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异象纷呈广州连报要“震”

讲述人：冯绚敏

　　65岁，广东省地震局研究员、中国地震学会地下流体专业委员会委员。1976年，为广州地震大队(广东省地震局前身)的科研人员。

　　冯绚敏：1966年邢台地震后，国家意识到地震预报人才缺乏，从相关行业抽调人员充实地震研究队伍。我就是在那时候转行研究地震的。广州地震大队一成立，我就过来了。

　　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我和同事正在坐船前往海南开会。一下船，就听说地震的消息。我们不信，打电话回广州，对方说没错。我们又打电话向北京国家地震总局核实。对方答复也很确切。我们一下就懵了。

　　在海南开了两天会，我们赶回广州。一到广州，大队领导就召集我们开会，决定派工作组到各地实地观测。我留在广州负责收集本地情况，并把全省各地上报的情况进行汇总。
　　
　　石榴岗上千青蛙堵路

　　调查的结果非常不妙，全省各地都出现宏观异常！在海南，观测到地光，就是在傍晚时分，野地里突然出现一团光或一个火球，冒光的地面出现裂缝，草都烧焦了。天气异常炎热，马路路面几乎能烤熟东西，海口的老农不得不给牛马穿上“草鞋”。其它各地也都出现类似情况，比如，井水翻花冒泡，动物行为异常等。在广州，常常出现蚂蚁成群结队地过马路。在石榴岗一带，成百上千的青蛙“排队”外出，堵满了路面。

　　我们24小时值班，虽然家就在单位旁边，但没人回去。电话一会儿一个，都是反映这些异常情况的。大家聚在一起，认真研究，讨论的结果是，这些确实是临震现象。大家都特别紧张。最终，还是决定向省里发出地震预报。省里接报后，没有将这一消息通过媒体公布，可能是怕造成恐慌，而是通过政府一级一级下传。于是，很多人就搬出来住进抗震棚。　　这样的正式预报总共有两次。但是，最终地震没有发生。
　　
　　预报不准被扣上政治帽子

　　事后，我们也承受了很大压力，有人上纲上线，把这定性为一个“地震事件”，给我们扣了一顶大帽子。我承认，那时我们有认识上的不足，影响了政府决策，应该反思。但我到现在也不认为这里存在什么政治问题。因为，那些异常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后来，我们专门请教了气象专家和一些老农。最后认为，井水打转、海龟上爬等现象，可能和台风有关。七八月份，正是沿海台风季节。

　　但是，还有很多情况是台风解释不了的。根据统计，在1976年一年，广东一省发生的2.3级以上地震就达40次，虽然多数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但是已经远远超过了正常范围。最大的一次发生在阳江，4.7级。历史上极少有地震记录的一些地方，也发生了，比如，恩平、佛山、遂溪等。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外省。1976年5月29日，云南龙陵一天之内发生7.4级、7.3级两次地震；7月28日，除唐山外，河北滦县也发生了 7.1级地震；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发生两个7.2级地震；8月23日，上述两地再次发生7.2级地震……三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全国就发生了6次7 级以上的地震！

　　所以，事后，国内的专家们达成一致看法：1976年那段时间，中国所在的区域地壳应力变化非常活跃。所以，我们当年在广东所观测到的宏观异常，都不能排除是与地壳应力场活动增强有关。

　　而且，虽然广州没有地震记录，但是，佛山当年发生了3.9级地震。所以，有些广州人在有些地区感觉房屋摇晃等，并不一定是心理紧张导致的幻觉，而有可能是确确实实的震感。
　　
　　患上地震研究恐惧症

　　唐山大地震对我们这些搞地震的，影响非常大，包括心理上和观念上。因为有不少熟悉的同行就死在这场地震里了。

　　国家地震局预报中心的一个女同志，当时就是负责发布地震预报信息的。当年，确实有很多临震信息都汇总到她那里了。但是，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一切都以政治为纲。如果发布错误预报信息，很可能被说成别有用心，甚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所以，她格外谨慎，说再看一看，再看一看。但是，不容许她观望太久，大地震就来了。

　　震后三十年，她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申请院士时，连续三次都在最后一关被打下来，就是因为唐山地震。

　　唐山地震后，不少同事不想搞地震研究了。很多时候，我们总是一次次地问自己，我们还有出路吗？还能继续吗？还要继续吗？后来我想，自己既然已经转行，还是要搞下去。这一搞，就是差不多三十年。前几天翻资料，在1976年，我做的笔记有足足10本。