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余虹的自杀，对于余虹的死法，他生前的许多挚友表示了“震惊、惋惜、理解、尊重”，但这些表示既解释不了自杀现 象，又拿不出解决自杀问题的办法。那么，这样的表示究竟有多大意义呢？对于一个个生命，一个个年轻的、鲜活的，有才华的生命（很多博士啊！）的自杀选择， 难道我们整个社会，就这样无可奈何？
年青的80后作家棵子因余虹自杀而联想到“文艺批评家的生存困境”〈见《写在余虹自杀之后——试谈文艺批评家的生存 困境》），在《露天吧》论坛发出了难得的令人感动的呼吁：“我们社会应该呼吁，在向这些精神拓荒者致敬的同时，更要关心他们的个体生活，关心他们的身体健 康”——可惜的是，这样的呼吁虽令人感动，但似乎难得引起共鸣。
尽管如此，我们看到，年青的作家棵子依然热切地发出了他的质询：“我们这个社会怎么样了？我们这个时代怎么样了？”——然而，这样的质询是否显得天真了？它的软弱无效是必然的。
问题就那样摆着，棵子当然看到：“如果一个社会，对自杀现象不再发言，或者发的都是一些表示“理解”的话，那么，这 个社会也许是不健全的，是病态的。因为它对生命失去了敏感，只有冷漠；对我们这个生存环境也失去了感受，只有麻木的适应。”鉴于此，棵子忍不住又问道： “如果这样，那么，我们的生命尊严何在？我们的社会尊严何在？”
然而，我仍然要遗憾地说，如果从非信仰的即世俗的层面追问“生命尊严”和“社会尊严”的问题，在当下国人的总体意识语境中，必定是无效的，也是无力的。
余虹以自杀方式试图摆脱的生存困境，似乎并没有因他的一死了之而消失。其实，这种生存困境，又岂止围困湮灭了余虹一人！置身在这种生存困境中的，又岂止文学批评家！岂止那些个跳楼的博士、大学生！
读此文时，我注意到棵子如下一段话，他认为余虹之死——“不仅关系到学术的命运，还关系到学者的命运。虽然很多人纷 纷表示对个人尊重，他们认为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生命和死亡的自由。但这些富丽堂皇的话语始终掩饰不了社会的种种扼杀人性的弊端。尤其是在一个伪自由的社会 里，自杀者的死亡显得更加可疑。”
棵子的以上表述是必要的，虽然还不够深透有力。是的，在当今中国社会，无论亲眼目击，还是来自种种媒介的道听途说，自杀的现象似乎已是司空见惯，遍及各个阶层！
原因是什么？棵子认为“在当前中国这个伪自由的社会里，学术不民主仍是学术界最本质的生态问题。”但问题所牵涉的究竟是学术民主？还是思想自由？甚至是更重要的什么？我想至少不是单一的吧？
回到余虹的死上，棵子又说：
“我从来不相信什么神的启示，但余虹在生命的最后与《一个人的百年》不期而遇，我总觉得不是一种偶然。”
——“不相信什么神的启示”，这种体制化流行思想教育出来的“理性”一旦遇上“唯物主义”难以解释的“非理性现象”，便难免犯难，只好说“总觉得不是一种偶然”，踌躇不前了。按现行教育的知识底子，棵子当然没法解释这种现象。而这种困惑，当然不仅仅是棵子一人。
感谢棵子转贴了余虹临终前所写的重要文章《一个人的百年》，恰恰在这篇东西里，除了棵子已经提到过的以上一些说法，余虹以下这些话，用以探讨“自杀”问题，在我看来更具意味：
1、“生存在死亡的威胁中乃每个人的命运，只有那些幸运儿可以避开自然与人世的威胁而幸存。”
——能够直面死亡，思考死亡的文艺批评家是极少的，余虹算是其中之一了；而且，余虹似乎已经朦胧地感到有“幸运儿”能面对“人固有一死”的必然威胁。
2、“如果死亡真像一睡了之那么宁静也就好了，但谁知道这一睡之后会做什么梦？谁知道那死亡之地是个什么样子？也许死比生更糟？”
——余虹对死亡的猜测，特别是对于生命死后的猜测，令人惊叹——“也许死比生更糟”，“也许”这个词，表明他对生命之死并无把握。可是，他依然选择了自杀，这样没有把握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哪怕为了尊严，也未免太轻率了！
其实，余虹完全可能选择另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活法或死亡——决非自杀，从而更认真更严肃更有尊严地对待自己难得的宝贵人生！笔者这样说的依据，就在余虹这篇文章里。
余虹在他的文章里提到，他在波士顿访学期间，认识了一位“九十五岁的美国老太太”——
“这位老太太给我的总体印象就是阳光，在她身上看不到任何老年的阴影与凄凉。她的衣着总是生气勃勃而脱俗得体，她的 神情总是平静而充满喜乐，她说得最多的两句话是‘我能帮你什么？’‘最近我很忙。’的确，她把每天的时间都安排得满满的，不是在厨房和餐厅里帮忙就是在附 近小学做义教或在教堂做义工，在儿子家过周末，在教堂过周日。”
与这位九十五岁“非常阳光”的美国老太太交往，是余虹难得的生命之缘，他也的确从老太太身上有所领悟，有所思考——
“这位虔诚的美国老太太在世靠国家，去世有上帝，她没有生老病死无着落的不安，换句话说，她的生死是有依靠和庇护的。”
可以说，面对老太太的生命之光，生活榜样，余虹已经走到了获救的大门口，只要往前一步，他也可以像那位阳光老人一样。很显然，我这里指说的“获救之门”，就是“信仰”。
但是余虹停下了，他没有继续往前一直进入信仰之门，而是回过头来，继续“理性”地思考：
“人的庇护从何而来呢？现世的社会和彼世的信仰，前者给人以生之依靠，后者给人以死之希望。”
“可悲的是，近百年来连这种依靠与庇护也几乎在革命与资本的折腾中消失净尽了。”
应该说，这样的思考是极有价值的，这样的思考会给后人宝贵的启示——认真寻求真实的依靠与庇护。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余虹提出的“社会和精神庇护遭到严重破坏”而急待恢复的命题特别值得深思！
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如果余虹获得了信仰，同样丝毫不会妨碍他得出上述有价值的思考。然而他的生命将会是另一番模样！他的宝贵人生，在利己也利他的道路上，将过得更为充实。
无论是谁选择自杀，都是丝毫也不可取的！！！
在对待生命的宝贵上，古代中国士人应该成为现代中国知识人的榜样！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生命选择，最大的价值在于“闻道”，但闻道之死，并非指自杀！
孟子教导的中国古代士人所作的死亡选择，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岳飞、文天祥、谭嗣同……无不如此！
中国古代士人，即使横逆困穷，亦会如孔子所说“知其不可而为之”；或身居陋巷而怀天下。如孔子赞叹的颜回，“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
而今的知识人怎么了？如果说，现代诗人朱湘的自杀，还是较为单一的现象，当代诗人海子、戈麦、顾城……前后几十个诗人前赴后继——简直自杀成疯！！！跳楼自杀的，前有才华洋溢的文学评论家胡河清，继有刚死不久的文学评论家余虹！
可咒诅的自杀！可悲悯的自杀！
让一代中国新人寻找失落已久的精神信仰！
这就是余虹等等现代知识人自杀的代价和教训！
（说明一下：笔者所说的信仰，并非一定指文中美国老太太信仰的基督上帝。因为在中国儒、道、释文化传统，精神传统中，历来不缺虔诚的形而上信仰和终极追求，只是被五四时的反传统极端主义粗暴斩断，后来又被粗俗的“唯物主义”糟践一空而已。）
2007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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