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夫君遭难
到剑桥上学是我第一次在国外读书，开始的时候在语言和学习方法上都有压力。有时老师讲的课不能全听懂，要录音回去后慢慢消化。但东伟总是在鼓励和安慰我： “别像过去那样非拿第一名不可，这次咱们只要能拿了毕业证就行呵！”好在这边考试时不像在国内那样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关键是要能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所以我考试的成绩还算不错。到第二个学期，听力已没有太大问题，也渐渐熟悉了剑桥的教学和生活方式，心情才开始放松起来。可很快，我就再也轻松不起来了。
二零零六年三月，我在大纪元网站看到两个从大陆逃出来的证人披露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牟利的消息。这个消息太骇人听闻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本能的不愿意相信。我迅速的登陆了几个国内的大医院的网站，看了他们关于器官移植的广告，均表示几周内能得到器官源。这确实太可疑了，可我还是不愿意相信。最不愿意相信这个消息的就是法轮功学员了，想到自己的同修被残害，何其悲痛！
第二天有一个很有个性的朋友来访。他的思维很敏锐，但总是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比如我给他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时候，他说：“不用听你们讲，我都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宣传中肯定有假的。比如它说法轮功迷信、自杀、自焚、不让人吃药，又说法轮功有国际政治背景，和国外反华势力勾结，有政治图谋，而这两种说法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前面是真的，那后面就不可能成立。你想一个自杀、自焚的组织怎么可能有政治图谋呢，怎么和国外反华势力勾结呢？反正总有一个是假的，或者两个都是假的。”
这次我给他讲了我刚看到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问他的看法。朋友听的很认真，然后告诉我：“现在很难判断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如果这件事是假的，很可能是中共安排的。”我问：“为什么？”他说：“你想呵，如果是假的，很容易调查出来，而法轮功已经把这个事宣扬出去了，那不就名誉扫地了？那不正是中共最高兴看到的吗？所以如果是假的，中共会很积极的传播这个消息，然后再让人去调查。所以你就观察一下，看它在网上封不封锁这个消息，如果像六四、自焚那样封锁，被过滤掉，就说明这个事是真的。”他停了一下，叹口气：“如果是真的，那确实太惨烈了。不过，二战时不是有人从纳粹集中营逃出来求救，当时人们也不敢相信吗？所以才耽误了营救。”是啊，所以后来国际社会才发誓这样的悲剧“永不重演”（Never Again）。
四月份复活节时学校放春假，在英国正是出游的好季节。但我的心情很沉重，根本没心思游山玩水。就在这时，国内一个政法系统的朋友告诉我，大陆又开始新一轮对法轮功的打压，这次“年轻人+高学历”是重点打击的对象，留学归国人员又是重中之重，所以他劝我不要冒然回国。几天后，我就在网上看到一份被曝光的河北省的一个610办公室的机密文件，印证了这个说法。文件中说要在全省范围内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集中摸底排查”，“逐人造册登记”，并且说要重点针对“三高三长三出”，三高指的就是“高学历、高智商、高技能”。文件还说“对摸排做到只做不说，严格保密”，“不让人抓住把柄”等。
我们这代人，同学中出国的很多，尤其东伟原来学生物的同学百分之九十都在国外。而我们多次选择了留在国内，故土难离啊。我对那片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可按他们的标准我和东伟肯定属于被打击之列。难道我回国真的有危险吗？我热爱的这片土地到底怎么了？真的容不下我们这样的人吗？
尽管知道了这些，我还是存有一些侥幸心理，心想：东伟工作那么忙，再加上照顾女儿，天天生活也就是两点一线，他们有什么理由抓人呢？还不像上次，我们还写了申诉信。于是打电话叮嘱东伟，让他注意安全。他只是告诉我五月份他们单位要办一个法制方面的大型国际研讨会，所以忙的不可开交。又得意的告诉我，女儿现在越来越像他了，“左撇子”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干什么都先伸左手。其实从两三个月起，她就有这个倾向了，那时还不会做什么，但躺在小摇椅上喝奶时，她的两条小腿总是不停地踢，东伟发现她踢左腿的频率明显地比右腿要快。
然而一个月后，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晚，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七、八个警察突然闯入家中，强行抓走了东伟！东伟被抓前的一个星期，女儿每天都在半夜醒来，然后无名的大哭，百般安慰也不停止，要哄很久才能重新入睡。东伟还在担心她身体哪儿不舒服。难道是女儿已经预感到坏人马上要把亲爱的爸爸抓走了吗？
东伟第二次被抓后，我经历了生命中最痛苦的一段时间。每天心上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沉甸甸的几乎喘不过气来；胃里老像有个东西拽着似的，揪心般的难受。根本吃不下任何东西，每次都是强迫自己才能吃进去一点点。但我知道，我不能垮掉，我还要救他，我也要如期完成我的学业。那段时间，我白天去图书馆查资料、写毕业论文，晚上就开始和国内联系、打电话，经常是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如果不是炼功，我可能根本就撑不下来。
开始时，我还想在国内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件事。因为我想，好歹也是在北京，没有任何理由就抓人，太说不过去了！但每次给国内打完电话后，或是警察的蛮不讲理、百般辱骂，或是人们对我求助的冷漠和无可奈何，让我一次次的走到绝望的边缘。那种刻骨的心痛与绝望让我每天都忍不住躲起来大哭几场。
我曾多次打电话给海淀公安分局指出他们抓人的违法之处.接电话的警察有的说他们不能向国外来电提供任何信息；有的反问我：“如果你觉得我们违法，那你为什么不去告我们呢？”还有的告诉我：“抓人的是国保大队，我们只负责看人，你找他们去吧！”
我给国保大队打电话，对方一听说是法轮功的案子，马上挂了电话。等我再拨过去，他就说是私人电话。我说我刚打过，就是你接的，你刚才说是国保大队。他就开始破口大骂，还威胁要把我也送到监狱里去。我只好写信给他们的上级主管单位--北京市政府，而那些信则如石沉大海。
六月底，我被国内一个朋友告之东伟被判了两年半的劳教。这个消息对于我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要是我不知道劳教所里什么样，担心的程度可能不会那么大，可我是从那个可怕的地方出来的呀！想到他又要承受的那一切，我几乎崩溃！
我马上决定替他上诉。年迈的父母几次试图去看他，可都被海淀看守所拒之门外。后来我几近哀求我的一位律师同学，让他做东伟的辩护律师，为我们上诉。按法律规定，无论什么样的当事人和处于什么情况，律师都是可以会见的。但当这位律师按法律程序去海淀分局及看守所会见当事人时，却被告知法轮功不能见律师。杀人犯都可以见律师，但法轮功学员不行！律师后来退出了，说这样的案子没法做。如此违法行为发生在中国的首都北京，我真不敢想像其他地区会可怕到什么程度！
东伟被抓的三个月后，家里接到海淀分局法制科寄来的所谓《劳教决定书》，称东伟因在家中藏匿八十份“法轮功宣传品”而被劳教两年半。当时我真是欲哭无泪，又悲愤万分。先不说法轮功学员家里有法轮功的资料也不违法，而我们家里当时根本就没有这八十份宣传品。警察为了把东伟送进监狱，竟然伪造了“证据”！
网上曝光的610机密文件称要对“高学历、高智商、高技能”的法轮功学员重点打击
那时，刚好是世界杯足球赛的赛季，校园里一到傍晚就热闹非凡。年轻的学子们聚在一个大草坪上，就像我们小时在操场上看电影那样，在一个大屏幕上观看比赛。如遇到英国队赢了，还会放焰火庆祝。校园的欢庆和我的痛苦形成鲜明的对比。有时晚上强迫自己吃点东西后，我也会走到大操场上去，坐在那些看球的学生中间，想让欢乐的气氛感染一下我。但常常是在欢笑的人群中，想起我那得不到任何音信的先生，而泪流满面。
英国的天气多变，说下雨就下雨，所以这儿的人都不怕雨，雨中的行人也算一道风景。平时遇上雨大时，我会到咖啡屋里躲一会儿。捧一杯热咖啡，透过玻璃窗看那些冒雨行走的英国人，我常常发笑。他们在雨中显的很“大无畏”，无论雨多大，根本不放在心上，继续面不改色的保持原来的速度行走。而东伟被抓后，遇上大雨我再也不躲了，也在雨中行走，任雨水掺上我的泪水狂流，流到嘴里都是苦苦的味道。不是说泪水是咸的吗？还是这雨是凄风苦雨……
我有时真想不通，在中国，像东伟这样的人都要成为被打击的对象，那任何人如何保证自己某一天不会成为牺牲品呢？虽然很多人现在属于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但如果社会中存在一种制度性的不公平时，那么每一个人其实都存在危险啊。我和东伟不也曾是社会中的佼佼者、“国家的栋梁”吗？但这一点也不妨碍需要时对我们进行残酷打压。
我的好丈夫，女儿的好爸爸，父母的好儿子，仅仅因为信仰真、善、忍，又一次被投入劳教所中承受折磨。原本幸福的家庭，再次分崩离析，其中的辛酸、忧虑和悲苦有谁能知！那时每天都在想东伟，想哪怕做梦梦见他一下也行，但因睡的太少，却是夜夜无梦。我们之间的距离是那么遥不可及，不是因为天各一方，而是这被强行拆散的分离。
我们之间的距离是那么遥不可及，不是因为天各一方，而是这被强行拆散的分离
The furthest distance in the world
is not when I stand in front of you
yet you can't see my love
but when undoubtedly knowing the love from both
yet cannot be together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而是两个人明明相爱
却不能够在一起）
——印度 泰戈尔
(今年三十八岁的卜东伟是总部设在旧金山的美国亚洲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因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被从家中抓捕。后被非法判处劳动教养两年半，现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已经整一年。卜东伟的妻子娄宏伟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自丈夫被抓后，娄宏伟多方呼吁营救，现已得到欧盟、国际大赦等机构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多国议员的声援和帮助。)
(待续)
到剑桥上学是我第一次在国外读书，开始的时候在语言和学习方法上都有压力。有时老师讲的课不能全听懂，要录音回去后慢慢消化。但东伟总是在鼓励和安慰我： “别像过去那样非拿第一名不可，这次咱们只要能拿了毕业证就行呵！”好在这边考试时不像在国内那样只有一个标准答案，关键是要能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所以我考试的成绩还算不错。到第二个学期，听力已没有太大问题，也渐渐熟悉了剑桥的教学和生活方式，心情才开始放松起来。可很快，我就再也轻松不起来了。
二零零六年三月，我在大纪元网站看到两个从大陆逃出来的证人披露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牟利的消息。这个消息太骇人听闻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本能的不愿意相信。我迅速的登陆了几个国内的大医院的网站，看了他们关于器官移植的广告，均表示几周内能得到器官源。这确实太可疑了，可我还是不愿意相信。最不愿意相信这个消息的就是法轮功学员了，想到自己的同修被残害，何其悲痛！
第二天有一个很有个性的朋友来访。他的思维很敏锐，但总是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比如我给他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时候，他说：“不用听你们讲，我都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宣传中肯定有假的。比如它说法轮功迷信、自杀、自焚、不让人吃药，又说法轮功有国际政治背景，和国外反华势力勾结，有政治图谋，而这两种说法完全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前面是真的，那后面就不可能成立。你想一个自杀、自焚的组织怎么可能有政治图谋呢，怎么和国外反华势力勾结呢？反正总有一个是假的，或者两个都是假的。”
这次我给他讲了我刚看到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问他的看法。朋友听的很认真，然后告诉我：“现在很难判断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如果这件事是假的，很可能是中共安排的。”我问：“为什么？”他说：“你想呵，如果是假的，很容易调查出来，而法轮功已经把这个事宣扬出去了，那不就名誉扫地了？那不正是中共最高兴看到的吗？所以如果是假的，中共会很积极的传播这个消息，然后再让人去调查。所以你就观察一下，看它在网上封不封锁这个消息，如果像六四、自焚那样封锁，被过滤掉，就说明这个事是真的。”他停了一下，叹口气：“如果是真的，那确实太惨烈了。不过，二战时不是有人从纳粹集中营逃出来求救，当时人们也不敢相信吗？所以才耽误了营救。”是啊，所以后来国际社会才发誓这样的悲剧“永不重演”（Never Again）。
四月份复活节时学校放春假，在英国正是出游的好季节。但我的心情很沉重，根本没心思游山玩水。就在这时，国内一个政法系统的朋友告诉我，大陆又开始新一轮对法轮功的打压，这次“年轻人+高学历”是重点打击的对象，留学归国人员又是重中之重，所以他劝我不要冒然回国。几天后，我就在网上看到一份被曝光的河北省的一个610办公室的机密文件，印证了这个说法。文件中说要在全省范围内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集中摸底排查”，“逐人造册登记”，并且说要重点针对“三高三长三出”，三高指的就是“高学历、高智商、高技能”。文件还说“对摸排做到只做不说，严格保密”，“不让人抓住把柄”等。
我们这代人，同学中出国的很多，尤其东伟原来学生物的同学百分之九十都在国外。而我们多次选择了留在国内，故土难离啊。我对那片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可按他们的标准我和东伟肯定属于被打击之列。难道我回国真的有危险吗？我热爱的这片土地到底怎么了？真的容不下我们这样的人吗？
尽管知道了这些，我还是存有一些侥幸心理，心想：东伟工作那么忙，再加上照顾女儿，天天生活也就是两点一线，他们有什么理由抓人呢？还不像上次，我们还写了申诉信。于是打电话叮嘱东伟，让他注意安全。他只是告诉我五月份他们单位要办一个法制方面的大型国际研讨会，所以忙的不可开交。又得意的告诉我，女儿现在越来越像他了，“左撇子”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干什么都先伸左手。其实从两三个月起，她就有这个倾向了，那时还不会做什么，但躺在小摇椅上喝奶时，她的两条小腿总是不停地踢，东伟发现她踢左腿的频率明显地比右腿要快。
然而一个月后，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晚，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七、八个警察突然闯入家中，强行抓走了东伟！东伟被抓前的一个星期，女儿每天都在半夜醒来，然后无名的大哭，百般安慰也不停止，要哄很久才能重新入睡。东伟还在担心她身体哪儿不舒服。难道是女儿已经预感到坏人马上要把亲爱的爸爸抓走了吗？
单纯善良的夫君因为信仰真、善、忍第二次被投入劳教所中承受折磨
东伟第二次被抓后，我经历了生命中最痛苦的一段时间。每天心上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沉甸甸的几乎喘不过气来；胃里老像有个东西拽着似的，揪心般的难受。根本吃不下任何东西，每次都是强迫自己才能吃进去一点点。但我知道，我不能垮掉，我还要救他，我也要如期完成我的学业。那段时间，我白天去图书馆查资料、写毕业论文，晚上就开始和国内联系、打电话，经常是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如果不是炼功，我可能根本就撑不下来。
开始时，我还想在国内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这件事。因为我想，好歹也是在北京，没有任何理由就抓人，太说不过去了！但每次给国内打完电话后，或是警察的蛮不讲理、百般辱骂，或是人们对我求助的冷漠和无可奈何，让我一次次的走到绝望的边缘。那种刻骨的心痛与绝望让我每天都忍不住躲起来大哭几场。
我曾多次打电话给海淀公安分局指出他们抓人的违法之处.接电话的警察有的说他们不能向国外来电提供任何信息；有的反问我：“如果你觉得我们违法，那你为什么不去告我们呢？”还有的告诉我：“抓人的是国保大队，我们只负责看人，你找他们去吧！”
我给国保大队打电话，对方一听说是法轮功的案子，马上挂了电话。等我再拨过去，他就说是私人电话。我说我刚打过，就是你接的，你刚才说是国保大队。他就开始破口大骂，还威胁要把我也送到监狱里去。我只好写信给他们的上级主管单位--北京市政府，而那些信则如石沉大海。
六月底，我被国内一个朋友告之东伟被判了两年半的劳教。这个消息对于我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要是我不知道劳教所里什么样，担心的程度可能不会那么大，可我是从那个可怕的地方出来的呀！想到他又要承受的那一切，我几乎崩溃！
我马上决定替他上诉。年迈的父母几次试图去看他，可都被海淀看守所拒之门外。后来我几近哀求我的一位律师同学，让他做东伟的辩护律师，为我们上诉。按法律规定，无论什么样的当事人和处于什么情况，律师都是可以会见的。但当这位律师按法律程序去海淀分局及看守所会见当事人时，却被告知法轮功不能见律师。杀人犯都可以见律师，但法轮功学员不行！律师后来退出了，说这样的案子没法做。如此违法行为发生在中国的首都北京，我真不敢想像其他地区会可怕到什么程度！
东伟被抓的三个月后，家里接到海淀分局法制科寄来的所谓《劳教决定书》，称东伟因在家中藏匿八十份“法轮功宣传品”而被劳教两年半。当时我真是欲哭无泪，又悲愤万分。先不说法轮功学员家里有法轮功的资料也不违法，而我们家里当时根本就没有这八十份宣传品。警察为了把东伟送进监狱，竟然伪造了“证据”！
网上曝光的610机密文件称要对“高学历、高智商、高技能”的法轮功学员重点打击
那时，刚好是世界杯足球赛的赛季，校园里一到傍晚就热闹非凡。年轻的学子们聚在一个大草坪上，就像我们小时在操场上看电影那样，在一个大屏幕上观看比赛。如遇到英国队赢了，还会放焰火庆祝。校园的欢庆和我的痛苦形成鲜明的对比。有时晚上强迫自己吃点东西后，我也会走到大操场上去，坐在那些看球的学生中间，想让欢乐的气氛感染一下我。但常常是在欢笑的人群中，想起我那得不到任何音信的先生，而泪流满面。
英国的天气多变，说下雨就下雨，所以这儿的人都不怕雨，雨中的行人也算一道风景。平时遇上雨大时，我会到咖啡屋里躲一会儿。捧一杯热咖啡，透过玻璃窗看那些冒雨行走的英国人，我常常发笑。他们在雨中显的很“大无畏”，无论雨多大，根本不放在心上，继续面不改色的保持原来的速度行走。而东伟被抓后，遇上大雨我再也不躲了，也在雨中行走，任雨水掺上我的泪水狂流，流到嘴里都是苦苦的味道。不是说泪水是咸的吗？还是这雨是凄风苦雨……
我有时真想不通，在中国，像东伟这样的人都要成为被打击的对象，那任何人如何保证自己某一天不会成为牺牲品呢？虽然很多人现在属于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但如果社会中存在一种制度性的不公平时，那么每一个人其实都存在危险啊。我和东伟不也曾是社会中的佼佼者、“国家的栋梁”吗？但这一点也不妨碍需要时对我们进行残酷打压。
我的好丈夫，女儿的好爸爸，父母的好儿子，仅仅因为信仰真、善、忍，又一次被投入劳教所中承受折磨。原本幸福的家庭，再次分崩离析，其中的辛酸、忧虑和悲苦有谁能知！那时每天都在想东伟，想哪怕做梦梦见他一下也行，但因睡的太少，却是夜夜无梦。我们之间的距离是那么遥不可及，不是因为天各一方，而是这被强行拆散的分离。
我们之间的距离是那么遥不可及，不是因为天各一方，而是这被强行拆散的分离
The furthest distance in the world
is not when I stand in front of you
yet you can't see my love
but when undoubtedly knowing the love from both
yet cannot be together
（世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而是两个人明明相爱
却不能够在一起）
——印度 泰戈尔
(今年三十八岁的卜东伟是总部设在旧金山的美国亚洲基金会北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因修炼法轮功于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被从家中抓捕。后被非法判处劳动教养两年半，现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已经整一年。卜东伟的妻子娄宏伟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自丈夫被抓后，娄宏伟多方呼吁营救，现已得到欧盟、国际大赦等机构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多国议员的声援和帮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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