法草案"。别人都说好,好,好,只有他冒险进言:林彪作为接班人 写进宪法"不甚妥当",一国不设元首(主席)不知为何。很平淡的两点意见却使四座大惊,认为是"现行的反动言论","要在外头讲,当场就会被批倒斗臭,砸 个稀巴烂的。"召集人决定向上反映,听候处理。后来,批林批孔,全国政协学习小组又是一通批,批,批,梁先生本不想发言,但沉默是不允许的。"退路没有 了,我答应作准备。这期间,忽然传来消息,说江青在首都体育馆鼓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时,还捎带批判我,怒斥‘梁漱溟何许人也'云云。不几天听录 音,贴大字报,证实了这个消息。江青的这一炮,反而增加了我非说话不可的决心。"("虽千万人,吾往矣")他分两半天约8小时,作了长篇发言,总旨是"不 批孔,但批林"。他认为林彪并没有路线,"不敢见人的,不是路线","林彪就是一个鬼,他够不上做一个人,没有人格,这就是我对林彪最严厉的批判!"如 此,招来的是横七竖八的批判:"梁漱溟是孔孟之道的卫道士!""梁漱溟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梁漱溟对抗‘批林批孔'运动罪责难逃!"从一二十人的小组 上升到一二百人的大会,历时一年之久。主持人一再问他的反应,"我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在座者哑然,转而是群情激愤,不可抑制。 (见前注,第175-184页)从此,"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与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马寅初之"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 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与吕荧在一片声讨胡风声中力言"胡风不是反革命",彼此交相辉映,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脊梁。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尊敬他们!
孟子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自我反省,若理直气壮,虽有千军万马阻挡,我也勇往直前,决不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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