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 当今只有“经改”而没有政治制度变革与之相适应或称“跛脚”的改革的弊端已经明显：财富不断向小集团的权贵们手中集中而绝大多数工农只能维持在温饱线上；这样的问题是“制度”造成的，在“制度”不可能被改变的情况下，社会矛盾总有激化、爆发的那一天！中共可能以另一种方式摆脱国内的困境，即加紧对人民的压制并裹胁其一致对外扩张……
民国初年的三次“复辟”是指“辛亥革命”（1911年）成功、建立中华民国以后；被推翻清王朝的皇室孤臣却不甘心失败的命运，乘民主大业基础未稳而聚首于溥仪周围，伺机“恢复祖业”。前两次的图谋都因胎死腹中而难产；第三次张勋（前两次也有其参与）丁巳复辟（1917年）成功，闹剧却仅持续十二天，便宣告失败了。应该说前“清”的残渣余孽不甘心自己失去的乐园而极力反戈一击，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人民大众尽管“民主”难成，但是对“复辟”绝不答应（包括袁世凯的“称帝”丑行）。这就是民国初年的民主力量的水平——只能“破”不能“立”。
下面说民国初年的四次“选举”。颠覆帝制，初建民国，实现民权，遇到的头等大事就是民主选举；可是中国大众从未玩过此等“游戏”，“选”不好也在情理之中。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由海外回到上海，受到热烈欢迎……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当选；是次选举为第一次，各方面条件都不成熟，因此只能称作“临时大总统”。事实上孙中山的“临时”也是徒有虚名的！第一次选举显现的是人们的狂热和浮躁，而第二次则是袁世凯的无赖行径——“逼选”。袁世凯做过一系列的 “打”、“拉”议员的准备；同时授意手下组织一个“公民团”，充当“逼选”总统的打手。1913年10月6日在北京举行大总统选举，“公民团”成员——几千名“便服”（ 军警、流氓等）打着旗帜，把选举会场包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高呼：
“不选袁世凯为大总统，不许出议场一步！”
“不选袁大总统，谁也别想吃饭！”
“不选袁大总统，谁也别想睡觉！”
如此这般，一直拖到晚上10点钟才得出第三次投票结果；袁世凯得票超过投票人数之半，其“当选”大总统。袁大总统的无赖习气可见一斑！其余两次是在其后比“袁氏选举”更“文明”的徐世昌和曹锟“贿选”；“贿选”并不稀奇，今日中国农村的村官选举仍然行贿受贿普遍存在，在此不值一提。
事实证明民国初年的民主实践无法走上正轨；根本原因在于大众的民主知识匮乏而更少于实际“参与和妥协”，其中至关重要的负面因素是前“清” 的少数军阀对民主人士的拉拢、恐吓和对民主选举的捣乱破坏。因为民主无力，前“清” 复辟、军阀混战就在所难免。蒋介石领导北伐战争，打败北洋军阀而结束军阀混战局面，当然对统一大业有益；但是对中国巩固共和民主政体少有实际意义。后来的 “抗日战争”、“国共决战”又进一步葬送了中华民族探索民主的机会；蒋介石在大陆败退而困守台湾后又实行更为严厉的军事管制，而在战争中取得大陆政权的中共则把民主由“民初”的闹剧演变成“文明”的表演……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民间的政治改革呼声日益高涨，要求“民选”、“多党政治”。中共控制的媒体一直把民国初年民主实践的失败总结为西方多党制不适合于中国国情，照搬照抄西方多党政治制度，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从而得出结论：坚持和完善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重大的意义。对此笔者确信中共犯了一个其极力宣传的哲学常识——唯物辩证法的错误，即看不透民主大业的发展规律性（也许是有意愚民）。民主是一个民族大众管理国家的能力，是能力就需要学习和实践，在实际运作中日臻完善。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以后，“民主”变成闹剧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民主”的初期只能如此；否则中国早就成为民主国家了。中共对“民初”民主的否定就如同指责一个蹒跚学步的幼儿摔倒一样可笑，没有“摔倒”岂会有“稳步”、更何至于“箭步”？而中共政权则可以从两千多年的专治制度中吸取“营养”，再加上几个“小党”和“人大”等作“点缀”；另一方面中国还有数不清的大众从未经历过民主的洗礼和熏陶……因此中共的统治至今还是“成功”的。
但是一个事实不容忽视，就是当今只有“经改”而没有政治制度变革与之相适应或称“跛脚”的改革的弊端已经明显：财富不断向小集团的权贵们手中集中而绝大多数工农只能维持在温饱线上；这样的问题是“制度”造成的，在“制度”不可能被改变的情况下，社会矛盾总有激化、爆发的那一天！中共可能以另一种方式摆脱国内的困境，即加紧对人民的压制并裹胁其一致对外扩张……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 1868年）以后，因为政治民主化不彻底等原因，使日本走上奉行“大陆政策”（向东亚扩张）的侵略道路……直至1941年12月初日军偷袭美国军港（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在对外侵略的道路上碰到了真正的“钉子”，而1945年8月美军送给日本本土的两颗原子弹才彻底阻止了“大陆政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受害国人民和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也使日本人民承受灭顶之灾！
“常识”告诉我们化解未来危机的最佳方式就是中国的民主之路！依据近一百年前“民初”民主实践失败的事实，中共身后的“民主”同样会是艰辛困苦的；而中共不肯放弃既得利益又担心丧失权力后遭到报应，所以其就要负隅顽抗到底。已往的事实表明：独裁愈烈，崩溃愈突然；社会为民主化转型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后续的民主制度建设也将更加艰难。因为专制的遗风会象瘟疫一样猖獗、历久不散；它会感染每一个人，包括改革者自身。下一次 “民主”的关键还在头几年的实践是否可行；有一个良好的开头，坚持下去，经历几十年的努力就可能逐步完善而走向成功；否则群龙无首、黑恶势力猖狂、经济凋敝又可能为军事专治或军阀混战提供“良机”……无论如何将来的“民主”都会迫使中华民族处于动荡不安的岁月，这是中国人无法绕过去的“坎”。只有整个民族接受民主的磨难、锤炼而成熟起来，才能使中国大众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只有民主才能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而化解专治的未来危机！
2007-9-1
民国初年的三次“复辟”是指“辛亥革命”（1911年）成功、建立中华民国以后；被推翻清王朝的皇室孤臣却不甘心失败的命运，乘民主大业基础未稳而聚首于溥仪周围，伺机“恢复祖业”。前两次的图谋都因胎死腹中而难产；第三次张勋（前两次也有其参与）丁巳复辟（1917年）成功，闹剧却仅持续十二天，便宣告失败了。应该说前“清”的残渣余孽不甘心自己失去的乐园而极力反戈一击，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人民大众尽管“民主”难成，但是对“复辟”绝不答应（包括袁世凯的“称帝”丑行）。这就是民国初年的民主力量的水平——只能“破”不能“立”。
下面说民国初年的四次“选举”。颠覆帝制，初建民国，实现民权，遇到的头等大事就是民主选举；可是中国大众从未玩过此等“游戏”，“选”不好也在情理之中。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由海外回到上海，受到热烈欢迎……29日在南京的17省代表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当选；是次选举为第一次，各方面条件都不成熟，因此只能称作“临时大总统”。事实上孙中山的“临时”也是徒有虚名的！第一次选举显现的是人们的狂热和浮躁，而第二次则是袁世凯的无赖行径——“逼选”。袁世凯做过一系列的 “打”、“拉”议员的准备；同时授意手下组织一个“公民团”，充当“逼选”总统的打手。1913年10月6日在北京举行大总统选举，“公民团”成员——几千名“便服”（ 军警、流氓等）打着旗帜，把选举会场包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高呼：
“不选袁世凯为大总统，不许出议场一步！”
“不选袁大总统，谁也别想吃饭！”
“不选袁大总统，谁也别想睡觉！”
如此这般，一直拖到晚上10点钟才得出第三次投票结果；袁世凯得票超过投票人数之半，其“当选”大总统。袁大总统的无赖习气可见一斑！其余两次是在其后比“袁氏选举”更“文明”的徐世昌和曹锟“贿选”；“贿选”并不稀奇，今日中国农村的村官选举仍然行贿受贿普遍存在，在此不值一提。
事实证明民国初年的民主实践无法走上正轨；根本原因在于大众的民主知识匮乏而更少于实际“参与和妥协”，其中至关重要的负面因素是前“清” 的少数军阀对民主人士的拉拢、恐吓和对民主选举的捣乱破坏。因为民主无力，前“清” 复辟、军阀混战就在所难免。蒋介石领导北伐战争，打败北洋军阀而结束军阀混战局面，当然对统一大业有益；但是对中国巩固共和民主政体少有实际意义。后来的 “抗日战争”、“国共决战”又进一步葬送了中华民族探索民主的机会；蒋介石在大陆败退而困守台湾后又实行更为严厉的军事管制，而在战争中取得大陆政权的中共则把民主由“民初”的闹剧演变成“文明”的表演……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民间的政治改革呼声日益高涨，要求“民选”、“多党政治”。中共控制的媒体一直把民国初年民主实践的失败总结为西方多党制不适合于中国国情，照搬照抄西方多党政治制度，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从而得出结论：坚持和完善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具有重大的意义。对此笔者确信中共犯了一个其极力宣传的哲学常识——唯物辩证法的错误，即看不透民主大业的发展规律性（也许是有意愚民）。民主是一个民族大众管理国家的能力，是能力就需要学习和实践，在实际运作中日臻完善。在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以后，“民主”变成闹剧是无法回避的现实，“民主”的初期只能如此；否则中国早就成为民主国家了。中共对“民初”民主的否定就如同指责一个蹒跚学步的幼儿摔倒一样可笑，没有“摔倒”岂会有“稳步”、更何至于“箭步”？而中共政权则可以从两千多年的专治制度中吸取“营养”，再加上几个“小党”和“人大”等作“点缀”；另一方面中国还有数不清的大众从未经历过民主的洗礼和熏陶……因此中共的统治至今还是“成功”的。
但是一个事实不容忽视，就是当今只有“经改”而没有政治制度变革与之相适应或称“跛脚”的改革的弊端已经明显：财富不断向小集团的权贵们手中集中而绝大多数工农只能维持在温饱线上；这样的问题是“制度”造成的，在“制度”不可能被改变的情况下，社会矛盾总有激化、爆发的那一天！中共可能以另一种方式摆脱国内的困境，即加紧对人民的压制并裹胁其一致对外扩张……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 1868年）以后，因为政治民主化不彻底等原因，使日本走上奉行“大陆政策”（向东亚扩张）的侵略道路……直至1941年12月初日军偷袭美国军港（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在对外侵略的道路上碰到了真正的“钉子”，而1945年8月美军送给日本本土的两颗原子弹才彻底阻止了“大陆政策”。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给受害国人民和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也使日本人民承受灭顶之灾！
“常识”告诉我们化解未来危机的最佳方式就是中国的民主之路！依据近一百年前“民初”民主实践失败的事实，中共身后的“民主”同样会是艰辛困苦的；而中共不肯放弃既得利益又担心丧失权力后遭到报应，所以其就要负隅顽抗到底。已往的事实表明：独裁愈烈，崩溃愈突然；社会为民主化转型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后续的民主制度建设也将更加艰难。因为专制的遗风会象瘟疫一样猖獗、历久不散；它会感染每一个人，包括改革者自身。下一次 “民主”的关键还在头几年的实践是否可行；有一个良好的开头，坚持下去，经历几十年的努力就可能逐步完善而走向成功；否则群龙无首、黑恶势力猖狂、经济凋敝又可能为军事专治或军阀混战提供“良机”……无论如何将来的“民主”都会迫使中华民族处于动荡不安的岁月，这是中国人无法绕过去的“坎”。只有整个民族接受民主的磨难、锤炼而成熟起来，才能使中国大众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只有民主才能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而化解专治的未来危机！
200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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